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到重庆的风云际会 ——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的中国行
来源：《青年文学》 凌岚   2023-08-01 08:46:34

　　欧内斯特·海明威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中国。他不仅来过，而且行程超过千里，骑马，乘船，坐火车，搭飞机，一路颠簸，摇摇滚滚的道路。确切地说，海明威是作为妻子玛莎·盖尔霍恩的家属来的，他们在香港、桂林、重庆盘桓四个多月，穿过滇缅公路，见过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等中国抗战时期的风云人物。关于这段历史，盖尔霍恩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我和另外一个人的旅行》里有详细记述。这本书中，和海明威的中国行有关的部分在开篇第一章，即《马先生的老虎》，这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中译本最早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出版。在美国史学界和文学界，海明威，以及海明威与女性的关系，是常年带热度的话题，历史著作《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于二〇〇六年出版，这本书钩沉了海明威中国行背后中美苏三大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角逐媾和。

　　说到玛莎·盖尔霍恩也很有意思。她是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战地记者，一九〇八年生于圣路易斯市，比海明威小十一岁。她身上几乎具有当代女性喜欢的一切品质——说话直来直去，行事独立，敢想敢做，苗条，好看，她从来不在文章中提到名人丈夫海明威的大名，也不许采访者提。盖尔霍恩不仅事业独立，经济上也独立，她和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家——“瞭望塔农场”，是她出钱购买和装修。作为战地记者，盖尔霍恩是唯一一个亲历诺曼底登陆的女记者，之后又跟随盟军进入达豪集中营;生命不止，写作不停，她直到八十岁还去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场采访，晚年时因眼盲才不得不停笔。盖尔霍恩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太太，他们的姻缘始于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止于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近年HBO电视网根据《马先生的老虎》拍摄了一部电影，由妮可·基德曼出演盖尔霍恩。说风华绝代，盖尔霍恩绝对配得上这个词，而且超前了半个世纪。

　　回到中国行。

　　海明威和盖尔霍恩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出发来到中国，当时美国朝野对远东，对中国抗战缺乏起码的了解。盖尔霍恩受《科利尔周刊》委托到中国做实地考察，了解国共合作的真实状态、中国抗日战争的交通物资条件，走一走当时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盖尔霍恩过去在欧洲盘桓，报道西班牙内战，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她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并拉着新婚丈夫海明威一同前往。但出发前海明威犹豫了很久。

　　海明威出生于一八九九年，这时候四十一岁，步入中年。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于一九四〇年出版并大卖，立刻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旋律作品。该书用情用力讲述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是一部精品力作，电影版权甚至卖出十万美元的天价——十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两百一十万美元。拥有了这样的高光时刻，海明威想离开哈瓦那的舒适区前往中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在《马先生的老虎》里，他甚至有一个简写的绰号——UC，“不情愿的伴侣”。身材伟岸的他已是文坛的庞然大物，早年混迹巴黎做美国媒体的海外记者时的穷和寂寞，早已烟消云散;作为“失落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此刻已经嬗变为文坛赢家，发光，发亮，引起读者和国家机器的注意。

　　与海明威同时代的作家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这时候不仅到过中国，还先他一步去了延安。海明威对革命进步思潮不仅不排斥，而且相当有兴趣，苏联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就开始了。最后，他同意陪妻子前往远东，出于他对中国的浪漫想象，更重要的是出于为国出力的情怀，关于后者的史料解密要等到多年以后。海明威当时的公开身份既是作家也是战地记者(他给纽约一家左派小报《PM》供稿)，但他在中国行中背负的任务远大于这些，这一点，当时资助和接待他们的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绝对不是秘密。

　　一九四一年的全球格局是这样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在这年的十一月，春天时离那个美国海军最黑暗的日子还有几个月，美国尚未全面宣战;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已经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和空袭下变成焦土，自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中国全面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拉锯状态;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空军正在执行“闪电计划”——在夜间空袭伦敦，从一九四〇年九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才结束;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巴黎已经挂上德国旗。欧洲深陷于战火中，但美国并不想卷入，美国国会从一九三五年开始通过一系列《中立法案》。“中立”可以让美国继续售卖军火和物资给主要盟国——英国，充分享受战争贸易带来的红利。随着德日海军海洋霸权的扩张，美国的中立红利已经越来越小，美国国内参战派越来越强势。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迎来了最黑暗的日子。

