启蒙即救亡——“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的社会批判
来源：《文艺研究》   2023-07-24 09:35:3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诋毁鲁迅的论调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从未对抗日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大潮汹涌，作家、文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是常见现象。而在鲁迅的笔下，似乎很难找到这类文字，于是就有了鲁迅从未发出过抗日言论的流言。这种论调当下主要在网络上流行，由于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甚至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信以为真，因此有必要撰文澄清事实。其实，“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就抗日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只不过这些言论大多是批判性的。批判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民党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策略、态度;二是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出现的种种荒谬、丑恶现象。前者可以称之为“政治批判”，后者则不妨叫作“社会批判”。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在妥协、退让。这背后自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每有冲突发生，官方总是谋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普遍的不满和愤怒。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鲁迅是无数批判对日妥协、退让者之一，但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国难当前，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这在本质上是有害于抗日的。对社会病态异常敏感的鲁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鲁迅的批判并不全是因为它们不利于抗日。国难声中的各类丑恶现象，都是某种国民性病症的表现，但这并非由国难产生，而是长期存在于国人身上，只不过在特殊时期又一次显现出来。鲁迅批判这些现象，就是在国难时期延续其一贯的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参与救亡;同时也是在针砭大众的精神痼疾，更是其长期坚持的启蒙事业的继续。笔者一向认为，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启蒙即救亡。

　　所谓“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也是一种粗略的区分，有时某种现象属于政治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是难以遽下判断的。鲁迅的文章，也并非每一篇只批判一类现象，而是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对政治现象的批判，也有对社会现象的针砭。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笔者在《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西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东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3期)、《鲁迅〈“友邦惊诧”论〉现实批判考辨》(《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谈论，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涉及鲁迅此一时期的社会批判。

　　一

　　1931年10月29日，鲁迅写了杂文《沉滓的泛起》，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滩出现的诸多丑恶现象。该文指出，日军侵华如用棍子搅动死水，各种丑恶现象泛起，趁机显示自己的存在。阿Q精神本来就是十分常见的国民性病症，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了特别突出的表现。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土，于是一些人便去翻史书、查字典，声称日本人古名“倭奴”，“倭”是矮小之意，似乎这样一来，中国就胜利了，而中国人因日本凌虐而产生的怨愤，也可以平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深重的顽症，它在国难时期以“爱国”的名义显现，危害特别大。在上海滩特别常见的，则是以“抗日”和“爱国”的名义推销自己的产品，即所谓“发国难财”。胡汉民在上海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希望青年成为国民之前锋，平时要注意“养力”，勿轻易“使气”，第二天报纸上便有人借此说养力就是强身，泄气便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就应开怀大笑，所以要看美国电影《两亲家游非洲》。绕了半天，是借“抗日爱国”的名义为美国影片做广告。文艺界人士成立“救国会”，慷慨激昂，其实是借国难推销自己的著作。有人为了卖狗，在报纸上便强调救国不能靠“国联”，而是要仰仗战犬，犬类品种繁多，又以自己养的那种狗最适合作战。还有人致信报纸，说自己在汉口生病，不能投身抗日义勇军，而沪上友人寄来某种药，服药后即可奔赴抗日战场，这类编造的“抗日故事”无非是为了卖药。鲁迅说，这些人要趁日本侵略中国，尽量榨取利益，“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1]。借国难之机，趁抗日浪潮，推销本来卖不出去的存货，当然是对抗日的破坏。但要说此类行为对抗日能构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却未免高估了这些人。人们会在抗日热情的驱使下受骗于一时，但不会长久被此种伎俩迷惑。

　　那么鲁迅为何要花费时间、精力批判这种现象?就因为此种现象下面隐藏着的，是极其顽固的精神病灶。许寿裳曾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常与他探讨这样的问题：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探讨的结果是，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病根，“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2]?“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在上海的这些现象，当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有，那正是性格中缺乏“诚与爱”的表现。对这种国民性格中的病患，鲁迅一直以小说、杂文等多种方式进行批判，这也是他执着从事的启蒙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借国难发财，更有理由引起鲁迅的警觉和悲愤，因为缺乏“诚与爱”的病根，在鲁迅看来与金元和清代两次“奴于异族”有密切关系。而现在，中国正再次面临“奴于异族”的危险。因历史上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在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更明显的症候，而如果中国奴于日本，这种病患一定会更加深重。启蒙的事业虽然艰难地进行了十几年，但还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却又一次面临“奴于异族”的危险，这怎能不令鲁迅忧虑、痛苦?批判因缺乏“诚与爱”而在遭受入侵时大发国难财的行为，是在救亡，更是在坚持启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不冲突。

