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
来源：《炎黄春秋》 张军锋   2023-08-03 16:35:00

　　导语：1942年5月，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脱离实际的问题和各种不良倾向，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座谈会对统一艺术家们的思想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讲话》倡导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带来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的繁荣，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讲话》中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断，对于当下弥漫于文艺界的某些不良倾向，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警醒作用。

　　1943年10月19日，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毛泽东选择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整风运动的高潮之时，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刊发，显示出对统一延安文艺思想的精心安排和深思熟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又是如何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与延安整风有什么关系呢?

　　延安文化人的“个人”与“集体”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汇聚到延安，使这里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先后来到这里的，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丁玲、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著名文化人，还有留法博士陈学昭、何穆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为了尽快培养源源不断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建立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织简称为“文抗”。

　　由周扬担任主持工作副院长的“鲁艺”和由丁玲担任主任的“文抗”，汇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这两个机构之间带有宗派倾向的相互指责和矛盾，成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整风的重要诱因之一。

　　从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在“文抗”的驻地蓝家坪，先后有三十多位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居住过。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它占据了延安最好的建筑—桥儿沟大教堂的鲁艺校园，汇集了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许多艺术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而且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科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指演大戏、古戏、洋戏)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

　　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当时担任延安泽东青年干校教员的王仲方老人回忆说：“鲁艺的歌唱家们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来了，唐荣枚唱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问老百姓说好不好，老百姓说好，说怎么样好，说这个女的唱的跟猫叫一样。说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这对鲁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努力的给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延安文艺界忽视抗日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沉醉于高雅艺术趣味的倾向，早就引起部分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干部的不满。1940年6月，朱德总司令在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希望文化人“要习惯过集体的生活”，不要做“渺小”的个人，应当学习军事，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

　　1978年4月，七十多岁的周扬在接受著名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采访时，对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样表示：延安虽然落后，但毕竟是一个新的时代。上海、重庆来的作家们只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重庆。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结合?怎么结合得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

　　文化人对延安的批评有些刺耳

　　除了创作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外，延安有些作家对延安的批评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1941年4月，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在延安的文化沟口办了一份墙报，取名《轻骑队》，对延安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一时间，这些言辞激烈的文章在延安造成很大影响。

　　1942年春天，蔡若虹、华君武和张谔三位漫画家在军人俱乐部举行漫画展，展览会上的漫画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有许多讽刺和批评，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参观者蜂拥而至，甚至连俱乐部的门都给挤破了。华君武回忆说：“很多人都来看，当时轰动了简直是，后来开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毛主席也来看，那天正好我在值班，毛主席看了一遍就问我。有的画他懂，他就不问了，有的画不明白他就问，这张画什么意思，那张画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做了解释。”

　　创刊于1941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位于山顶平台这几排石口窑洞里。担任延安“文抗”副主任的作家丁玲，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负责人。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

　　《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黎辛回忆说：“像《三八节有感》，国民党就编成戏演出，说你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你延安有什么好，延安还不是很糟糕，这是在国民党区。在延安有些人看了不满意，当时报纸上都有读者来信批评。为《野百合花》，毛泽东拍过桌子，胡乔木也讲了，说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列宁讲不怕敌人借题宣传，你理论是这么说，实际上它发表后有了很大影响，对国民党有用了。”

　　毛泽东决心亲自抓文艺界的问题

　　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发毛泽东深深的忧虑。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4月这一个月里，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次。

　　1942年初，毛泽东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更坚定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

　　不久，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对于这次谈话，艾青回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毛泽东谈话时，“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和王震两位将军都对丁玲提出尖锐的批评。“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给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942年的4月9日，毛泽东又邀请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到家里来了解情况。据草明回忆：“我和欧阳山收到毛主席的信，邀请我们去一下，我们马上扣好扣子就去了。很顺利的就到了毛主席那里，结果我看到毛主席的衣服比我们的还破，一个洞一个洞的，都是烟烫的，很随便，本来有点紧张，但是一看就很自然的坐下。主席就说准备开一个会，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叫欧阳山先讲，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完以后毛主席就问我，草明，你有什么意见?我一想，我说这个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

　　4月13日下午，周扬和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党员教师应邀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比起与党外人士的谈话来，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更直截了当。

　　据陈荒煤回忆，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几个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被讽刺为“歌德派”，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又说道，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的一切都想的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突然指着墙上的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为什么我毛泽东点煤油灯，他(指某位作家)就没有煤油灯?就要看谁写的东西更重要了……”

　　2002年冬天，我在北京晨光街10号的一幢高干公寓采访了已经87岁的刘白羽。刘白羽虽然因中风后行动不便，讲话也有些吃力，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时，高大的身材和严肃的表情依然显出昔日的威严。他一字一顿地讲道：“为什么有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找我去，讲了两句，这个话非常之重要，从这个话才能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这时候有问题，才解决，文艺界要没有问题他不会讲这个话。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文艺界有些思想很混乱，议论很多。他最后说你们文抗作家党员很多，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他的话传达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是有斗争的，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

