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一首情诗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史承钧   2023-08-04 16:14:20

　　关于老舍与赵清阁两位前辈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的爱情，自从赵清阁先生1999年去世之后，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的文章很多。追寻历史，揣测想象，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在此，我想提供老舍的一首诗，作为探讨这一爱情的基本材料之一，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也说一点对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内容的理解。

　　原诗无题。当我将它发给舒济同志审阅时，她说这是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一首情诗。就以之为题。

　　手迹：

　　释文：

　　童年弱且贫，事事居人后;

　　邻儿有彩衣，默默垂我首!

　　及壮游四方，营营手到口;

　　文字浪得名，笔墨惭深厚。

　　中岁东海滨，陋室安妻丑;

　　方谓竟此身，书史老相守。

　　血腥起芦沟，仓促西南走。

　　大江日夜流，黄鹂啼翠柳，

　　逢君黄鹤楼，淡装明无垢;

　　相视俱无言，前缘默相诱!

　　灯火耀春暮，分尝一壶酒，

　　薄醉情转殷，脉脉初携手!

　　幽斋灯半明，泪长一吻久!

　　先后入巴峡，蜀山云在肘：

　　辛勤问寒暖，两心共臧否，

　　天地唯此情，此情超朋友!

　　日月谁与留，四载荷连藕，

　　我长十六龄，君今方三九。

　　桃源春露秾，鸳鸯花下偶，

　　缓缓吹东风，花雨落窗牖!

　　愿斯千里缘，山海同不朽，

　　世世连理枝，万死莫相负!

　　一九四一年于渝

　　这是1941年，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一首无题诗。赵清阁先生去世那年我正好不在国内，次年回国后即去她的故居凭吊，与30余年和赵先生相依为命的保姆吴嫂有好几年的交往，直至她2006年离开上海回扬州。在这期间，我受吴嫂托付呼吁并联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先生留下的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沧海往事》，并为此做了一点校订和补注的工作，写了《后记》。

　　在这期间，吴嫂曾多次向我出示赵先生的遗物。我从一个写着“老舍诗作手迹”的信封中发现了这首诗，并给以复印、拍照保存。不久前我曾将它寄给舒济审阅，她说这是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一首情诗。在此就以此为题发表出来，以供读者和研究人员参考。

　　这里我想说明两点：

　　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

　　诗的结尾，老舍已写明为1941年，但到底是1941 年的什么时候呢?老舍并没有说明。我从《胡风回忆录》上找到一点线索。《胡风回忆录》曾隐约提及，说是“快过年了，我过江(按：北碚被嘉陵江分隔为南北两处)到华中唐老板处，……唐老板悄悄地告诉我，老舍来了，在xxx那里”。这里的“唐老板”指唐性天，华中图书公司老板，“xxx”自然指赵清阁了。胡风说，第二天他“还是过江去找了老舍，约他到我家来住两天”。又说，“初二，我亲自过江去接老舍来家”。老舍在胡风家住了三天，并在胡风陪同下访问南岸的朋友，而后回到重庆。这里的“还是”和“亲自”，透露了胡风曾经的犹豫和坚持(据《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月号)。犹豫，自然是老舍在赵清阁那儿，有点不好打扰。坚持，那是形势所迫，他有重要的话必须和老舍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是1月27日。而在此前的1月16-17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退和转移在重庆的左派人士。胡风视老舍为知己，必须告诉他相关情况，使他心中有底，继续在重庆坚持下去。老舍和胡风畅谈之后，就回到重庆安排“文协”的事了。

　　老舍回到重庆以后，可能给赵清阁写信说明未能再回北碚的原因，但这封信只有留下谈皖南事变和有赠赵清阁一首人名诗的那一半，另一半未能留下，可能和其他的老舍书信一起被赵先生在去世前毁掉了。对这半封信我曾经为文介绍(见《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其中的人名诗是：

　　清阁赵家璧，白薇黄药眠;

　　江村陈瘦竹，臧云远高天。

　　这可能仍不足以表达对赵清阁爱意，老舍于是便写了这首诗，全面回顾自己的身世以及和赵清阁的相识和相爱，剖明自己的心迹，以纪念和发展他们之间的爱情。

　　据此推测，我以为这首诗应该是写在1941年2-3月之间。

　　二、对这首诗的一点理解

　　这首诗老舍是以五言古诗的形式写成的。中国古代以四言为主要形式的《诗经》之后，从两汉起便逐渐产生了更便于叙事写情的五言诗。老舍之所以采取借助这种形式，是出于他古典诗词修养的深厚，他感到选用这种形式，更易于表述他对于赵清阁的爱情。因为在古典五言诗歌之中，也有不少是爱情诗。如《孔雀东南飞》(又名《焦仲卿妻》)，写焦仲卿夫妇二人相亲相爱，男方父母却借故遣女返家，母亲又要她改嫁。而夫妻却恩爱有加，不愿分离，双双殉情，最后合葬。他们墓旁的松柏梧桐枝枝相连，叶叶相通，其间有鸳鸯双飞，彻夜歌唱。这种执着纯真的爱情，不能不使老舍神往。

