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胡适对日主张的转变经过
来源：方琢月   2023-07-25 10:28:29

　　胡适在九一八到抗战这段时间对日本的态度，经常引起后人争议。在九一八以后，胡适大体主张对日避战求和，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内，胡适一度与主张对日谈和的“低调俱乐部”走得很近，甚至向蒋介石提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退兵，但他很快又与“低调俱乐部”划清界限，并于是年9月8日启程赴美做抗日宣传，此后的胡适成了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胡适的这一转变相当耐人寻味，也深刻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和现实困境的复杂心态。我打算对这一问题作一个简单梳理，对于胡适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梳理目的只是满足一下个人的好奇心，顺便供同好探讨。

　　一、抗战前胡适对日主张的基本内容

　　胡适对日的态度在其公开的言论中有充分的表现，不过还是与他私下的主张有些许区别。这是因为引导舆论和对当时南京政府的高层进言，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抗战前胡适的对日的公开主张，早有很多论文阐述过了，简单概括起来，他大体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批评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不交涉，军队装备低劣、人员腐朽，对日外交不公开，对争取国际支持不够主动;(2)提醒民众决不可相信日本的鬼话，要有埋头苦干的决心，忍辱负重的耐心以及终必胜利的信念;(3)为国联辩解，虽然九一八事变以后，国联成了纸老虎，《九国公约》成了一纸空文，但是请不要放弃国联路线，要相信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4)对日本当局的揭露、谴责、警告以及对日本人民的呼吁，奉劝日本调整中日关系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侵略中国;(5)对太平洋局势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日本和欧美各方势力涨落的乐观预测;(6)声明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呼吁华北、两广地方实力派服从南京政府统一领导;(7)反对耍嘴皮子高调反日，不主张直接对日作战;(8)对一些反对、批评意见的回复和辩解。其中胡适多次向南京和日本政府呼吁，中日交涉的基本底线是东三省的问题。[1]

　　以上言论的主要态度是：在谴责日本、警醒国民的同时，认为救国不能靠发泄情绪的空谈，而是要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等实力强大了再跟日本人总算帐。胡适常举一个例子说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法国在19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到1918年一战结束后才收回来，期间经历了48年。他认为中国对于收复被日本侵吞的国土，也需要有这样忍耐的决心。[2]他常说的另一个例子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为了退出一战，集中精力完成国内革命，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不但赔款60亿马克，还割让了当时占俄罗斯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国土，可谓屈辱至极，但列宁说了：“我们的革命比任何其他为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它安全——不论付出任何的代价。”胡适以此说明，暂时的忍让是为了先完成国内的统一。[3]胡适还经常举比利时抗击德国，为协约国赢得备战时间的例子，说明弱国也要有与强国对战的勇气。胡适在谈论中日关系时常举一战的例子，一战爆发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对一战有持续的关注和讨论。胡适的基本外交知识，以及三十年代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无不受一战的影响。

　　由于当时舆论主流是主战的，胡适对日的温和引来不少的争议。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以下几点内容：

　　1932年10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对李顿调查团针对九一八事变提交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大加褒扬，引来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胡适认同报告书关于满洲自治，以及中日双方军队退出满洲，由外国宪兵共管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东北军二十万军队没放一枪把东三省丢了，这样的军队不但毫无作用，还加重东北人民的负担，所以“为地方安全计，为三省人民的福利计，我是赞成三省解除武装的。”[4]当时一些文章骂胡适是“亡国博士”、“中国士大夫中的奴才、思想界的败类”、“秦侩”等。

　　在1933年3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日本人该醒醒了》，文中指出日本人所迷信的暴力绝对无法让中国屈服，只会激发中国人民对日本越来越多的仇恨，以及越来越坚定的反抗的决心。此文在主张上本没毛病，但却激起了舆论界的强烈批评，起因是文中引用了胡适自己答萧伯纳的一句话：“是的。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5]鲁迅当即撰文讽刺说：胡博士对他的日本朋友提出了“忠告”：“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6]

　　1933年6月4日胡适写了《保全华北的重要性》一文，支持华北停战。胡适认为一方面“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7]，另一方面，华北的中国工业、矿产、铁路、和文化学术对中国至关重要重要，因此局部停战能够避免战争扩大，保全实力，因此胡适“深觉得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8]，呼吁大家谅解。据说傅斯年看到胡适的这个意见后很生气，要退出《独立评论》[9]。但胡适在日记里说，傅当时看到的只是日本新联社的摘要，后来看了全文，“气平多了”。[10]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提出所谓“调整中日关系”对“广田三原则”。次年4月，胡适撰文反对“广田三原则”，并对“日本国民”提出了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军从察哈尔退军、禁止发动地方伪自治的活动、取消日本在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以及统一外交等七项要求，胡适说：“这些条件都还不够根本解决中日问题，但我们深信这些条件可以在中日关系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11]。此文因其中没有提到东三省而受到舆论的痛骂，有的人认为这就是等于喊出了放弃失地的口号，还有人认为他的要求过于温和，是“奴才们的梦想”。