　　刘白羽还回忆说：“当时陈云是组织部长，把我和丁玲两个人找到他那儿去，实际上就是动员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做一个正确的发言。我们两个人商议，丁玲发言，这个时候丁玲思想已经跟党一致了。陈云同志一找我们去，实际就是组织上，中央组织部长代表党跟我们两个人谈话。”

　　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的萧三，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谈话自然要深入一些。毛泽东很直接地对萧三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如此广泛地找人谈话，足见毛泽东当时要弄清文艺界问题的决心之大，方法非常精细，态度也十分谦虚。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艺家之间的距离。这既表现出党的领导人对文化人特别的尊重，也透露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这是一次政治领袖与文艺家们平等的对话。

　　萧军的头一炮引发激烈争论

　　5月2日的午饭之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从蓝家坪、桥儿沟等地汇集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

　　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毛泽东在阐明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应当协调发展的基本观点后，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问题供大家讨论。

　　讨论开始后，一时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发言。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对于萧军参加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萧军的夫人王德芬回忆道：“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口直心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几次借口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给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

　　毛泽东没有答应萧军的请求，一再写信请萧军留下来，就文艺界的问题多交换意见，请他开完会再去旅行。盛情难却，萧军也就留下了。

　　萧军直言不讳的发言，果然语出惊人：“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萧军的发言，显然跑题走调，而且非常不合时宜。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萧军的话一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一下子站起来，与萧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胡乔木和萧军的争论，与会者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都有清楚的回忆。

　　刘白羽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的发言根本是荒谬的，完全跟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反的。他一味强调作家、个人、鲁迅。他在延安，在这之前他很嚣张，他讲他的一支笔可以指挥两个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公开讲过这个话，这次我下决心讲了，因为是历史不讲清楚不行。他讲话一完，胡乔木一下就站起来了，跟他展开了论战，批评他。”

　　罗工柳回忆说：“萧军就讲我是天下第六，为什么说天下第六呢?马、恩、列、斯、毛，第六就是他了。这是他的个性了，他愿意这样讲也可以，讲就讲嘛。”

　　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回忆》里也详细地回忆了他与萧军争论的过程。胡乔木还回忆道：“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说：“吴亮平、李又常等同志都发言批评萧军。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反驳，说你不要在这上课了，这不是课堂。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很激烈。当时毛主席就坐在那里听，不动声色。骂到那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话。”

　　在第一天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艾青、丁玲等人。

　　开会头一天，就争论得这样厉害。毛泽东此前找了那么多作家谈话，并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却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这说明1942年之前的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艺术家们不但可以与党的领袖展开平等对话，还敢就某一问题发表“过激”言辞。由此可见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家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漫长而不平静的过程。

　　临近傍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宣布休会，同时要大家准备意见，在16日上午继续开会。

　　第二次座谈，会场气氛比较轻松

　　5月16日全天，座谈会召开了第二次座谈。

　　这次会议上，萧军、罗烽、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还为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进行了辩护，认为提高还是必要的。

　　会议上的争论，显示出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也显示出座谈会自由平等的民主气氛，让党的领导人听到了艺术家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是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座谈会前，欧阳山尊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给他写了回信。

　　欧阳山尊回忆道：“信里只有七个字，前面就‘欧阳山尊同志’，七个字是‘你的意见是对的’，下面‘此致，布礼，毛泽东。’我得到这封信，很兴奋，我的胆儿就大了，我就敢于发言了。我结合前方实际在座谈会上说，前方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

　　因为面对的都是中央领导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山尊同志对自己的发言感到惴惴不安。事实证明，欧阳山尊多虑了，他回忆说：“没有想到，直到建国以后，有一次周扬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听了我的发言后对他说，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这个话对我鼓励很大，当然不是对我一个人。”

　　柯仲平是延安诗歌运动中最活跃的诗人之一。

　　1938年，他发起成立了民众剧团，几年间他们走遍了边区的每一个村镇，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的剧目。

　　他对鲁艺“关门提高”早有看法。在座谈会上，柯仲平自豪地说起他们给老百姓演《小放牛》时的情景。他有一句话，是有一点半开玩笑，但是也是真的很自豪。他说，你们到山沟沟里去看，哪里鸡蛋皮多，哪里就是我们这个剧团走过的地方。什么意思呢?看戏不交钱了，不花钱了，老百姓为了感谢就给他们送鸡蛋，吃了鸡蛋就扔了鸡蛋皮，所以他们在哪里走得、待得时间长，吃的鸡蛋就多，鸡蛋皮就多。