　　海明威夫妇一九四一年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发的。在海明威出发之前，他和美国联邦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高级助理亨利·怀特见面，怀特给他布置作业：考察国共联合抗战的情况，重点关注新近通过《租借法案》后，美国给盟国输送军火后的战况改进。行程途经中国香港、缅甸、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观察英国远东军的作战情况和日本侵略规模，并穿越美军向重庆投递物资的最重要的供应线——滇缅公路。实地考察中国抗日战场，决定美国对华援助是否值当，这是海明威夫妇此次中国行真正的硬核任务，几方都是心中有数，纷纷给予资源上的支持。

　　说到跟中国的渊源，从晚清时期起，海明威的亲叔叔维勒比·海明威在陕西做了多年传教士，妻子出生于保定，是传教士的后代。夫妻二人在陕西乡下有效防治肺鼠疫，受到过民国政府的嘉奖。二十世纪初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坐船前来美国，因此哈瓦那和佛罗里达南端的小岛基韦斯特成为华人从海上入境美国的秘密通道。基韦斯特唐人街满街开花的槐树，路边草丛里跳动的走地三黄鸡，都与美国本地品种迥异。两个地方都有设施全面的唐人街，为了吸引游客、开发当地经济，唐人街还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海明威在哈瓦那和基韦斯特这两地都有家，住在哈瓦那给华纳电影公司写剧本时，对剧本中华人形象的塑造信手拈来，可见华人移民社区在当时的哈瓦那和佛罗里达多么普遍。

　　海明威夫妇从旧金山坐船出发到达夏威夷的檀香山(现称火奴鲁鲁)，然后再坐船到达香港。在盖尔霍恩眼里，香港充满毛姆小说里描写的东方异国情调，九龙的半岛酒店舒适漂亮，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蒲扇叶吊扇，洋人和阔人们住在风景迤逦的半山和山顶，底层的穷人住在山底密密麻麻的板房里。夜里街上睡满了人。鸦片馆里十个铜板可以买三个极小的鸦片丸，这是苦力治疗筋骨痛和饥饿的灵药。海明威很快学会一种夹杂着粤语、客家话、闽南话和洋泾浜英语的混合语言，身边结集了一群聚啸饮酒的伙伴，喝蛇酒，放鞭炮。这些酒肉朋友包括警察，从芝加哥来的自称柯恩的保镖，还有一个邀请他去打猎的小商人。海明威对广东人泡的蛇酒赞不绝口，不仅当场喝还买了带走。他酒量极大，进入内地后一路跟国军的将领拼酒，喝到对方脸色发绿倒在桌下为止。在香港，盖尔霍恩暴露出她的洁癖，对街上行人吐痰的习惯嗤之以鼻，觉得不可理解，但海明威安之若素，而且很快也像当地人那样行事。香港那时正经历着日军的空袭，乡下霍乱流行，在街上随时可以看到病人倒毙。海明威只感叹一句“可怜啊”，就带着妻子赶快离开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海明威夫妇搭乘飞机穿越日军阵地，到达第七战区属地韶关，面见战区司令余汉谋。《马先生的老虎》写的就是第七战区里的故事，海明威夫妇看到漫山遍野烧得焦黑的草梗，问指挥官马先生这是怎么回事，马先生回答：“农民把所有的草料都烧掉，是为了不给老虎留下任何东西吃。”盖尔霍恩似乎没听懂这句玩笑所指的坚壁清野的策略，她说：“你们的老虎居然是素食主义者，吃草。”懂和不懂都没关系，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她把这段故事忠实报道了出来。