　　从以上的列举不难看出，胡适的言论虽有欠妥乃之处，但远谈不上“卖国”，不过是与当时的舆论主流不一致罢了。胡适本以稳重、理性著称，从反对“二十一条”到五四运动，再到日后的五卅运动，给热血青年泼冷水，反对“疯癫式爱国”乃是他的一贯的声音。正如周质平所言：“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是代表左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12]胡适自己也一再向对一些不谅解的友人声明，自己是本着对国家负责的对态度选择“不高调”的，他在答吴世昌的信中说：“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13]由于不断批评、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胡适在日本人看来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14]，1936年，王世杰还写信给胡适，说根据有关情报，“日人对兄极注意”，提醒他注意人身安全。[15]

　　二、胡适对日主张的思想渊源

　　抗战前胡适对日所采取的温和态度，大体有三个方面的渊源：第一是中国自晚清即有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第二是胡适自身的国际和平主义的理念;第三是来自南京政府诸要人的影响。他日后著名的“苦撑待变”的抗日思想，可以说是上述三种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晚清以来，作为弱国的中国无力与列强对抗，但常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都曾运用这一外交策略为中国谋夹缝中的生存。而上述列强的矛盾中，又以日本与欧洲各国的矛盾最为凸显，常为中国外交所利用，于是，在近代中日关系中，中国、日本和西方列强三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周期性的现象：日本总想乘着西方列强不注意扩大在华势力，可是一旦对中国显露出过度的野心，又会引来西方列强的干预，这时日本国内又会出现中日亲和的主张，觉得还是应该与中国搞好关系，中日两国要相互提携，共同对抗西方。反过来说，中国每逢受到日本欺压，就会通过国际舆论引来西方列强的关注，而日本也不得不因此调整对华政策。从甲午以后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到袁世凯故意泄露“二十一条”引来英美等国干预，再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公开要求日本归还青岛、废除二十一条，都是这一策略的运用。“以夷制夷”的最终成果，就是1922年签订的《九国公约》，该公约约定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九个国家对华施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九国公约》再加上《四国公约》以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构建了一战以后东亚地区的“华盛顿体系”，限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直到九一八之前，中日之间大体太平了近十年，可惜中国忙于内战，没能利用这段时间奋发图强。

　　早在1915年中日签订《民四条约》(按：即“二十一条”最后谈判的结果)的时候，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但依然觉得“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16]这段话看起来又像是胡适“卖国”的证据。其实作为李鸿章的学生，袁世凯一直是“以夷制夷”的高手，他无力拒绝“二十一条”(当时中国军力仅能抵挡日军七个小时)，但充分利用英美和日本，以及日本政府内部的矛盾，将中方损失降到了最低。正如唐启华所言：“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签署的《民四条约》，较诸‘二十一条’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看不出有卖国的迹象。”而且签约后，袁世凯又通过各种国内法予以限制，“让日本人获得的条约权益实际上无法落实”。[17]但也正是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日本在满洲利益采取明里承认暗里限制的策略，造成了中日双方的许多纠纷，日本遂以此为借口不断侵略中国。而这正是后来胡适主张与日直接交涉“解决悬案”的一个历史背景。

　　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还有一个用意，就是破坏袁的声誉，当时袁世凯是唯一有望让中国维持统一的强人，《民四条约》的签订令袁声望大跌，而他对此的反应就是希望通过称帝挽回自己被削弱的政治合法性，结果不但身败名裂，更让中国陷入十多年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这一段历史，胡适亲所经历，也是他日后主张先统一再抗日的重要原因。

　　在1931年之前，就对日外交而言，上述“以夷制夷”的策略大体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从张学良到蒋介石，第一反应都是“遵守《非战公约》，倚靠国联调停”，而这同样也是胡适支持国联的原因。甚至在九一八以后，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打破华盛顿体系，依然在“天羽声明”、“广田三原则”、“近卫三原则”等外交声明中，强调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的策略。可见日本对此前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打压自身的记忆是如何深刻。

　　1914年底到1915年初，胡适和女友韦莲司常讨论该如何应对日本强占青岛，胡适主张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而韦莲司则主张不争主义，认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虽有失国体，但抵抗的损失“较之不抗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8]，最后胡适被说服。[19]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举国都骂袁世凯政府卖国，胡适则对政府外交策略表示赞赏。他还发表了《至留学界公函》，呼吁“此时言及作战，纯系一派胡言，愚不可及”，主张学生应履行自己的责任，读书学习，“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20]当时即引来众多责难。不难看出，此时胡适对日的态度和三十年代以后基本一致。