　　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你们要经常演些新节目给群众看，否则人家就不给你们鸡蛋吃了。

　　就在座谈会召开的时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隐隐的炮响。会上有几位女同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国民党是否会进犯延安?毛主席就笑了，他说得很轻松，他说他来我就让给他，无非是打碎一些坛坛罐罐，听说你们把下蛋的鸡也杀了吃了，别那么忙嘛。大家哈哈笑，都很轻松。

　　女作家白朗与毛泽东很熟悉。她开玩笑说：“主席，是不是要请大家吃一顿?”毛泽东笑着说：“当然，白米饭是有的。”会议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一顿延安难得一见的大米饭、红烧肉、红烧鸡。这样的晚餐在困难时期堪称丰盛。

　　毛泽东自言自语：这个文章很难做

　　5月23日下午，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座谈。在文艺家们踊跃发言之后，朱德总司令对某些作家瞧不起工农兵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才行。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朱老总的话朴实无华、言简义重，在与会者心中引起很大震动。

　　5月23日晚饭之后，毛泽东对前几次讨论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中央机关的很多人都赶来了，因为人数增加了许多，会场只好临时改在院子里。

　　据与会者回忆，工作人员在楼前小广场上用三根木棍搭起一个架子，在架子上悬挂起一盏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汽灯。对这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前的情景，罗工柳给我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看到毛主席和邓发两个人一块从他住的窑洞坡上下来的，他讲话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就坐在主席站着讲话的桌子旁边，挨着他很近。毛主席拿着稿子，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这个话可能就是我听到的，他自言自语地讲，哎呀，这个文章很难做。这是毛主席说的，我听到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然，文艺问题很复杂了，意见很多了，说到大家能够接受，能够同意，确实是难度很大的。”

　　干学伟先生这样回忆说，“他的讲话现在有些文字上没有，他非常幽默的。他说我们开了几次会，开的很好，我向同志们学了很多，很谦虚的。我对文学艺术是小学生，是个门外汉，今天呢，大家考我一考，题目呢就叫作《结论》。大家哗的一声笑起来了，非常幽默，非常轻松、诙谐，但是内容是非常深刻的。”

　　晚上掌灯时分，人们聚集在汽灯周围，中央办公厅大院被汽灯照耀得一片通明，毛泽东那口浓重的湖南话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和比喻把深刻的理论问题阐述得透彻明白，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他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几位与会者，还这样对我回忆听完毛泽东讲话后的感受：

　　“他的讲话，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完全是想不到的，他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我是想一个空头的革命，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打开了。”时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如此说。

　　漫画家华君武回忆，“毛主席讲，你是从上海亭子间走到延安这个广大工农兵的天地当中来了，你东西要变化，你不变化你是独角龙。毛主席的讲话，也不是听了马上就懂的，差不多在这以前，这儿以后还看了毛主席的有些著作，慢慢慢慢地体会，你要改，怎么改你自己实践去，摸索去”。

　　美学家王朝闻说：“我觉得毛主席讲的这个理论是美学，毛主席讲话本身就是艺术理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是他没有因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就违反了美学，他本身既是政治的观点，又是美学的观点。”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高潮，《讲话》正式发表

　　座谈会速记员周昆玉回忆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先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是胡乔木同志根据这篇速记稿整理而成。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

　　但是，这篇重要的讲话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借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的机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部编辑的黎辛老人这样回忆文章的发表过程，“胡乔木说为什么这么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慎重，一个是太忙，我说是慎重，不是忙。毛泽东是忙的，可是他整风报告三四个月就发表了。毛泽东一个礼拜能给报纸写三个社论，一个礼拜能写三个头条新闻，看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看清样看稿子不知有多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分钟时间。文艺栏的主编是舒群，他跟毛主席比较熟。舒群见着他就催，九月也催他，他最后就说，你不要催了。他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我写好了就送给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催了。可是到四三年发以前我们就没有催，他忽然送来的”。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选择这一天发表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讲话》整篇近二万字，全文在19日这一天登完，占用了头版和第四版全版，以及第二版的半个版面。

　　《讲话》正式发表之际，正是延安整风进入高潮的时候。由于《讲话》论述的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非常切合整风运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需要，《讲话》就被列为《整风运动二十二个重要文献》之一。

　　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文化人的1942，已经永远定格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风云之中。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我们已经越来越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审视历史的真相，能够相对超脱地回顾、看待纠缠多年的是是非非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先生曾对这段历史评价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产物，当然有其局限性，你不能要求它解决古今中外所有的文艺问题，你不能要求它像职业的文艺理论家提出的学说那样去解决一些细节规律。而且它的每个判断并非都绝然正确并适合于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时，在作价值评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依据今天的好恶和是非，同样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我以为，这个评价和态度，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