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垦时代”：鲁迅对山西新文学的评判
来源：中华读书报 段崇轩   2023-08-07 14:23:04

　　一

　　在中国新文学的版图上，山西新文学是一个独特、重要的版块，鲁迅曾给出了“开垦时代”的精辟评判。它是山西百余年的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1933年6月20日，鲁迅致信太原“榴花艺社”：“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已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榴花艺社”是刚成立的文学社团，由北京上学的学生唐诃、贠宪千、赵键回到太原发起的，同时在《山西日报》上开辟了名为“榴花”的周刊。唐诃是一位热爱木刻艺术的人，几人商议由他执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一是请先生为我们征集木刻画;二是请先生给我们写点短文;三是寄去刊物单页第一期，请先生批评指导。”鲁迅收到信后当即回复，解释了征集邮寄木刻画的困难，讲述了当下白色恐怖的政治局面，评价了太原的文艺态势，着重强调了作家的创作一定要查看时局，讲究斗争艺术。这封信是“左翼”文坛主帅对新文艺阵营作出的“战略”指示，已成为鲁迅关于文艺运动的珍贵文献。

　　信中所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并不是鲁迅对太原、山西、新文艺、新文学的一次专门论述，而是谈到当时的文学、形势时的顺便提及。但恰恰是这顺手一笔，概括了当时山西的文学态势，表现出鲁迅对山西文学的谙熟。所谓“开垦时代”，是指山西文学正处在开拓、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包括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是说中国文学已发展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时期，山西“还”在“开垦”，似乎有点滞后，但前景是无限的。这一评价、评判，寄寓了鲁迅对山西文学的关切、厚爱、期望。是鲁迅对山西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一个形象、理性的命名。

　　鲁迅对山西新文学的评判，是建立在他对山西文学以及作家作品的广泛了解、熟悉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与山西作家的关系，一种是有直接交往关系的。2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的“狂飙社”社团，几乎是集体地聚集在鲁迅身边。这个社团的主将高长虹，成为鲁迅的学生、“战友”，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的交往有85次之多。鲁迅很看重《狂飙》杂志，并让高长虹担任了自己主编的《莽原》的编辑。他亲自为高长虹的诗文集《心的探险》，当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鲁迅说：长虹“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很相合”，《莽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高歌、高沐鸿，作为“狂飙社”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前后数种杂志的主要编辑，与鲁迅有着频繁的来往。高长虹的朋友、社团的重要成员常燕生，1916、1917年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与陈独秀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继承问题。1925年高长虹带常燕生拜访鲁迅时，常已是颇有名气的燕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了，二人有许多共鸣，常成为鲁迅的座上客，并有多次书信来往。高长虹的另一位朋友阎宗临，北京朝阳大学历史专业学生，在高的引荐下结识鲁迅，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狂飙社”是在鲁迅的关怀、扶植下成长、壮大的，但后来与鲁迅发生冲突、论战。窃以为一是因为人事上的纠葛、误会，二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某些不同，三是因为山西人文化性格所致。山西二三十年代，涌现了三位才女作家：石评梅、关露、吴曙天。她们命运不同，在不同的时期遇到鲁迅，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帮助、指导。还有一位荆有麟，他1924年闯荡北京，入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成为鲁迅的学生，经鲁迅介绍、推荐，在多家报刊当过编辑;他也给与鲁迅生活上的关照、帮助。二人时有通信，荆致鲁80封，鲁复荆15封。荆成为活跃的文学青年，发表有很多散文、小说，出版有《鲁迅回忆》一书。但后来荆投靠国民党。

　　鲁迅与山西作家的另一种关系，是以评论、通信为主的间接关系。李健吾1924年北京上中学时发表了《终条山的传说》，鲁迅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导言中给与了热情肯定：“《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这一评价鼓舞了年轻作者的创作热情。唐诃1933年开始与鲁迅通信，之后因全国木刻展览，多次致函鲁迅，得到7次回复，推进了新文艺中的木刻事业。田景福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回到太原后开展文学活动，给鲁迅写信，请求为他准备出版的小说集作序，鲁迅慨然允诺。小说集因故未能出版，但给了年轻作家无穷的力量。

　　山西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晋籍输出作家，一种是山西守土作家。如上所述的十几位作家，都是外出作家中的精兵强将。他们团结在鲁迅身边，开展文学活动，潜心文学创作，创办文学刊物，足迹遍布北京、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既带动了山西的文学创作，又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与鲁迅交往、工作、战斗中，他们汲取了鲁迅的开放思想、现代理念、文学经验;使他们在创作上迅速成长起来，创作出大批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山西新文学中的主体部分，呈现出一种蓬勃的“高峰期”景象。同时，也使鲁迅对山西文学、作家作品，有了深切的了解、认识。

