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抗日救亡运动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3-07-25 14:19:09

　　当年曾经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伟大旗帜的鲁迅，今日却被人指斥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这实在有点荒唐。

鲁迅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是到70年后的今天，在某些人的

口头笔下，却成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有人说他从未写过抗日的文章，有人说他与日本人的关系过于密切，等等。说这话的，最初还只是个别的“愤青”和“愤老”，后来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一种时论。这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了。

　　因此，就鲁迅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并非多余之事。

　　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本质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鲁迅其实是认识得比别人要早。他早年留学日本，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情绪高涨，侵略气焰逼人，鲁迅当时就有所警觉，多方提请国人注意。据当年弘文学院的同学沈瓞民在《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一文中说：

　　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师曾……二学长，邀我到东京日比谷公园啜茗吃果子……。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日本政客中州进午提出“日本统治满洲说”;户水宽人又发出“天授日本”的谬论，认为“根据诸学理，应由日本占领满洲”;有贺长雄又发出“满洲委任统治权”的妄说;种种侵略谬论，在报纸上广为鼓吹。而我国有一小撮的留日学生，却还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鲁迅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他同时指出，蔡鹤卿(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鲁迅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他向蔡、何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原书没有抄录，大意是这样的。我到上海，即交给蔡、何两君。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由我分投;诸人阅后，皆有戚容，沉默不语。……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寥寥无几……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中日关系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之清楚。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与日本有关。例如：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发起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凡尔赛和约”条款中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取得的特权;而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的游行请愿活动，则是为了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而引起的。在这些问题上，鲁迅的爱国立场都很分明。而到得1931年，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入侵之后，鲁迅的抗议和抨击就更多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就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答记者问，谴责日本的侵略。次年的一二·八战事，就发生在鲁迅的身边，一家人突陷火线之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脱险之后，他即与茅盾、叶圣陶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报上的标题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文中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

　　九·一八事变因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而丢失了整个东北，一二·八战事又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而告终。但日本军国主义并不因此而止步，接着而来的，是攻占山海关，进军热河，威逼华北。在这种形势下，鲁迅从1932年初开始，就陆续写了许多文章，为爱国的学生辩护，抨击蒋政权的不抵抗主义。

　　无情揭露当权者既行政策

　　中国的学生，一向是爱国运动的先锋，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有学生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但却被指责“为反动派所利用”，受到残酷的镇压，有些学生被打死扔入河内，却说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到得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关内进军，北平危急，学校只好提前放假，却受到教育部和舆论的指责。鲁迅一连写了《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等文章，为学生辩护。当时政府机构正组织故宫、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将古物南迁，鲁迅即将此二事加以比照，认为将北平的古物迁移而不准大学生逃难，实在不合理。这不能理解为鲁迅反对保护古物，他是不满于对大学生的不合理要求：既不准他们爱国请愿，又不准他们逃难。于是以此为话题，明确反对以“战略关系”和“诱敌深入”为借口，而放弃北平。他说：“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不幸而言中，这批古物在战后也就没有回到北平，而是随着蒋政权迁到台湾去了。

　　所以，古物、学生云云，只是做文章的一个题材，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来抨击蒋政权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名无实”的反驳》中就说得很明白。作者先摘录了《申报》特约通信《战区见闻录》中所记前线一位排长的话，其中说：“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而生为中国人!尤不幸而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然后加以反驳道：“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而在《文章与题目》中，则矛头直指“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下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

　　这是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深刻的揭露。正因为鲁迅敢于无情地揭露当权者所坚决奉行而不敢直言的既行政策，所以他受到了更严重的压迫。

　　分清日本人民与侵略者

　　鲁迅一面坚决主张抗日，反对当权者的不抵抗主义，但又不同于一般仇日者的心理。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有些人表示要断绝与日本人的交往，其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视野终欠开阔。鲁迅则将日本民间的友好人士与军国主义侵略者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即使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他仍常与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交往。最明显的是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完造是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因买书而与之相识，后来成为可信赖的朋友。鲁迅因受当局的迫害，家庭地址不便公开，因此常借内山书店会客，托书店接收信件，而且在危急时候，还请内山帮忙避难，如：1930年3月，鲁迅受到“秘密通缉”，曾到魏盛里内山完造家中暂避;1931年1月，柔石被捕，因从他的口袋中搜出鲁迅的出版合同，而同时要逮捕鲁迅，鲁迅在内山完造协助下移居日人开设之花园庄旅舍;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全家突陷于战火之中，也是内山完造把他们接至书店中，后又送至英租界内山分店，等等。所以，鲁迅对于内山完造是信任的，同时也接受内山所介绍的日本友人的访问。当时，就有造谣文人在小报上撰文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际上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又说他“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这些文章，鲁迅就摘录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并加以批驳。其中谈到他对内山的看法：“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将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加以区别的思想，在《题三义塔》一诗中得到升华。诗云：“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在1933年6月21日日记中，对此诗的写作背景有所记载：“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请云。”本诗一开始就谴责日本侵略者用炸弹和炮火对中国人民的残杀，对中国民居的破坏;接着赞扬西村博士在败井颓垣中救出饿鸽的慈善之心和为羽化之鸽造塔的友好情意;再则期望中日两国和平斗士能真诚团结，共同抗击侵略者所掀起的逆流;最后展望未来，希望在目前的劫难过去之后，中日之间兄弟的情谊仍旧存在，两国人民重逢相见，一笑之间把往日的仇恨置之度外。

　　此诗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却不料被有些人拿来当作鲁迅亲日的论据。这种评论，不但不顾及全人，而且连全篇意思也不顾及。有人说，至少在那时谈“相逢一笑泯恩仇”，尚非其时也。其实，鲁迅何尝不知道在日本侵略者气焰正盛时，不可能“相逢一笑”，但他认为，将来一定是会“泯恩仇”的。1935年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里说：“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地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人，对于敌人，他死也不肯宽恕;但是他又是一个张扬理性的人，不主张无原则的复仇，反对对敌人的孩子也进行打击。这层意思，在许多杂文里多有阐述。

　　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

　　到得30年代中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鲁迅高度赞扬这场学生运动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百姓，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题未定”草(九)》)这时，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矛盾表面化了，不久就出现了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不是双方矛盾的起因，而是长期矛盾所导致的爆发点。鲁迅鉴于以往的经验，不愿再参加他们的协会，因而受到攻击，说他“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对此，鲁迅非常愤怒，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出回应，表明他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并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事实上，鲁迅是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葬礼，就是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动员。救国会代表上海民众在鲁迅灵柩上覆盖了“民族魂”大旗。而负责组织鲁迅葬礼的救国会，却成为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蒋政权的眼中钉。据说，1936年11月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因为救国会组织鲁迅葬礼而引起的。楚图南在纪念胡愈之的文章《与人肝胆照，见义轻风浪》中说：“1936年，他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一些领导人一起，通过组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正是这一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同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仆、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

　　然而，当年曾经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伟大旗帜的鲁迅，今日却被人指斥为反对抗日的亲日分子，这实在有点荒唐。然而，此种怪事却也并非孤例，那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革命成功之后，不也被人编入“落伍者”之列，要写他的“丑史”吗?鲁迅当年写过一篇杂文《“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对此事加以讽刺，却不料他自己身后也被卷入这个怪圈。鲁迅在该文的结末处感慨道：“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看来，鲁迅的感慨，至今也还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