　　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了《中秋二愿》。文章开头说：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 “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3]

　　一开头便提到“九一八”，自然意味着在对抗日救亡问题发言。乾隆皇帝其实是陈元龙的儿子，是流传很广、记载很多的流言。其产生的原因，是由极度自卑转化而来的极度自欺，它与以为证明了日本人古称“倭奴”就战胜了日本的心理一样，是阿Q精神的典型表现。如果乾隆真是汉人的儿子，那么在其登基的那一天，汉人就悄悄然战胜了满人，光复大业于不知不觉间完成。“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鲁迅的讽刺是尖刻的。而在日本人对中国鲸吞蚕食之时，人们忽然又借“海宁观潮”而大谈乾隆本是汉家血脉，令鲁迅格外担忧：“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4]如果真相信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那就是中国人早就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便根本不是侵略，而是汉人的子孙要回来寻根问祖。既如此，“抗日救亡”云云，便没有必要了。国亡了，却亡得如此心安理得。《中秋二愿》一文里还提到中国人每以蒙古人征服欧洲为荣之事：“‘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5]南宋不过是古代蒙古人征服的许多政权之一，中国人却以蒙古曾经征服欧洲为自己的荣耀。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也是鲁迅长期批判的。只是在亡国的危险日益加剧时听到这种声音，让鲁迅感到特别痛心。因为说乾隆是汉家血脉，就可以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而以蒙古征服欧洲为荣，将来就能够以日本征服了其他国家为自傲的资本。这更使鲁迅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同样具有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意义。

　　二

　　国难时期的各种丑恶现象，都是精神上的老病在特定情境下的复发。以做戏的态度做事，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这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得非常突出。鲁迅晚年就对以做戏的姿态进行抗日表演深恶痛绝，而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也特别多。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人做事不认真的批评是鲁迅杂文一贯的主题，1926年7—8月连载于《语丝》周刊的《马上支日记》就对此进行过批评。其中，鲁迅赞同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一些看法。在《支那人气质》一书里，斯密斯认为中国人善于“做戏”，即常常以演戏的心态和姿态做着正经事[6]。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介绍了斯密斯的观点并做了发挥。他认为斯密斯说中国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并不是过于刻毒的评语。“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中国戏台上的常见对联，这就证明人们把一切都看作一场戏，谁要较真倒是愚蠢的。就是受了欺侮，因怯于报复也会以万事无非一场戏来自我安慰。鲁迅强调，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式的“虚无党”，因为“虚无”正是认真的表现。但很多中国人极其善变，毫无操守，心里这样想，嘴上却那样说;在后台这样做，到前台又那样做。一定要说这样的人是“虚无党”，那也只能说是“做戏的虚无党”[7]。凡事不认真，视一切事情为儿戏，是鲁迅在小说、杂文中着重批判的中国人的精神缺陷之一。如《阿Q正传》就着力表现了阿Q性格中视万事为游戏的一面，他受欺侮后能够迅速恢复心理平衡并放弃报复，正是通过将受欺侮视作游戏来实现的。“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上抗日热情高涨，然而鲁迅也在其中看到一些做戏式的行为。这最终会将侵略视作游戏，从而放弃反抗，甘当侵略者的奴隶，甚至还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诗意和幸福。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非罕见。

　　鲁迅多次强调，“认真”是日本人特别突出的精神特征。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也不惜背上“汉奸”的骂名，主张凡事都当作游戏的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一个人民遇事极不认真的国家受到一个讲求认真的民族的侵略，那差距便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上。1931年11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杂文《新的“女将”》，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画报上的女性形象从“性喜音乐”的“女校皇后”、“爱养叭儿狗”的“女校高材生”、“大学肄业”的“女公子”等，变成了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或托着枪的戎装女战士。鲁迅从画报上女性形象的变化，嗅到了浓烈的做戏气息，让他想到《双阳公主追秋》《薛仁贵招亲》一类传统戏剧中的“女将”。这种戏台上的“女将”，往往头插雉尾，手执双刀，常常一上台就博得满场喝彩。观众明知不过是做戏，但却看得分外起劲。而如今画报上的女护士和女战士，也如戏台上的“女将”一般，不过哄读者开心。“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鲁迅在这里是将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的。他解释说，自己并非主张女性不能参加抗日，而是强调“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日本军队的情形可以作为一种反证，谁也没有看见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中看护队的照片，作战部队里也并没有女人，这是“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8]。