　　胡适早年在国内读书时，受进化论影响很大，他的名字就来自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去美国留学时，正逢各种世界和平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而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自1904年起就成立了“大同社”，后发展成为“国际学生联合会美国分会”，其会旨即在宣扬理想主义与国际和平，主张人类种族的全体超越国家的畛域和民族的分割。胡适一到美国，就积极参加各种和平主义的活动。在思想上，他更将中国儒家的“大同”，道家的“不争”，墨家的“非攻”以及基督教的部分主张与进化论糅合起来，形成了国际大同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天择”之上，应该还有“人择”，所以当今世界之上，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全是弱肉强食的关系，还要有一种国际的人道主义，假如国际道德从“天择”进化到了“不争”和“大同”的“人择”的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

　　胡适“世界大同主义”的观念，源自于英国和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1910年轰动一时的著作《大幻想》，该书认为当时世界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一旦打仗，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所以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很快就被一战的爆发打脸了)胡适在美留学时听他的朋友讷司密斯博士介绍了这本书，当时还不大认可，但认为其说与老子“不争”的思想颇有相通处。此后胡适见到了安吉尔本人，并研读了他的《大幻想》，对安吉尔越来越佩服。[21]在现实政治中，胡适十分推崇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道义外交等原则，尤其是威尔逊为维护国际争议与世界和平不惜诉诸战争的思想，改变了他原有的绝对和平主义，也成为他日后对日态度转向主战的思想根源之一。胡适在日记里大量抄录威尔逊的言论，无论次数还是篇幅都超过其它西方思想家，由此可见威尔逊对他的影响之深。

　　除了上述西方思想之外，中国道家“不争”的思想也对胡适有持续的影响。整个三十年期间，胡适经常大谈“无为的政治”。他在1933年初见蒋介石时便以《淮南王书》相赠，“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22]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情况和西汉初年有类似之处。众所周知，在西汉文景时期，中国对外敌匈奴忍让和亲，对内以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这才使后来的汉武帝有足够的实力对匈奴展开全面反击，并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种对历史经验的回望，无疑也是胡适对日态度的来源之一。

　　在三十年代的对日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观念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将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升级成了国际版。他认为：“世界明眼人都能想到的世界救济的唯一和平而有效的途径”，是“美国和苏俄一同加入国联，把那个衰病疲软的国联改造成一个能说能行的世界共主，然后一面担保着德国的安全，做到欧洲大陆的裁军;一面担保着太平洋的安全，做到一九三六年比一九二二年更彻底的海军大裁缩。”虽然他意识到“这种梦想在今日似乎还没有实现的可能”，[23]但是又觉得“这三十年来，世界的国际关系确有趋向理想主义的事实。威尔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国联也不全是维持凡尔赛条约的强者武器。国联与苏俄都是这个理想主义的趋势的产儿。其间确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周折，然而小周折终不能掩尽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趋势”。[24]因此他预言“苏俄的国际理想主义主张与新大陆的国际理想主义，加上国联的国际理想主义，这三大集团的结合，应该可以有一种有力的国际和平主义的出现。”[25]而这种“国际和平主义”，必将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掘墓人。

　　此外，和南京政府关系的改变，也是胡适对日采取温和态度的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的大体局面是：1930年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软禁胡汉明，又引发国民党大分裂，众多反蒋派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另立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被迫和解，形成了“汪主文，蒋主武”的合作关系。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接连经历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始终一片混乱，但此时的南京政府除了还要“剿匪”之外，总算勉强是个统一的政府了。

　　胡适自1927年以来在《新月》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虽然依旧批评国民党，但是在对日问题上，却表现得与南京政府越来越一致，例如：赞同接受国联调停，支持为了保全华北而签订《塘沽协定》，反对反日学潮中的过激行为，呼吁地方军阀势力服从中央，为国民党对日忍让辩解。在胡适看来，南京政府也许不是一个符合他理想的改良根基，然而在外敌逼迫的局势下，一个平庸的政府总比没有的好。胡适等人在1932年创办的《独立评论》，宗旨就是“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他在思考中日关系时，也越来越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南京政府的立场上去看问题，自然也就继承了其一面对日忍让，一面谋求统一到基本态度。三十年代以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尝试拉拢胡适，而胡适对日的态度也受二人影响。例如：九一八以后汪对日交涉的主张即影响了胡适。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曾亲口对胡适说，现在的中国打不过日本，这也加深了胡适关于中日实力悬殊的印象。[26]