　　随后一个多月，夫妇俩在国军护送下，坐船骑马，穿山越岭，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到达桂林，住进“大皇宫饭店”，也就是大华饭店。这家桂林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摆着从美国进口的家具，那是当时美国著名的“家具城”大急流城出产的家具，中国达官贵人的家里多少都摆一套这种时髦的舶来品，但沙发扶手和靠背上白色丝线钩织的靠垫已经被头油和污迹染得乌黑。床上、地板上、墙壁上都是臭虫。走廊尽头的厕所地面铺了瓷砖，但马桶堵了，污水流得到处都是。盖尔霍恩在客房里撒了好多黄色的消毒粉，夫妇二人被臭虫、肮脏的厕所和连绵不断的阴雨搞得要发疯，连海明威这样的战地超人也忍不住发火骂人，在酒店房间里踢家具。下雨的时候无事可做，海明威希望有把手枪，可以用来射击臭虫。

　　一天之后，雨停了，大风吹散了阴霾。面对桂林的景色，这对文学夫妇赞不绝口，盖尔霍恩写道：“桂林小城安然卧于群山中，嶙峋的、尖锐的小山像金字塔，山上的野树毛茸茸立着，在迷蒙烟雨中显出树影，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美丽浪漫。”海明威这样写道：“成千上万的微缩小山，在原野上列队，都仅有三百英尺高，我们都以为中国画上的风景是想象出来的，其实不然，它们完全是桂林山水的翻版。这里还有一座很有名的岩洞，现在用来做防空洞，可容纳三万人。”这个“防空洞”应该是指桂林的著名风景点七星岩。

　　海明威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很享受桂林，他给出版商和前妻写信，安排将版税的一部分支给前妻，指点大儿子应该上哪家学校，还不忘记夸奖说中国很不错，他想更深入地了解下去，与国军将士相处的日子也很有意思。他希望有朝一日去北方看长城，但这个愿望在他的余生中没有实现。两天后，夫妇二人离开桂林，乘坐当时的国航飞机前往重庆。机舱里放着大包大包的美金纸币，这是美国政府给中国的军援，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坐在这些成堆的美金中，跟飞行员插科打诨。

　　重庆是这一路真正的目的地。夫妇二人被安排住在一个独栋别墅里，这栋房子高居江岸上，要走过长长的陡峭的台阶才能到达。跟桂林的大华饭店比，这栋房子有专人打扫，稍微干净一点，但诡异的是，客厅里时刻坐着几个穿三件套西装和尖头皮鞋的地痞，看样子是来盯梢。卧室的床上、沙发上，留下了这几个盯梢人的痕迹——靠垫和枕头上隐约有黑色的头油。海明威初进房间一通狂笑，然后决定到街上转转：“我要找人喝一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重庆作为临时首都唯一的好处是，日本人打不进来。”盖尔霍恩写道。日军随时前来轰炸，重庆居民听到空袭警报拥进山洞里，每隔几天就出现上百人踩踏致死的新闻。这时的重庆拥挤不堪，又破又脏，街上到处是衣衫褴褛、得了皮肤病的乞丐。海明威爱交友，爱在街头的苍蝇小馆喝酒，盖尔霍恩有洁癖，看周围的一切都不顺眼，尤其怕路上的乞丐碰她。这些差别，让夫妇二人在重庆的日子里生出不少龃龉。“在中国你同情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海明威说。在盖尔霍恩每天为抽水马桶不通而发愁的时候，海明威从美国大使馆里源源不断地拿出威士忌招待客人，很快又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他还坐飞机去成都，看了当时几万农民用锄头和铁铲修出的飞机场，供飞虎队的飞机起落。他大为震惊，赞叹道：“这等于是造金字塔一样的工程!”

