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可没的抗日文化战队——抗战初期奔赴太行山前线的鲁艺文化工作团寻迹
来源：李东兴   2023-07-25 09:41:44

　　巍巍太行，天下之脊。抗战时期，太行山区晋东南既是政治前台、军事战场，更是文化思想斗争的前沿。当时，大批优秀民族儿女积极投身于太行山抗日前线，较早来到太行山的有一个叫鲁艺文艺工作团的文化团体。

　　1939年春，鲁艺文艺工作团从延安而来。该团在前方部队中深入开展文艺工作，积极推动根据地文学创作，致力于将抗日的文化思想植入部队将士和根据地群众心田，在敌后抗日战场上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往事，于战火硝烟的太行山巅创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功绩。

　　如今，当我们走进当年的太行山抗战文化主战场——山西省武乡县下北漳村，仍可寻见他们留下的深深的印迹。

　　到前方去，到晋东南去

　　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刚刚成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9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个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的热潮。这年的2月下旬，鲁迅艺术学院着手组建适应抗战前方工作的团体，3月10日这个文艺工作团正式成立，名为“鲁艺文艺工作团”(由于该团在前方的工作内容、作用和影响，已远不止于文艺范畴，在一些有关太行山抗战文献资料中，亦将这个团称作“鲁艺文化工作团”)。

　　资料显示，1939年3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贴出一张“迅字第九号”公告，全文如下：“本院为开展前方文艺工作，特由文学系代理主任荒煤同志领导成立一文艺团体，定名为“鲁艺文艺工作团”，出发前方工作，该团成员如下：(一)主任——荒煤;(二)团员——黄钢、杨明、梅行、乔秋远、葛陵。希即加紧准备，待命出发。三月十日”。

　　公告中的鲁艺文艺工作团主任陈荒煤是该院文学系代主任、教员，团员中杨明、乔秋远是文学系第一届学员，黄钢、梅行、葛陵均为文学系第二届的学员。

　　陈荒煤

　　乔秋远

　　黄钢

　　公告发出的第4天(即3月13日)，鲁艺文艺工作团成员就在鲁艺师生的热烈欢送中，踏上奔赴太行山的征途。“他们肩负人民的希望，胸怀抗日的怒火，离开延安，向晋东南进发。”

　　在奔赴晋东南的路途中，与鲁艺文艺工作团结伴同行的，有王震之率领的鲁艺实验剧团32人。

　　4月9日，鲁艺文艺工作团与鲁艺实验剧团组成的这支肩负着历史重任的文化部队，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晋东南的阳城县。他们在那里的一个部队驻地举行了此次出征的首场演出。文艺工作团成员利用演出间隙，采访了部队将士和当地的老百姓，初步掌握了许多新鲜的素材，也对官兵和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

　　几天之后，文艺工作团继续向北行进，来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一路走来，他们对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感到耳目一新。

　　工作团团员乔秋远在1939年4月21日的家书中写道：“这次敌人以12个师团进攻晋东南……在朱老总看来，这次战斗好像大数学家解答一个加减乘除的算式……现在所有城市都‘空室清野’，搬空了，彻底一个不留，人民都疏散开。敌人进攻来，城市都让给他，所有的交通都破坏得一塌糊涂，这里几十万大军化整为零，昼伏夜动和他打，这样会把敌人搞得气都喘不过来……八路军不像别军，一个退却就没有办法收拾，他们是处处有办法。”

　　战事间隙，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对前方抗战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预判了面临的工作形势，制订了开展工作的具体措施。

　　该团主任陈荒煤在回顾这一阶段的情况时，写道：“我们认为，在敌后方主要的文艺活动在农村，活动的对象应该是广泛的工农大众，而部队是已经觉醒的进步的有组织的工农大众的集体。文艺工作主要的在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因为士兵是最有组织的大众，是站在战争最激烈最前面的大众，而且，在文艺作品与战争生活结合的这一点来说，也必须通过他们。只有这样，文艺才更加强了它的战斗性，更有机地配合政治，为革命而服务。”“部队中迫切的需要文艺，需要新的力量。”“开展部队文艺工作是大众的新文艺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目前的问题，只是如何建立组织和加强领导，供给文艺干部和读物，以及与宣教工作更紧的结合这点上……”