　　三、抗战前胡适对南京政府的建议

　　随着胡适与南京政府关系的改善，胡适开始有对汪、蒋等人做进言和引导的心态。在与政府的要人交往中，会表达一些在公开言论中不便谈及的主张。其主要的区别在于：(1)胡适私下里认为对日交涉的底线是华北，而不是东三省;(2)胡适认为一旦开战后要做好三到四年国土大面积沦丧、经济崩溃、得不到国际援助的苦战准备;(3)胡适支持在全面开战前，在华北采取绥靖政策与日本周旋，以便为中国巩固内政、发展国力争取更多时间。

　　上述差别在1932年胡适写给罗文干的信总已有所体现：

　　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和决定和日本拼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某最后的总算账。

　　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27]

　　在“汪主文，蒋主武”的南京政府中，作为文人胡适自然首先侧重与汪精卫接触，他与汪本有交情，1933年后，双方更有一段时间来往频繁，胡适对汪精卫主持的华北停战表示支持，汪精卫则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驻美大使和驻德大使等职，虽均为胡适所婉拒，亦可见汪精卫对胡适的重视。但之后两人逐渐疏远，因为胡适主张对日、苏联、美国和国联展开“四线外交”，而汪精卫则一味与日本单边交涉，在国际外交方面毫无作为。胡适多次写信劝汪精卫和唐有壬退出外交工作无果。在1933年12月的一封给汪精卫的信中，胡适说：“当举国唱高调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敢唱一点高调。”。他又劝汪说，在华北停战问题上，我是赞成先生的，那是因为当时需要委曲求全，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今日所需不在能继续软下去，而在能委婉地硬起来。”[28]这表明胡适所主张的对日交涉，是以退为进，和汪精卫一味对日忍让的交涉有本质区别。[29]

　　此后，胡适逐渐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30]他和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存在诸多共识，例如：在私下里，胡适并不认为在与日方交涉中不能做出让步，而是不可以“不明不白的让步了，而自己一无所得。”[31]换句话说，让步是可以的，只是如何让步，需要占据主动、仔细考量。这和当时蒋介石的对日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蒋在1935年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说：“现在华北方面敌我的情势既是如此之险恶机微，而我们又没有可靠的力量，所以全靠运用合理切实和谐一致的政略与战略来保全这块领土。这个策略是什么呢?我可以老实讲，就是退却!……战略上最要紧的就是主动，我们退固然要是主动，进也要是主动!必须能够主动的后腿，也才能主动的前进!”[32]胡适心中对日交涉的底线，并不如他自己在时评中公开宣扬过的那样，是东三省，而是华北。这一点也和蒋介石有类似之处，他心中华中是最重要的，华北其次，而东北再次，他在1933年的一篇日记里写过：“东北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如其必欲在国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33]

　　胡适早在1935年的时候，已经初步形成了后来“苦撑待变”的思想，是年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现实和一个预测，并请王转告蒋介石，所谓的一个现实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占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一个预测则是：“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面对上述局面，中国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不顾一切谋得十年喘息的机会”，其二，假如无论如何忍辱让步，都没法换来这十年的喘息，那就“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而胡适所谓“三四年的乱战”意味着：第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第二，整个华北的失陷，“以致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第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损坏”。胡适认为，中国必须在上述状况下独自抵抗日本三四年，不奢望有任何别的国家加入战争，才有可能等来“太平洋上的国际大战”。[34]以上几点大体就是抗战头四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见胡适对日后战争的整体走向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言。而且和蒋介石持久抗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不过，不能将胡适在此信中提出的“日本切腹而中国介错”的预测，理解为他在对日态度上开始转向主战。事实上，胡适连续给王世杰写了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从王世杰的回信来看，胡适在第一封信中曾提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与日本人谈判。[35]两个月后胡适给罗隆基的信也证明这一点，其中提到了给王世杰的第一封信主要是谈“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并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例，谈了他所说的“解决一切悬案”的具体主张：“以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放弃‘辛丑条约’及互带换文中种种条件”。[36]可见胡适早有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在热河、华北让步的想法。胡适在1936年4月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因其中主张中日交涉的七项基本条件中没有包含东三省，因而遭到广泛的批评，虽然胡适后来撰文解释说这七项条件只是解决中日争端的“第一步”，远不足以完全解决中日问题，但他在此七条中没有提到东三省，绝不是不小心的疏漏，而是因为他私下里早有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在热河、华北问题上退让的打算。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也是将此策列为第一策，他说的很明白：“雪艇诸人只赞成我的第三函，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37]这表明此时胡适心中，与日交涉而不是“苦撑待变”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胡适和南京政府在处理华北问题上，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塘沽协定》签订后，胡适即写了《保全华北的重要性》一文，支持华北停战。1936年6与9日胡适在致翁文灏的信中再次提到：