　　这首诗共四十四句二百二十字，老舍在回顾总结自己前半生的基础上，追忆和赵清阁之间相识相爱，并立下永久的爱的誓言。诗的前半部分，他用四句为一组，交代自己的过去：第一个四句说及自己贫苦的童年。老舍出生在一个穷旗兵家庭，父亲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便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了。由母亲带着他和一个哥哥和未出嫁的三姐一起生活。幼时的贫困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二个四句说自己壮年。游历四方，在辛勤的忙碌中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这时他出版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长篇小说。此时自己虽然勉强有了一点名气，但自己觉得还是未能写出深刻的作品来。第三个四句写中年在两面靠海的山东结婚成家，已经打算以教书为业，度过这一生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妻丑”并无贬低自己妻子之意，而只是沿用古人介绍自己的亲人时的谦辞。犹如“贱内”“拙荆”一般。只是为了协韵，将“丑妻”二字颠倒了而已。第四个四句写“七七”卢沟桥日本大肆侵华后，为抗日，仓促来到武汉。从第五个四句开始，就写到当时在武汉和赵清阁的相识和相爱了。这里的“黄鹤楼”，只是武汉的代称。他们是为了同一个抗日的目标，先后来到武汉的。

　　1937年11月15日，老舍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只身离家出走;历经半月，辗转来到武汉，投身抗战。对此，冯玉祥将军有诗赞他：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箱子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到达武汉后，老舍积极参与阳翰笙、王平陵等发起的筹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他的声望，他的无党无派爱国立场，他的真诚、热心，他的豪爽和幽默，获得了从四面八方来到武汉的爱国文人的信任，又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使他高票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又被推为总务部主任。当时文协不设会长或主席，而由总务部主任负责全会工作并对外代表本协会。这样，老舍就成了该会众望所归的实际负责人，抗战文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

　　“七七”事变之时，赵清阁在南京的中央电影厂任编剧，不久就参加了南京的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并与阳翰笙结识。“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中央电影厂决定向芜湖撤退。她辞职回到河南，准备在家乡为国效力。年底，在河南形势逐渐危急之时，她辗转来到武汉。之前，她曾写信告诉在编辑工作中有通信联系的武汉文艺社《文艺》月刊的主编胡绍轩，胡回信要她临行发个电报，好去车站接她。她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但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便主动去看他。胡绍轩这样形容对她的印象：

　　那时她才23岁，穿着京沪一带流行的时髦短装，短头发，态度潇洒，落落大方，健谈。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男性的健美，又有女性的温柔。

　　赵清阁一到武汉便积极参与抗战文艺活动。她积极筹备出版抗战文艺第一个刊物《弹花》(寓意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同时又参与抗战文艺演出戏剧方面的指导。报上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她是当时武汉抗战文艺的一个年轻而活跃的生力军。

　　1938年2月，胡绍轩在一家酒楼宴请了包括老舍、王平陵、穆木天、叶平林、甘运衡、郁达夫、老向和赵清阁等十余位作家和诗人，请他们为《文艺》月刊写稿。在这次宴会上，老舍和赵清阁在胡绍轩的介绍下相识了。初次见面，他们就相当投缘。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艺的爱好，志趣和性格的相合，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赵清阁见到的是豪爽而有幽默感的热心的长者，老舍见到的是一个美丽而勇敢的青年女性。胡绍轩还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都爱好“杯中之物”，喝酒也很爽快。不久，他又专门邀请老舍和赵清阁两人上小馆子喝酒，叶平林作陪。这样，两人就更接近了。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小酌，并已在微醺之后的有了亲密的接触。而这些，都是有抗日救国文艺活动做基础的。赵清阁请老舍写稿支持《弹花》，老舍欣然答应。《弹花》于1938年3月15日出了第一期(创刊号)。在《我们的话》(创刊词)之后，第一篇就是老舍的《我们携起手来》。在文章中，老舍写出了到武汉后见到文艺界的朋友们的感动。他认为在抗日爱国的大前提下，文艺界“已具有携手同行之心，是最可庆幸的”。文章说：

　　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大旗，团结互助是我们的口号。什么伟大不伟大，什么美好不美好，诚心用笔当武器的便是伟大，能打动人心保住江山便是美好。伟大的不是莎士比亚和但丁，伟大的是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这些中国作家。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最后又表示：