　　由于前方部队中缺少足够的文化人才，文化工作团在前方很快就成了“香饽饽”。文工团成员乔秋远身兼国新社特派记者，他一到前方就深得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主任何云的赏识——之前因“青记”(即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陆诒离开太行山后，“青记”北方办事处主任一职，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何云接任，乔秋远来到前方不久何云即对他委以重任，“青记”北方办事处大量具体的工作，包括“青记”北办编辑的《北方记者》杂志，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乔秋远的肩上。

　　工作团的成员们虽然承担了不少临时赋予的工作，但他们始终坚持围绕工作团的根本任务而工作，积极开展文化宣传和文艺创作。

　　这年秋天，鲁艺文艺工作团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进驻武乡县东部地区。总部驻在王家峪，而文化机关则驻到了总部西翼5里远的下北漳村。鲁艺文艺工作团也驻进了下北漳村。在这里，陈荒煤和乔秋远、杨明等积极参与了“文协分会”和“前方鲁艺”学校的筹备工作，以及前方文化战线的各项重要活动。

　　文艺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分析工作形势和制订行动策略时认为：“文艺工作者到前方不仅是搜集写作材料，而且应该为开展广泛的新的文艺运动而努力——那就是要文艺真正深入到大众中间去，不仅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而且为大众所扶植，产生大众自己的文艺作品和作家。”“文艺工作应该和战争更紧密地有机结合，不仅在于反映战争生活，而且也应该配合部队作战，成为消灭敌人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因此，鲁艺文艺工作团与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共同拟定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纲要》，并以此作为工作实践的指导。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关键性的做法，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纲要。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依据这个《部队文艺工作纲要》，工作团将文艺工作在前方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加强部队中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大众的文化水准和胜利的自信。”按照这种总的认识，他们在八路军部队中试验性地组织各级文艺学习会和习作组;出版文艺刊物，编印士兵读物;成立小型的文艺图书馆;建立文艺通讯网，培养文艺通讯员等。

　　然而，在开始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由于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及灵活的工作方式，加之部队多数官兵文化程度不高，不了解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又缺乏文艺干部的领导和读物的供应等，使他们的这些工作遇到重重困难的阻碍，甚至使他们一时无法把握工作的中心。

　　一段时间之后，文艺工作团在分析研究工作时，认识到由于自身缺乏部队文艺工作的经验，只是要求部队作什么工作，而对部队没有做出什么看得见、感得到的帮助，所以工作进展不大。

　　后来，鲁艺文艺工作团改变了一开始时的呆板的工作方法和简单的采访方式。他们适应战争环境，有时集中活动，有时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到部队工作。战斗时，深入一线主动搜集各种材料;部队休整时，置身八路军官兵中间，积极开展部队文艺工作。

　　他们尽可能地帮助部队多作宣教工作，帮助宣传队排戏、讲课、教歌，编辑出版各级的政治机关报，替宣教机关编战士读物，写宣传大纲。甚至，陈荒煤等有时还帮助部队在沦陷区做民运工作。总之，他们尽量发挥文化的优势，帮助部队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来争取部队对文艺工作者的信任和对文艺工作的了解。

　　在晋东南的文化人在书写宣传标语

　　与此同时，鲁艺文艺工作团密切联系部队的领导与机关，想方设法抓住各种时机，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指导和组织部队开展文艺活动。他们还编写了战士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教材，在华北《新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大量部队的战斗通讯和新闻报道，逐渐受到部队各级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也带动了部队官兵的写作兴趣，营造了部队的宣教工作和文艺活动的浓厚氛围。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鲁艺文艺工作团在部队中奠定了文艺工作初步的基础。在晋东南的部队中，普遍建立了文艺习作会或习作小组(旅级以上建立文艺习作委员会，团级建立习作组，团级以下设文艺通讯员)。同时，组织和指导旅级以上部队出版了大量文艺刊物，旅级以下部队编印了各级文艺教材及士兵读物，进一步扩大了机关报和墙报等的文艺宣传活动。在此基础上，他们帮助各部队建立文艺通讯网，发现及培养文艺通讯员，发动干部和识字战士人人写小故事、速写、记文艺日记，以及开展集体创作或其它创作活动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八路军部队抗日文化的迅速发展，促使根据地军地抗战文化队伍日渐壮大，进而成为充满血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斗力量。