　　我的看法，华北今日只有一线希望，就是由政府用全力向东京做功夫，趁此时矶谷、梅津诸人都在要冲的时候，重提去年“使华北文治化”的旧议。(去年矶谷等人本下我那个王克敏久任华北，使政治趋向文治化，而经济合作可以实现。但黄郛怀私愤，向蒋先生提议政整会的取消，于是王克敏去而土肥原的自治运动代兴!黄郛之罪真百死不足偿也!……)

　　这个意思，在今日恐怕已太晚，但还值得一试。原则上必须抓住“日本在在长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根本立场。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不妨考虑将冀、察两省真个做成非战区，用全国的第一二流人才来担任政治改革，使人民实受一点恩惠，使经济发展可以进行，而最大的利益是减轻北方卷入国际战场的危机。[38]

　　1935年以来，南京政府为了应对日本的华北五省分离运动采取了一种退却政策，即南京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满足关东军的要求，退出华北，但是在实际的治理上，却因地制宜地设置各种不同名义的直辖机构，维系南京政府和华北地方当局的管辖关系，一方面不失实际的主权，另一方面也能对日起到拖延作用，这是当时国民党包括汪精卫、蒋介石在内，应对华北问题的基本策略。[39]这一政策其实也就是胡适信中所谓的“华北文治化”，而信中提到的“政整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即上述变相管辖机构之一种。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拟定的《国防方针》，证明事变前日本的主要战争目标是苏俄，而满洲则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基地，为了确保这个基地的稳固，日本需控制华北，避免两线作战，并从华北征集战争资源。而南京政府的应对策略则使得日本感觉华北的“特殊化”运动效果乏善可陈，因此才希望借卢沟桥事变，迫使南京政府从根本上调整这种态度，切实加强日本对于华北的控制力。由此可见如何应对日本对华北的要求是特别微妙的问题，黄郛算已经做得不错了[40]，而胡适依然觉得黄“百死不足偿”。事实上，以这种方式维持华北的脆弱和平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但在胡适看来，只要有合适的“一二流人才”，即能将这种局面继续敷衍下去，给中国多争取一些时间备战。胡适此时心中所想的“人才”之一，就是后来忽悠汪精卫出走河内的高宗武，此人号称日本通，三十岁即做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少年得志且极有冒险精神，常自己乔装打扮去日占区刺探情报。胡适在上述同一封信中提到：“前夜见外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与他谈了三点钟，我颇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此君颇能明了我的计画”。[41]胡适在抗战初期参与主和运动也很受此人影响。

　　四、卢沟桥事变爆发到赴美前的和平运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人依然认为这又是一个局部冲突。7月11日，胡适在庐山见到蒋介石，鼓动蒋介石对日方采取强硬措施。[42]7月22日，胡适与陶希圣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支持蒋打破《何梅协定》，派中央军北上进驻保定[43]，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以战求和，并将冲突控制在局部。7月30日，胡适与梅贻琦、蒋梦麟等一起拜访了高宗武，商讨中日问题，高宗武说“战，是非常危险，尤其是中国准备尚未完全，对中国是不利的”，并说与作的教授们都表示同意，且愿意支持他。[44]此时高宗武对自己通过特殊途径与日交涉自信满满，且认为此次事变正好是自己再次大显身手的机会。胡适与之深谈，认为“外交路线绝不可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并且“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人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45]次日(7月31日)，蒋介石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人吃中饭，并告诉他们自己决意作战，胡适不便深谈，只提醒蒋外交路线不可断，并向他推荐高宗武，蒋表示也要和高谈一谈。此后高宗武与蒋介石、汪精卫都做了细谈。[46]

　　与蒋午餐的当晚，胡适给蒋廷黼写了一封没能寄出去的信，信中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漂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胡适在此信上写了一段话，说由此信很可看出自己思想开始转变，[47]这样的“补充说明”难免有事后为自己对日主和开脱的嫌疑，但亦可看出胡适对谈何其实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本着尝试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勉力为之。

　　8月3日胡适与蒋梦麟、罗志希、吴达铨等人在教育部长王世杰家密谈，王世杰谓诸人都对对日作战较悲观，胡适“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只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条件。”[48]