　　二

　　1919年，北京的“五四”文化与文学运动，深刻地震荡着山西。“五四”爆发后的第三天——5月7日，太原大中学生三千多人举行隆重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成立“太原大中学生联合会”;同年8月，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指导山西进步学生王振翼创办《山西平民周刊》，“抱定为人民奋斗之宗旨”;1920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赴并，二人在山西大学作了演讲;1921年，“晋华书社”成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一方“重镇”。

　　文化、文学社团也纷纷成立起来。1920年山西大学成立“新共和学会”，第二年创办《新共和》期刊;1921年山西省立师范学生建立“共进社”，并出版《共鸣》刊物;1921年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组织“青年学会”，并创办《青年半月刊》期刊;1925年太原“红光文学社”成立，出版《红光》杂志;1926年太原“晋新书社”编印《国鸿》杂志;1928年“滂沱社”创刊《滂沱》期刊;1927年太谷铭贤学校“晨曦社”创办《晨曦》刊物。其间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1924年成立的“狂飙社”，青年学生高长虹约集高沐鸿、段复生、荫雨、藉雨农、高歌，发起成立了“平民艺术团”，并创办了《狂飙》月刊，同时开展文艺运动和活动。后又“移师”北京、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流派。文学社团的成立、活动的开展、刊物的创办，强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新文学的生长、前行，实现了山西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变革、转型。远在北京的鲁迅，密切关注着全国文学的态势，山西文学自然是他注重的，而且他的身边就聚焦了一批山西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从他们的讲述中、他们的作品中，窥见了山西新文学的艰难探索、奋力向前。

　　“五四”新文学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文化，倡导民主、自由、科学，作为历史使命。山西新文学作家呼应时代的、文学的潮流，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以及戏剧文学方面，都有可贵的开拓。而小说是一种“时代的代表性形式”，山西新文学在这一文体上的表现又格外突出，因此笔者的论述也着重从小说文体上展开。山西20世纪20年代的新小说，努力表现广大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剥削，刻画底层民众的艰难困苦、被迫反抗。同时深入描写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揭示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性格变迁以及内心世界。这样的文学追求，无疑是继承了鲁迅的思想与精神的。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是一个鼎故革新、西学东渐、开创新潮的文学时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被大量引进国门，与中国的现实、文学相结合，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学潮流。山西新文学也融入了这一潮流。此时的现实主义还不大成熟，但已显示出强劲的势头。这里首先要说到景梅九，他既是辛亥革命先驱，又是学者、作家。一生创作有大量诗词、散文、小说、戏剧、评论。1905年发表长篇小说《玉楼影》，1924年出版纪实长篇小说《罪案》，是当时正在滥觞的白话小说的优秀之作。同时他还创作有《清快丸》《劫后鸳鸯记》等文言小说。他的部分小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写实主义特征。田景福是一位较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从1926年开始创作，直到1939年，创作了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大都是反映山西农村生活的。《蛇与桥》《守中叔》《卖鸡子的女人》《乡村新事》等，写得简练而有力，常燕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业余写了大量的诗词、杂文、评论、小说。创作有短篇小说十几篇，《金珠和猪肉》《小新娘子》《末日》《王升》等，写农村、城市、军营生活，具有很强的揭露性、批判性。

　　浪漫主义是山西新文学的一种重要思潮。石评梅既有《董二嫂》《弃妇》那样描写底层妇女悲剧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白云庵》《流浪的歌者》那样抒写革命者、现代青年的浪漫主义篇章，但作家创作的总体倾向是浪漫主义的。李健吾是一位文学大家，戏剧、翻译、评论、小说等无不擅长。他的短中长篇小说集中创作于20年代，在逼真的现实主义描写中，又分明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意。现代主义是山西新文学中的独特构成。革命、文学是高长虹人生的两大支柱。他在诗歌、散文、评论、小说上都有不凡建树。小说代表作有《革命的心》《结婚以后》《这只是一个梦》，大都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感、思想，有的具有自传色彩，充分运用了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方法和手法。高歌是“五四”文学中最先锋、最现代派的作家，创作有多篇短中长篇小说，重要作品有《爱之沫》《最初的接吻》等。高沐鸿早期的小说创作走的是现代派路子。“三高”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如鲁迅所说的“晦涩难解”的缺点，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他们的艺术探索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是山西新文学的“开垦时代”，那么30年代中期之后就是山西新文学的“收获季节”。1935年，山西杂志《文艺舞台》就宣称：太原新文艺“颇呈兴旺景象”。30年代是山西文学的变革、发展时期，文学走出上层知识分子圈子，走向了广阔社会和广大民众，走向了革命战争和战斗的人们，形成了“抗战文学”的奇迹。