　　《新的“女将”》发表在《北斗》第1卷第3期，在同一期刊物上，鲁迅还发表了杂文《宣传与做戏》。该文仍然兼有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对官方和民间做戏般的抗日行动进行了针砭。“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9]连体操班都不愿意上，却偏要做出抗日的姿态，这是在演戏。糟糕的是，由于做戏已成习性，他们时时处处以天地为戏场却不自知。倘若军民普遍以这种态度对待侵略，那结果自然是极其悲惨的。

　　而鲁迅发表于1932年1月《北斗》第3卷第1期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批判的则是上海的“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但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却率部坚持抵抗，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于是，各地都有青年组成“援马团”，要奔赴黑龙江支持抗战。上海也有一支数百人的“青年援马团”，声称要步行到黑龙江援助马占山。在鲁迅眼里，这无疑是在做戏。他批判了“青年援马团”游戏般的抗日举动，更批判了产生这类行为的社会土壤。鲁迅说“，青年援马团”的行为看起来很“堂·吉诃德”，实际上却截然不同：“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10]既然是做戏，就须有观众，任何戏剧表演都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青年援马团”成立后能够从上海走到常州，是因为受到民众支持。人们认同和欣赏这种做戏，才会出现这类“抗日”行为。“青年援马团”和迎送他们的民众，并非不知道此种行为违反常理。然而，说“青年援马团”和普通民众都在有意识地装腔作势也过于武断。以天地为戏场，有时是有意识地做戏，如借抗日救亡发国难财，有时却是无意识地做戏，是虽在做戏而不自知。在做戏的文化氛围中出生、成长的人，有时便会有抑制不住做戏的冲动，暂时丧失常识和生活经验，做出种种只该在戏台上发生的事情来。

　　三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说：“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他举例说，即使是崇拜关公、岳飞的有文化的人，如果问他们心目中的两位“武圣”是何种形象，那关公一定是细眼、赤面的大汉，而岳飞则一定是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再穿着绣金的缎甲，背后插着四面尖角小旗。这形象就是从小说和戏曲舞台上得来的。鲁迅还指出，在提倡忠孝节义时，新年庙市上的年画就多画着相关故事，“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11]。人们普遍是按照小说、戏曲来想象和理解古人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论及古代的神魔小说时，也认为它们“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12]。

　　早在《阿Q正传》中，鲁迅就重点表现了戏曲对国人心理言行的影响。阿Q精神的内涵之一，是做戏精神。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应对生活环境的方式，往往是下意识地模仿戏曲表演。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要唱几句戏文，这当然是在不自觉地模仿戏曲人物。阿 Q被押赴刑场时，也很想唱几句戏。他在脑中搜索着看过的戏曲，《小孤孀上坟》显然配不上这么悲壮的场合，“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也显得无聊，最后选定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然而因为双手都被绑着，戏唱不成，于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13]。阿Q在临刑前的举动，其实都是在模仿戏曲人物。他惯看的草台班上，囚犯赴刑场途中要吼几句戏文，或表达冤屈，或显示豪迈。阿 Q说出的那半句，完整的表达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这也是戏台上死囚在行刑时喊出的话。鲁迅说他“无师自通”，又加上引号，正暗示虽无人特意教他，但阿Q却自然而然地师法了戏曲人物。

　　在“青年援马团”身上，鲁迅也发现了小说、戏曲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做戏般的抗日姿态，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说、戏曲。鲁迅说：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14]

　　当时的报纸曾报道，“青年援马团”出发前抬棺游行，还有人断指写血书。鲁迅这番话便是针对这类做法的。所谓在行为上用典，就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复制小说、戏曲中的行为。在小说、戏曲影响下的做戏，往往是真诚且不自知的。然而，这种真诚地做戏，比那种有意识地欺世骗人，对自身，对社会，都更具有危害性。