　　8月5日，[49]胡适见了蒋介石，并事先就中日问题写了书面报告，此报告在《陶希圣呈蒋中正中日外交意见书》中有作为附件留档。报告建议：中国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换取日本归还热河，并在除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地区全面撤掉日本的军队和特务机关，外加放弃租借地、驻兵权、领事裁判权;日本承诺此后永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主张大体上是要回到九一八前的局势，再加上取消日本自庚子国变以来获得的一些特权。很多人只强调胡适“承认伪满洲国”，而不提他的交换要求，似乎他承认伪满洲国就是为了当时让日本停战，这是不公平的。)胡适并不主张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而是设置了多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以及“在相当时间，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这和前面提到的南京政府对华北地区名义上退出，暗地里透过别的手段保留管辖余地的策略，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为日后收回满洲做了铺垫。但是，用这种明显的陷进式让步叫日本上钩，应该只是胡适这个“业余外交爱好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这番意见，蒋介石当时“甚客气，但未表意见”，但于次日国防会议上“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之主和”。[50]显然蒋介石也觉得胡适的主张不切实际，只是碍于他的面子，没有当面拒绝。此即抗战爆发后胡适第一次尝试谈和失败的过程。

　　8月12日，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一晚，胡适在一个饭局上见到周佛海，此后常去周佛海家，与周及陶希圣、高宗武等所谓“低调同志”面谈中日交涉问题，开启他是月的第二次谈和尝试。8月19日，胡适与陶希圣一起再次面见蒋介石，传达与日谈和的意思，为蒋所拒绝，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去美国做抗日宣传，胡适犹豫了很多天才答应，此后大病了一场。9月7日，胡适再见蒋，谈了半个钟头，日记中载“今天谈的话很中肯，也得体”，显然此时的他已经与蒋意见一致，但胡适的日记从8月23日到9月6日期间有半个月的中断，所以很难判断此间胡适思想变化的过程。不过根据周佛海的日记，8月30日他还约了胡适、高宗武一起商量起草对日交涉要点，次日让汪精卫转呈蒋介石，9月3日，周佛海去见了胡适，希望他不要去美国，而是留在南京帮他劝蒋，“惟蒋先生意旨已决，姑设法进言，如能展缓固妙”。[51]似乎胡适也没有完全拒绝周的提议。9月7日胡适与蒋介石只面谈了半个小时，谈话既然中肯得体，想必两人对于各自意见早有准备，因此推测胡适立场完全转变的时间在4号到6号之间，似较合理。9月8日，胡适分别见了汪精卫和高宗武，开始反劝他们不要太性急、太悲观，胡适对高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52] 1948年胡适回忆这天的经历也说：“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53]是日晚胡适启程去美国，开启了他的外交职业生涯。

　　五、总体评议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赴美前夜，胡适的对日策略在大方针上与南京政府并无二致，他所提出的异议，诸如建议九一八后要与日本直接交涉，外交上要注重国际路线，不要无条件让步，外交公开，不要完全寄望于日本与苏俄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而是要积极备战。他强调南京政府没有“负责任的政治家”处理对日外交，并认为“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似最缺乏”，批评汪精卫、唐有壬主持外交工作时不积极与美苏国联交涉，指责黄郛处理华北问题上的过错，在抗战爆发后不遗余力地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这个“人才”等等，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意见，与南京政府的大方针并行不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与蒋介石的分歧本质上不在于是战是和，而在于这次事件是否依然是局部冲突，抑或是全面抗战的开始。淞沪抗战爆发后，胡适逐渐意识到战争的扩散已是不可控制的了，且中国颇有一战的能力，因此很快就被蒋说服。

　　如何看待抗战前胡适的对日温和主张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抗战爆发后的头两个月，胡适主张对日谈和，但在南京政府内部，从抗战爆发直到1939年汪精卫出走河内以前，主和与主战都只是应对时局的不同意见，是可以摆到桌面上讨论的，而且主和是大部分人的意见。甚至包括主战派首领蒋介石自己在内，也曾在抗战初期公开或私下地尝试与日本谈和。抗战爆发几个月，由于战局不利，原来的很多主战派也开始改变态度，例如居正在8月份的时候还因为胡适主和说要法办他，到了11月份，却因为看到了战况的惨烈与民众遭受的灾难，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主动提出愿意牺牲个人政治生命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54]

　　胡适所参与的“低调俱乐部”也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当时到周佛海家地下躲避日军轰炸，聚在一起聊天交换信息的松散团体，此后才逐渐形成以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和梅思平四人为核心的对日和平运动，此运动大体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蒋进行说服，也就是胡适参与较深的阶段;后因对蒋劝说失败，从八月30日起又进入第二阶段，改为对汪精卫进行活动。[55]“低调俱乐部”在南京沦陷后即解散(但其核心成员在武汉成立了“艺文研究会”)。因此“低调俱乐部”不等于“汉奸俱乐部”，除胡适之外，其中的部分成员，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对抗战缺乏信心，但是并没有叛变投敌;陶希圣、高宗武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脱离了汪精卫集团;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则走上了汉奸的道路。