　　这一时期，文化文学社团显示出此起彼伏、不断生长的态势。1932年山西“左联”“社联”成立，前者属文学艺术，吸引了一批文艺作者;后者属社会科学，凝聚了一群社科研究者。大都是大学中学的青年学生。两个组织分布在各市县，举办读书会，开展创作研究活动。这一时期，有一个文学社团的演变、发展，引人注目。先是1929年，大同青年学生巩廓如、侯树元等发起成立了“梅雪社”，第二年移到太原，史纪言、谷倬如等加入，并在《民报》开辟“雪梅周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1932年，“雪梅社”几位重要成员，如史纪言、巩廓如等，又成立了“大众文艺研究社”，史纪言是《民报》副刊主编，为会员发表作品提供了广阔园地，使这一社团名声响亮。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生田景福回到太原，发起成立了“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大众文艺研究社”的史纪言，还有赵秋心、张季纯等成为主要成员。这一社团积极开展多种文学活动，注重读书、研讨、创作，特别要求研习鲁迅著作，并在《并州日报》出刊《青年文学》副刊，在太原乃至全省文学界发挥了有力作用。

　　1936年鲁迅逝世，在山西文化文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三天后的10月22日，太原举行了隆重的“太原市文学青年追悼大会”。《山西党讯》副刊开辟“追悼专刊”，连出七期;《太原日报》“开展”专刊，也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通过这些活动，表达了山西作家同鲁迅的深厚感情。

　　有了现代印刷出版业，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如虎添翼。董大中在一篇文章中说：“30年代太原出版的刊物也很多，非文艺刊物有近二百种。”而文艺刊物，保守估计也有一百种以上。而那时的刊物，不管是政治的、社科的、文化的，都会辟有文艺文学版面，每期都有文学作品发表。文学报刊需要特别论及的有：太原植社主办的《生生》半月刊;山西教育学院出版的《夜光》月刊;太原艺术通讯社创办的《文艺舞台》杂志;西线社编辑发行的《西线文艺》刊物;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主办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旬刊》，后改为“月刊”;还有山西省立大同中学学生会主办的《同钟》，运城新文艺出版社创办的《新文艺》。《自新》月刊是山西自新院编辑发行的刊物，旨在改造、教育被关押的进步青年，设有文艺专栏，赵树理、姚青苗从这里起步开始了文学创作。

　　山西新文学30年代的深刻变化，与全国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赵树理1929年在自新院创作的《悔》《白马的故事》，运用的是“五四”新小说的现代方法与手法。1933年后的《有个人》《盘龙峪》，开始探索通俗化、大众化道路，成功地转向了现实主义。1934年他以笔名“何化鲁”，在《山西党讯》副刊连续发表《欧化与大众语》等四篇文章，竭尽全力倡导通俗化、大众化文学。1937年他进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新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践行他的文学思想与理想。姚青苗与贾植芳这一时期的小说颇有分量。姚青苗的创作开始于1935年，他继承了“五四”小说的思想与写法，又努力借鉴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创作了百余篇短中长篇小说，代表作有《苍头》《绿林》《中条山的杜鹃花》等，是抗战时期一位卓越作家。贾植芳表现抗战生活的《我乡》《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中条山的插话》，展现了晋南故乡抗战中的混乱、破败景象，以纪实手法塑造了抗日英雄形象，作为知识分子“我”对自己懦弱、悲观的反省，渗透着“五四”文学的启蒙、批判思想。山西女作家关露从30年代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殁落》、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等，都是写的女性的爱情婚姻、人生命运。她在散文、小说上有意识地效法“鲁迅风”，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另一位女作家吴曙天，是上海文化名人章衣萍之妻，夫妇二人同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日记》中关于吴的记载有55次，保持了七年的交往与友谊。她的主要作品有散文、小说《小姑娘》《片段的回忆》等，她的散文有多篇精彩描写了鲁迅日常生活的片段。

　　山西二三十年代的“开垦时代”，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构成了山西百年现当代文学史上，三个紧密相连、又形态各异的文学“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