　　八路军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在阅读学习

　　1939年11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简称“文协分会”)在下北漳村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亲临大会并讲话。鲁艺文艺工作团主任陈荒煤应邀与在前方的李伯钊、孙泱、刘白羽等一同参加了成立大会。陈荒煤还被一致选举为“文协分会”理事会成员。

　　给部队配备更多的文化思想“装备”

　　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之时，八路军部队各方面的基础还很薄弱，自身建设亟待加强，因此，他们把文艺工作的重点放在部队士兵身上，实践中注重在文艺工作的大众化问题上下工夫。

　　陈荒煤的《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写道：“我们的工作告诉了我们，士兵是文艺大众化主要的对象;大众化的口号应该用实践来充实，来提高大众。大众需要文艺，也爱好文艺，但需要简短的、明畅的(形式上)、有真实性的报导和艺术性的描绘(内容上)的作品。用民族的民间的形式来作为基础;通俗、活泼、生动、有趣的作品是最适合于他们读的。”

　　鲁艺文艺工作团既是推动前方文艺工作的团队，更是一个创作的集体。他们视创作更多的作品如同生产更多的战斗的武器装备，始终坚持结合实践为大众而进行创作。

　　鲁艺文艺工作团编印的《新秧歌集》

　　在前方的战斗生活使鲁艺文艺工作团成员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采访来写作是不够的，它不能起创作的主要作用，而是搜集材料的一种手段。”他们坚持文艺创作与生活的不可分割性，认定只有作者与生活结合，才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现实。

　　基于这样的认识，工作团成员要求自己必须是做一个深入观察生活的人。要体验生活的内层，或者最好是亲自参加生活，作为战斗的一员。他们深入生活，深入一线，不仅搜集了不少创作材料，更写出了一批富有战斗气息、反映前线和部队生活的作品。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团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多达数十万字。仅乔秋远就写出几十篇通讯、特写、报道、小说等作品，通过国际新闻社发往港澳、南洋的中文媒体，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他的报道被海外媒体争相采用，深受华人华侨的欢迎。他在1939年5月11日的家书中写道：“儿到此后已经写了数万字，寄至国际新闻社转重庆、南洋各大报纸发表。昨天接国际新闻社来信言，各报纸读者对儿之文章大为赞扬。”5月30日乔秋远又在家书中写道：“儿所写文章皆寄国际新闻社转至南洋、香港、云南、重庆的各报章发表。”

　　至于工作团成员们搜集到的材料就更多了，为他们的文艺宣传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荒煤的作品《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

　　黄钢创作的四幕话剧《指挥员在哪里?》

　　前方战火硝烟中的文化实践，使鲁艺文艺工作团获得了许多如何开展敌后文艺工作的经验。1940年1月1日，即“前方鲁艺”开学之日前后，在山西省武乡县的下北漳村，工作团主任陈荒煤和团员黄钢、梅行3人曾合写了《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此后，陈荒煤又写有《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工作团成员梅行写有《论部队文艺工作》等，这些文章都是对这次在前方开展文艺工作经验的初步总结，为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抗战文化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指导与借鉴。

　　冲锋陷阵的文化战士

　　鲁艺文艺工作团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文艺工作团体，作为民族抗战以及党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关键期奔赴前线的文化工作团队，全团成员始终保持着崇高的使命意识和严格的自我要求。

　　“在前方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方面，为了使部队对文艺工作的爱护和信任，文艺工作者本身应该有艰苦的工作作风，自觉遵守部队的纪律，学习军事知识，服从政治机关的领导，参加政治工作，而且成为模范;不特殊，不骄傲，与部队生活打成一片，向士兵学习，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接受批评，克服一切文艺工作者的不良倾向，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及散漫现象等，只有表现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基本态度，才能使部队了解自己，了解革命文艺，才能开展工作。”这是《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中陈荒煤的写下的话。

　　太行山抗战前线的生活异常艰苦而又充满危险。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展现出的是不怕生活艰苦和勇于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他们有时与战士一起连续行军七八个昼夜，从不叫累;有时在大雨中爬行20多里的崎岖山路，连鞋子都掉了却从不叫苦;有时每天只能吃上一餐，还要身上还背起沉重的行李行军，也能坚持工作，经受了极大的锻炼。