　　我愿在这一阵营中做一名小卒，你们叫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在今日的中国，没有一件事比抗日救国更伟大更神圣的;我们的团结便是要在这最神圣的战争中各尽其力;这是你我的一切，此外什么也没有。

　　赵清阁认为：“他热情洋溢地写出了《弹花》的愿望，我的愿望，也写出许多作家心里的话。”在抗日爱国的基础上，他们一开始便是心心相印的。这也成了他们此后进一步携手的开始。

　　《弹花》得到许多知名作家的支持，其中既有郭沫若等共产党方面的作家，也有王平陵等国民党方面的作家，还采用了大批无党无派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赵清阁“左右逢源”，并能得到无党派人士的青睐，这是完全符合团结抗战的方向的。其中，老舍是《弹花》最有力的支持者。胡绍轩统计，在众多支持者中，他在《弹花》发表的作品是最多的。

　　“文协”成立后，赵清阁与叶以群、谢守恒一同被聘为组织部干事。因为赵清阁确实是一个能说会写，又善于交际的活跃人物。在“文协”虽然不在同一个部，但这无疑也增加了她和老舍见面的机会。她和老舍的交往也渐渐增多。

　　老舍到武汉后，先后在友人白君家和云架桥华中大学游泽丞教授家居住。冯玉祥将军知道后，便邀他去千家街福音堂的公馆居住，和何容、老向、赵望云等在一起，便于商讨抗战文艺画刊《抗到底》等事。老舍便应邀去到武昌。这样，他们就离得较同在汉口时远了。这时他们开始了通信，同时也有照片来往。老舍寄上了第一张“鸿雁照”。照片上老舍身着长衫，手拿礼帽，面带笑容，神清气爽。背面钢笔题字作“廿七年春于武昌千家街 舍献”，印有“郑景康摄影”字样。不久，老舍又寄给赵清阁另一张照片。照片上老舍伏案写作，神情专注。背面用毛笔题词作“鸿雁照 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屋内”。赵清阁也寄给老舍两张半身照，这是在寓所内拍的。照片上的她清新脱俗，年轻美丽。这说明了他们虽然经常见面，但仍时时想念，不时有书信来往。两者关系已非同一般了。

　　从1938年6月起，日军即准备进犯中原并夺取武汉。国民政府为准备武汉保卫战，下令疏散人口，撤退文化机构。负责《弹花》出版的华中图书公司也迁往重庆。为了坚持住这块抗战文化阵地，赵清阁决定和好友杨郁文一起去重庆。7月9日，她们在友人帮助下买好了入川的船票。10日，老舍在“同春酒馆”为她饯行。他赞成她的决定，劝她不必为未能留在武汉而遗憾。他恳挚地劝勉她说：“到后方只要不是苟且偷生去，无论直接间接，只要是帮助抗战的工作，都有价值。一个拿笔杆的人，事实上不可能执枪荷弹，所以即使到前线去，也做不出什么来的。”这使赵清阁感到体贴和安慰，坚定了她入川的决心。他们默默握手，依依惜别。不久，“文协”理事会决定将总会暂时迁至重庆。老舍既是总务部主任，它的实际负责人，自然必须和总会在一起。7月30日，老舍为着“文协”，为着抗战文艺事业，不得不打消留在武汉并与之同存亡的决心，和何容、老向及文协干事萧伯青一起，带着“文协”的印章和文件，乘上了驶向重庆的轮船，于8月14日达到重庆。其后，“文协”不少理事和会员也陆续抵达。9月8日，开了第一次茶话会，由各部报告会务和工作计划，这样，“文协”在重庆的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了。这样，他们又在重庆重逢，并继续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发展他们在武汉便建立起来的爱情了。

　　当时重庆并不大。赵清阁住在仓平街背后的一条小巷中，不久由于敌机轰炸，搬到两路口与安娥同住。老舍原住花园路青年会，不久冯玉祥将军抵达重庆，驻节两路口的巴蜀中学，常邀老舍和他去劳军或检阅部队，因而也常住在巴中。他们离得不远。

　　1938年10月1日第一次在重庆出版的《弹花》，即1卷6号，就有了老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武汉》。紧接着于10月31日出版的2卷第1期，也有老舍的散文《兔儿爷》。由此可见老舍初到重庆，两人交往就相当密切了。

　　1939年，重庆剧坛出现了剧本荒，少有新戏可演。4月，“文协”为了筹点款而想演戏。在一次聚会中，大家提议写个讽刺剧，眼光都落到老舍身上。老舍决定一试。他找到了赵清阁讨教。赵清阁觉得他的语言俗白而又幽默，对话也很个性化，是很适合写戏剧的。他想好了一个故事，和赵清阁商讨着分了幕，便动起手来，大约花了半个月便完成了。这便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第一个剧本，曾在重庆演出的话剧《残雾》。这可以说是他们在戏剧上第一次合作，但他们对此心照不宣，从未对外界说起。