　　上海的“青年援马团”之步行北上，当时是一件颇为耸动视听的事。“青年援马团”共有二百八十余人，于1931年12月6日到车站，打算乘车北上，来自上海各界的万余民众在车站含泪送行。铁路当局奉命不准免费乘车，欢送民众当场凑钱替他们买了车票，上车后铁路当局又奉命不得发车，“青年援马团”只得第二天步行出发[15]。而在黑龙江偏远一隅坚持抵抗的马占山，对各地“援马团”奔赴其驻地十分头痛。12月8日，马占山通电全国各地党政、教育、媒体部门，请求转告欲赴黑龙江援马青年，目前应该好好学习本领，将来为国服务，此时切勿赴黑龙江“作煮鹤焚琴之举”。23日，马占山又对已经到达的学生训话，强调东北招兵并不困难，已到达者希望都能领取路费返回[16]。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政府并不支持各地青年学生放弃学业奔赴黑龙江，而马占山也不需要以青年学生补充抗日战士。毫无疑问，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学生到马占山那里，只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正是马占山表示了不欢迎，各地才解散“援马团”。马占山没法配合“援马团”做这种抗日表演，因为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人;而各地民众、媒体之所以起劲呐喊助威，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鲁迅对“援马团”的批评，显示了他一贯的冷峻、清醒。

　　中国人抗日抗得轻浮，然而侵略者杀人却杀得切实，这令鲁迅特别担忧和痛心。1932 年6月18日，上海“一·二八”战事停火不久，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自己能否以“一·二八”为题材写些东西，还不能决定，因为听说的事情，一调查则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本人去登以此扬名的。鲁迅无限感慨地写道，“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这里的“别人”当然指日本人。鲁迅又引用当天《申报·自由谈》里的一段话：“密斯张，纪念国耻，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伊是爱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摇出几粒仁丹来，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说：‘女同胞听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须得抗日救国。”鲁迅说，在“一· 二八”事变以前，如此行事者还真不少。到战争爆发时，如果生活器具、日常用品上有“抗日”字样，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人只是将有着“抗日”字样的徽章放在身上，自己早就忘了，却因被日本人查获被杀。对此，鲁迅评论道：“‘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17]做戏般地抗日，当然抗得轻浮。而习惯于做戏的人，是很难明白自己是在做戏的。鲁迅对这种现象一再提出尖锐批判，无非是想唤醒戏中人。

　　1932年11月下旬，鲁迅北上省母期间，曾在辅仁大学发表演讲，后讲演内容以“今春的两种感想”为题发表于11月30日北平《世界日报》。鲁迅在演讲中又说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许多中国人莫名其妙地被杀之事。他表示自己亲眼见到许多中国青年被日军捉去，惨遭杀害。这些青年被捕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有抗日的证据。“九一八”事变后，很多大学、中学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一开始还天天操练，后来渐渐荒废，但戎装还保留着，自己却早已忘记，一旦被日军找到就要送命。像这样并未真抗日，只是开过几次会、上过几次操的青年被杀，国人往往认为日军太残忍，“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18]。

　　一听说日本侵占了东北，便揎拳捋袖、目眦尽裂，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这感情是强烈的，但往往也很肤浅，因而也就必然是短暂的，一如不经烧的东西着了火，一时间烈焰冲天，但瞬间即熄灭。不能说这样的情感不真诚，但虽强烈却肤浅、短暂的情感，常常是在真诚地做戏。鲁迅所希望于当时中国人的，是具有深沉、坚毅的爱国精神，以无比的韧性持续地、百折不挠地从事抗日工作。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并永久摆脱受欺侮的命运，就必须使中国人普遍清除做戏的习性，确立凡事以踏踏实实的精神去做的品格。所以，对做戏般的抗日举措的批判，是在救亡，也是在启蒙。

　　四

　　1934年8月，鲁迅创作了以墨子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非攻》，这篇作品也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是在借墨子助弱宋抗强楚的故事，说明中国要抵抗日本侵略只有靠实力、智慧和韧性，指望凭口舌等方式救亡，是虚妄的。《非攻》还对煽动所谓民气并企图以此抗拒外敌的做法，进行了否定和嘲讽。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19]

　　墨子懒得搭理曹公子，第二天对自己另一个学生管黔敖说：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20]

　　这段描写表明鲁迅对煽动民气的行为持批判态度，对所谓“民气”本身也是否定的。考虑到其创作《非攻》时正是面对日军侵略、中国社会普遍宣扬“民气论”的时候，所以对煽动民气和民气本身的批判，都可视作兼具了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意义。