　　胡适对处理中日问题始终持一种务实的态度，其多数的公开主张都是正确合理的，例如呼吁国内改善内政、统一抗战，对日不迷信，不上当，对国际形势保持信心，要做好持久苦战的准备等等，且多与南京政府态度一致。其次，胡适的对日外交思想，在务实的同时，也表现出浓重的理想色彩，这正是他与南京政府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主张南京政府应该负起对日直接交涉的责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南京政治领袖，尤其是蒋介石，肯定不会牺牲个人声誉去做这种不讨好的交涉。他主张政府公开外交结果，这也是南京政府不太可能做到的，那无异于给当时反南京政府的各方势力一个攻击的口实。他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断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警醒国人不可相信日本各种所谓“和平主张”，但心里始终认为还可以通过“中日交涉”为中国赢取一些备战时间。尤其是胡适对于早已失效的华盛顿体系依然心存迷恋，还希望承认伪满洲国能让日本重回国联。

　　胡适始终将有底线的对日妥协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在1935年他给谷春帆的回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谷春帆是搞经济的，认为中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既然冲突对双方都是赔本买卖，想必终能达成谅解，因此他颇引胡适对日温和的态度为知音。他说自己认为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彼方固宜反省，我方亦切宜谅解，事实之真理，不能再以虚伪之意气为前提”，[56]还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希望让胡适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结果胡适拒绝了他的投稿，并回信说：日本现在军事野心膨胀，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根本无法以经济利益的动机去衡量了;还说：“先生若在北方住这几年……或在这几年中饱尝日本军人的气焰，自然不会作此想了”[57]。从中不难看出，胡适骨子里不相信中日双方有真正谈拢的可能性，其所谓对日温和，不过是一种拖延的策略。

　　三十年代初，日本内部存在文官和军人势力的激烈冲突。胡适和汪、蒋一样，希望通过中日交涉，利用文官去压制武官，拖延时间，这也是当时“中日交涉”论的基本出发点。但1935年以后，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犬养毅被激进军官杀害，从此日本内阁基本沦为了军部的傀儡。虽然此后军方内部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矛盾又开始激化，给了南京政府进行外交博弈的空间，但其中的操作难度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弱。尤其是“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南京政府为了避免担上割让国土的罪名，将其当成一个纯粹的军事停战协议来签。这也为后续的中日交涉带来很大麻烦。就日方来说，军事协议原则上不归外务部管，于是出现了此后关东军在对华交涉上为所欲为的局面。本来南京政府还寄希望于日苏战争能提前爆发，蒋介石对于东三省并不急着收回，也是为了刺激日苏矛盾。可是西安事变以后，苏联原则上和南京政府成了一条战线，再加上苏德关系恶化，苏联为了对德备战，对日百般忍让，也使得苏日之战越来越渺茫。作为知识分子，胡适在抗战爆发之际，认为中国在对日外交方面，还可以通过更精密的操作维持华北局势，或者通过承认伪满洲国换取日本势力在热河、华北全面退却，维持热河-长城的国防线，这只能说是对于“纵横家”一类的外交技术的过度相信。胡适对于军事、政治本不擅长，也只能在较有心得的外交方面下功夫，贡献一点自己的建议。

　　王世杰谓抗战爆发后胡适一度“极端恐惧”，不过胡适的恐惧并不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如王世杰后来对胡适的评价所说，胡适绝对是临难不苟的人。王世杰还回忆说，蒋介石要胡适去美国，胡起初没有答应：“先生表示，他不愿意在国家危险的时候往外跑。他要留在南京，与城共存亡。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的劝说，始终没有劝得动。……最后由于傅斯年的竭诚劝说才答应下来，已是九月初旬了。”[58]胡适真正恐惧的，是南京政府此时还不够统一，他害怕抗战让中国又倒回到袁世凯身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去。胡适在8月5日向蒋的进言中，所谈之主和理由就包括“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59]对日作战一旦失利，中央声誉实力均大损，难以再压制地方实力派，而这同样也是蒋介石的顾虑。抗战爆发后，蒋在日记里罗列了若干抗战可能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其中第一条就是“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60]直到1938年年底，蒋介石依然认为这是个极重大的问题，因而提醒自己“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61]蒋介石把抗日政府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也是因为受到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势力抵制，反复沟通无果后的无奈之选。这都说明胡适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荀子说过：“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所谓“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62]此言足为胡适写照。虽然他的判断有错误之处，其勇气则无可置疑。