　　这年5月4日，重庆遭到日寇野蛮的大轰炸，整个城市浓烟滚滚，一片狼藉，平民百姓流落街头，死伤惨重。这时，赵清阁应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戏剧组的编辑。《弹花》由于销路不佳，正遭遇被老板停办的命运。为了守住这块抗战文艺阵地，赵清阁决定接过来自办，并申请到了教育部的补助，改由正中书局总经销。《弹花》自2卷5期起开始自办。五四大轰炸这一天，赵清阁正往城里的印刷所送稿子，突然遇到轰炸，便躲进了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结果店房被震塌，她的额头受伤，满脸是血。她急忙奔向在青年会的“文协”避难，还带着路上遇到的一个小学生。老舍和也在那里的安娥以及刚从成都来的周文等朋友为她洗净了血迹，包扎了伤口。警报解除后，老舍和周文护送赵清阁和安娥沿着江边绕道走回城外两路口的住处。那个小学生随他们走到家附近，自己回去了。他们继续在微弱的月光下走了很久很久，体验着在国难中患难与共的滋味。

　　这年暮春，赵清阁患了肺炎，身体虚弱，常常咳嗽;加以敌机常来轰炸，于是，她便迁居离北碚不远的北温泉的“琴庐”，与沉樱、梁宗岱比邻。这时，老舍特意买了一只小小的痰盂送给她。这只小痰盂白底青花，十分精致。它一直陪伴着她，直至逝世，还在她床头边的矮柜上，似乎贮满了殷殷的关爱之情。

　　1939年春，全国慰劳总会决定组织南北两路慰劳团，上前线劳军，请“文协”派人参加。为了表示郑重，“文协”理事会决定由老舍参加了北路慰劳团，姚蓬子、陆晶清参加南路。北路慰劳团由团长贺衷寒率领，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途经成都、绵阳、广元、汉中、宝鸡、西安、洛阳、延安、兰州等地，跨越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河南、湖北8省，到达5个战区，费时5个多月，行程2万多里，于12月8日返回重庆。为此，老舍和赵清阁将近半年没有见面。但老舍人在旅途，在百忙中也没有忘记她。这次他经过甘肃兰州等地，特意带回一方洮砚送给赵清阁。洮砚是和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西的澄泥砚齐名的四大名砚之一，是甘肃著名的特产。这是一方有一本书大小的带盖的石砚。砚身有着金黄的花纹，在上方墨池中央，有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砚盖特别讲究：上面用黄黑相间的石材雕着一枝梅花，其中七八朵已经盛开，其余十数朵则含苞欲放，花枝上立着一只喜鹊，形象逼真，令人喜爱。这是民间传统中习见的画图设计，寓意“喜上眉(梅)梢”和“梅鹊报春”。石砚体积不大却沉甸甸的。老舍一直将它带在身边，走过了千山万水，由此可以想见老舍对她的殷殷之情了。这方石砚自此一直在案头陪伴着赵清阁，无论写稿、练字、画画，均离不开它。赵清阁晚年在砚盖的里侧，用秀丽端正的字体，刻上 “一九三九年舍自酒泉携归持赠 清阁識(识)”十六个字，作为永久的回忆和纪念。

　　1940年春初，赵清阁和杨郁文从北温泉移居北碚，和沉樱合租汽车站旁的楼房两层，沉樱住三楼，她和杨郁文住二楼。此房和梁实秋、吴景超共有的“雅舍”不远。不久，又搬至附近的一处平房中。这年的初夏，赴美写作并以《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蜚声海外的林语堂关心祖国的抗战，举家回到国内。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下了北碚蔡锷路24号一幢一厅四室的独立小楼作为住所。但因为日机频频轰炸，生活无法安定而于当年1940年8月再次出国。临行前，他将这幢小楼交“文协”无偿使用，使之成为“文协”北碚分会会所和来北碚的会员的临时住处。老向夫妇、萧伯青、萧亦五均曾住此，老舍来到北碚处理“文协”的一些事务，会见朋友，也就住在会所中。据梁实秋回忆，后来，老舍又搬离了那里，住到离雅舍不远的一排平房中。李辰冬夫妇、赵清阁也租住在那一排平房中。

　　这样，老舍到北碚，就能和赵清阁能常常见面。他们之间超乎友谊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迅速升温了。1941年的春节之前，老舍来到北碚，就不再住文协的会所，而是直接去到赵清阁的住所，有了第一次幽会。此诗最后的三个四句，就是为纪念他们这次幽会而写下的。其中鸳鸯双宿的描写和连理枝的誓言，显然有着古代五言诗的影子。虽然由于前述皖南事变引起的形势的突变、胡风的出现，中断了他们的幽会，但这一天却永远留在他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