　　鸦片战争后，每遇外侮必有中国人主张利用民气抗敌，结果是祸国殃民。在没有实力的情形下，民气本身不可恃。主张依靠民气制胜，会陷入不务实际的泥坑，在正义感和口号声中陶醉，以为凭广大民众一腔怒火便可把外敌焚毁，其实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所谓 “民气”，往往是煽动者和民众合演大戏，一旦遇到真正的敌人，民气就如巨大的气球瞬间一声巨响，破成碎片，这样的悲剧，近代以来曾多次上演。当中国再次面临亡国危险时，又有人鼓噪着民气的重要。鲁迅唯恐悲剧重演，所以对“民气论”予以批判。小说《非攻》基本取材于《墨子·公输》，原文中并无曹公子煽动民气的记述，此细节完全是鲁迅创作《非攻》时虚构的。特意这样虚构，就是为批判现实中的“民气论”。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也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21]

　　鲁迅对“民气论”的批判，正如对“做戏的虚无党”等现象的批判一样，也并非“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而是在救亡的情形下延续着一贯的启蒙努力。1925年6月11日，鲁迅写了《忽然想到》之十，其中表达了对“五卅惨案”的感想。近代以来，每当中国受外敌欺侮，必有人鼓吹“民气论”，“五卅惨案”发生后，社会上又有人举起“民气论”的大旗，鲁迅便对这类行为予以辛辣嘲讽。他表示，自己一向不喜欢的《顺天时报》上，几年前的一篇社论颇有道理。社论的意思是，每当一国走向衰朽时，总有两种意见相争斗：“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鲁迅评论道：“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22]没有民力而徒有民气，是毫无用处的。国势衰微时之所以“民气论”会甚嚣尘上，往往是因为民气之外别无其他。既然民已无力，便只能煽动其气了。鲁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鼓舞民气情有可原，但这只能视作权宜之计。在鼓舞民气的同时，要竭力培植、增长民力，并且要持续地做下去。如果只是一味地鼓舞民气并醉心于民气，真以为凭民气便可战无不胜，那就成了做戏。在写于1925年6月23 日的《补白》中，鲁迅更掘了一下“民气论”的祖坟：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23]

　　天灵盖在狼牙棒面前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同样，不以实力为基础的民气，绝不可能对侵略者有切实的反抗。所以鲁迅进一步指出：“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24]这话说得当然有些刻薄，但思想是深刻的，忧虑是深重的。如果不同时培植、增加国家的实力，那鼓舞民气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戏，实质上是自暴自弃。

　　鲁迅在1925年便对“民气论”有如此认识和批判。在30年代，鲁迅更是警惕“民气论”在日本侵略背景下抬头。他逝世两年后的1938年，历史学家蒋廷黻写了后来颇受赞誉的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其中对近代以来的“民气论”也进行了严厉批评[25]，不知是否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

　　鲁迅晚年写下了大量社会批判的文章，大多数与抗日救亡没有直接关系，是他“五四”时期开始的启蒙事业的继续。而那些与抗日救亡直接相关的杂文，也同样没有偏离启蒙的范畴。在鲁迅那里，启蒙与救亡是从不矛盾的。只有中国人普遍在精神上觉醒了，只有中国人普遍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国家才会真正强大。因此，救亡，最终需要通过启蒙来实现。这并不是说，启蒙与救亡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那里都并不冲突。在许多时候，有人会觉得救亡的确压制、否定着启蒙，而这也是鲁迅晚年异常担忧的。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下了这样的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26]

　　这表达的便是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担忧，便是对以笔和舌向大众发言者的警醒。

　　参考文献：

　　[1]鲁迅：《沉滓的泛起》，《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2]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488页。

　　[3][4][5]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第565页，第565页，第565页。

　　[6]参见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7][11]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26—328页，第334页。

　　[8]鲁迅：《新的“女将”》，《鲁迅全集》第4卷，第336页。

　　[9]鲁迅：《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第4卷，第337页。

　　[10][14]鲁迅：《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鲁迅全集》第4卷，第353页，第353页。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54页。

　　[13]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6页。

　　[15][16]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07页，第4009页。

　　[17]鲁迅：《320618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92页。

　　[18]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鲁迅全集》第7卷，第386页。

　　[19][20]鲁迅：《非攻》，《鲁迅全集》第2卷，第456页，第457页。

　　[21]鲁迅：《351219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第271页。

　　[22]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90页。

　　[23][24]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0页，第101页。

　　[25]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6]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