　　在太行山前线期间，鲁艺文艺工作团的陈荒煤、乔秋远等一直身兼数职，有时大家各自在一处工作，往往除了工作原因碰面之处，难以有机会聚拢在一起。特别是乔秋远大多随新华日报华北分馆行动和奔忙于各地采访，直到鲁艺文艺工作团返回延安，他还是继续留在了前方从事新闻工作。

　　工作团员在敌后抗日战场上，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尊严、国家独立而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乔秋远曾在1939年10月4日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儿今方壮年，为个人事业计，为民族国家计，都正在做事时候，若回去老守田园，有何意义?”字里行间浸透着坚强的八路军战士的家国情怀与革命壮志。

　　1941年3月23日，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集文救、文协、和《新华日报》等单位的代表，讨论创办根据地文艺刊物《华北文艺》，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及《抗战生活》的改进等问题。乔秋远代表“青记”在会上作了发言。在会议结束前的推举中，乔秋远和徐懋庸、欧阳弼、高沐鸿、林火、陈默君、张秀中、李庄、王玉堂、阮章竟、袁勃等人，被选为将于5月1日正式创刊的《华北文艺》的编委 。当年的8月5日，“文协分会”举行第二届全体会员大会，回顾总结抗战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乔秋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颇有见地的讲演。

　　《于暗夜中找寻微光》乔秋远著

　　乔秋远在敌后的工作非常出色，然而不幸的是，1942年初他调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任编辑后不久(即同年5月)，日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调集重兵进行大“扫荡”，袭击我八路军总部和直属机关，乔秋远在突围时不幸牺牲，时年33岁。

　　毛泽东为鲁艺文艺工作团成员叫好

　　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太行山前线，以笔当枪、以文抗战，近一年时间。1940年2月，陈荒煤等出色地完成了在前方的文艺工作任务后，奉命返回延安。

　　他们回到延安后，鲁艺和边区文协等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座谈会，学习和推广鲁艺文艺工作团的经验。

　　与此同时，工作团成员也都陆续创作出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精彩文章。陈荒煤写出了报告文学《刘伯承将军印象记》、《陈赓将军印象记》等作品和多篇文学评论文章;黄纲创作了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和《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等作品。

　　4月下旬，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周扬、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应邀出席，当陈荒煤发言之后，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当时毛泽东已在思考和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足见这样一种表扬的含义和分量!

　　1940年，延安《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专门登载了陈荒煤的工作报告《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还有黄钢、葛陵、杨明、梅行、荒煤写的14个故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第6卷第2期，也发表了鲁艺文艺工作团陈荒煤、梅行、黄钢合写的《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文中称：四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参加部队生活，主要开展部队文艺活动。收获主要有：提高了认识，重视了作家上前线，“文章入伍”;建立了部队文艺工作的初步基础;解答了抗战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写部队生活的作品有二十万字以上(仅指文艺作品，不包含新闻报道或其它文章)。优点是：不怕麻烦地讲解工作意义，克服了对方的冷淡态度(指刚到前方时遇到的困难);帮助部队成立了文艺习作会，出版了《血花》等作品……

　　这年7月25日，《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5期出版，又刊登了陈荒煤的文章《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在此期间，鲁迅艺术学院作出决定：“以今年2月间从前方归来之文艺工作团作为基础，增调文学系助教及毕业同学等12人，扩大文艺工作团。并于原有创作组织之外、增设理论组，仍以荒煤为团长。”

　　之后，鲁艺文艺工作团便成为学院的一个独立单位，主要从事个人写作和理论研究。直到1941年9月10日，鲁艺文艺工作团的建制撤销，所有在该团工作的员，除分配到文学部、编译处等部门工作外，并于文学部之下成立文学研究室，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工作。

　　鲁艺文艺工作团这次到前方，虽然只有将近一年时间，但是他们在开展部队文艺工作和通过创作反映前方战斗生活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为鼓舞军民士气、宣传敌后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广泛传播文化抗敌的火种，培训抗日文化队伍，掀起抗战文化运动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谱写了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

　　1942年5月陈荒煤等应邀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图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第四排左起第15人是陈荒煤。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左一)与陈荒煤(右二)、田方、张平在一起。

　　原鲁艺文艺工作团成员梅行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国家计委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周恩来总理经济工作秘书等职。图为1991年6月他在北京寓所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