　　财政部长孔祥熙及夫人宋蔼龄宴请海明威夫妇。孔祥熙送给盖尔霍恩一大盒巧克力，以及一件大红缎子做的旗袍，上面绣着紫色和黄色的花。送巧克力时，孔祥熙忍不住打开盒子，挑了几块自己最爱的口味先吃起来。宴会上，孔祥熙请盖尔霍恩坐在他的右手边，亲自给她夹菜，这也引起她的不适。她的洁癖让她对这些细节带着神经质的关注，特别厌恶别人碰她的食物和身体。宋蔼龄穿着黑丝绒旗袍，长及脚面，从胸口直到下摆边缘缀了几十粒用整钻做的纽扣，晶莹璀璨。她对自己的旗袍很得意，说另有两件旗袍，一件的纽扣是翡翠做的，另一件的纽扣是蓝宝石做的，但蓝宝石颜色不够亮，看不出来。

　　过了两天，海明威夫妇受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蒋介石为了表现诚意，接见时特意不戴假牙，以真面目示人。宋美龄帮双方做中英翻译。房间里的摆设，又是大急流城出口的美式家具!当然白色丝织靠垫都是干净的，一尘不染。盖尔霍恩直言问宋美龄，为什么政府不救助重庆大街小巷里无数的乞丐。这话遭到宋美龄的白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文明古国，我们祖先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的猿猴阶段呢。”会面结束回到家，海明威笑话妻子：“你得罪了中国的‘皇后’。”盖尔霍恩这样写蒋氏夫妇：“我对所有政治大人物的预期都是他们会很无趣，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无趣，这是因为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不、敢跟他们吵，或者叫他们闭嘴。”这些腹诽多年以后写进了《马先生的老虎》。

　　有一天，海明威夫妇在重庆的街头遇到一个金发荷兰女人，她戴男式礼帽，穿长裤，外面套着花布裙，装扮突兀。这位神秘的荷兰女子热情地问他们：“想不想去见周恩来?”盖尔霍恩不清楚周恩来在中国革命中的身份和地位，而海明威说周恩来应该是尤里斯·伊文思的朋友，这个说法大体上也没错——伊文思是出生于荷兰的纪录片先锋人物，也是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时认识的好朋友。伊文思最后一次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是一九八四年。由他这样一个与中国渊源颇深的艺术家来帮海明威夫妇和周恩来的会面牵线，这种安排合情合理。从海明威的反应看，他应该是事前得到过通知，但具体细节在《马先生的老虎》里没有交代。

　　盖尔霍恩同意见面。夫妇二人和荷兰女子在集市接头，由她领着穿街走巷，甩掉在后面跟踪的特务，然后分别跳上两辆等候多时的人力车。人力车拉着他俩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被带到一间四壁雪白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桌子后面坐着的就是他们要见的人——周恩来。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裤子、凉鞋，领口敞开。屋里还有一位翻译。双方用法语对话，但盖尔霍恩从周恩来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完全听得懂他们的话。进入中国这么多天，盖尔霍恩第一次觉得宾至如归，但遗憾的是，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对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接近于零，面对英俊而平易近人的周恩来，他们几乎问不出太多的问题，只能做听众。尽管双方交谈的时间不长，但富有魅力的周恩来给夫妇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以后，夫妇二人回到美国，盖尔霍恩受邀到华盛顿的国会谈中国之行。尽管对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和腐败印象不佳，但她没有在国会直言批评国民政府，听证后美国对中国国军的援助按计划进行。海明威回到美国以后，给资助他旅行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写了简报。这份简报经部长助理亨利·怀特之手呈交摩根索，吊诡的是，这位高级助理后来被证实是潜伏在美国政府里的苏联间谍，简报很快就送至斯大林那里了。

　　旅行结束以后，海明威夫妇回到哈瓦那的家里。一年后盖尔霍恩奔赴欧洲战场，重新做回战地记者，她见证了诺曼底登陆，也亲眼见到纳粹集中营的残酷。海明威在妻子的影响下，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赶到欧洲，随盟军进入巴黎，目睹了巴黎的解放。随着欧战终结，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头，于一九四五年离婚。此后，命运留给海明威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一九五〇年开始，他一直受到抑郁症的纠缠，当时简陋的电击疗法一度让他几乎不能写作。

　　一九四一年的中国行，绝对是海明威和盖尔霍恩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之一。历史似乎准备好了一切，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很多重要的人物登场亮相，风云际会，展示当下又预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