　　胡适使美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依然存在争议，而且也不是本文探讨范围之内，但他对日坚持抗战的态度则是毋庸置疑的。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由于战况失利，蒋介石为众多主和派包围，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给蒋介石坚持抗战以很大支持，此后胡适又在美国政府对支持中国抗战产生动摇的关键时刻，向罗斯福慷慨陈词，打消了他对日妥协的念头。但后人对胡适使美以前对日妥协的态度却多有不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东亚反法西斯主战场的地位日渐凸显，抗战后更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国际地位大为提升，从此摆脱了受列国欺压的地位，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些后人全都是抗日战争的受益者，从这个受益者的视角去看，主战当然是对的，主和自然是错的。但是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军摧残屠杀的民众来说，如果政府能够与日本在妥协一段时间，等到更有把握的时候在开战，兴许就能减少损失，挽救不少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生命。站在那些战争受害者的视角来看，当日主战的正确性，也许就没有那么充足了，我们也不態替他们说：你们为抗日牺牲是理所应当的。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胡适，自然希望通过后一种方式，去减轻战争带来的动荡和损失，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胡适，在尝试了和平外交的种种可能性后，最终意识到与日妥协已绝无可能，因而转向“苦撑待变”、绝不对日屈服的立场，并且以甘做一个“过河卒子”的态度，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这更是值得赞扬的。

　　注释：

　　[1] 以上言论收集在《胡诗全集》第21、22卷中。主要文章包括：1932年的《论对日外交方针》、《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1933年的《国联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全国震惊以后》、《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跋蒋廷黼先生的论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保全华北的重要性》、《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1934年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1935年的《沉默的忍受》、《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冀察时局的收拾》、《我们要求外交公开》，1936年的《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敬告宋哲元先生》、《亲者所痛，仇者所快》，1937年的《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2]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3] 胡适：《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

　　[4]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胡适全集》第21卷，第523页。

　　[5] 胡适：《日本人该醒醒了》，《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

　　[6]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全集》卷5。

　　[7]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性》，《胡适全集》第21卷，第645页。

　　[8] 同上。

　　[9] 当时《独立评论》其他同仁如蒋廷黻等也都发文表示支持谈和，当时舆论及《独立评论》对《塘沽协议》的态度，见左双文等著《民众、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外交研究(1927-1949)》，第85-86页。

　　[10]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6页。

　　[11] 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胡适全集》第22卷，第473页。

　　[12] 周质平：《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第331页。

　　[1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99页。

　　[14]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第207页。

　　[1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633页。

　　[16] 《胡适日记全编》(一)》，第138页。

　　[17] 唐启华：《北洋外交的成败》，《海峡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上卷，第90页。

　　[18] 《胡适日记全编》(一)，第536页。

　　[19] 《胡适日记全编》(二)，第19页。

　　[20] 《胡适日记全编》(二)，第98页。

　　[21] 《胡适日记全编》(二)，第178页。

　　[22]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534页。

　　[23] 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胡适全集》第22卷，第89页。

　　[24] 1933年12月20日胡适致汪精卫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61页。

　　[25] 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胡适全集》第21卷，第677页。

　　[26]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07页。

　　[2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495-496页。

　　[28] 《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61页。

　　[29] 参见高志勇：《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尤小立：《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

　　[30] 参见高志勇：《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1] 胡适致王世杰信，《胡适全集》第24卷，第217页。

　　[32] 蒋介石：《论“政略与“战略”之运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三·演讲》，第561页。

　　[33] 《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4日。

　　[34] 《胡适全集》第24卷。第218-220页。

　　[35]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第195页。

　　[36] 《胡适全集》第24卷，第228页。

　　[37] 《胡适全集》第24卷。第229页。

　　[38] 《胡适全集》第24卷，第289页。

　　[39] 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第241-251页。

　　[40] 同上。

　　[41] 《胡适全集》第24卷，第289页。

　　[42]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599-1600页。

　　[43] 《陈布雷致蒋中正电》，1937面7月22日。

　　[44] 高宗武：《日本真相》，第64页。

　　[45]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700页。

　　[46] 同上，第700-701页。

　　[4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661页。

　　[48] 《王世杰日记》(上)，第28页。

　　[49] 《胡适日记全编》(六)作8月6日，根据王世杰日记及陈布雷档案，似有误。

　　[50] 《王世杰日记》(上)，第28-29页。

　　[51] 《周佛海日记》(上)，第65-67页。

　　[52]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710页。

　　[5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661页。

　　[54] 《王世杰日记》，第68页。

　　[55] 见贺渊：《“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56]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556页。

　　[57] 同上，第558页。

　　[58]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613页。

　　[59] 《胡适日记全集》(六)，第702页。

　　[60] 《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

　　[62] 《荀子·荣辱》。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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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耿云志编：《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经联出版司业公司民国73年版。

　　林美莉编：《王世杰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101年版。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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