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我的终生抗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年08月28日   2024-06-24 09:33:09

　　今年的徐光耀格外的忙，虽然年届九旬，访问他的人依然很多。因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场战争对于人类来说，记忆太深刻了，教训也太深刻了，难以磨灭。

　　徐光耀是一位有着抗战情结的作家，他写下了《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哪》《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或电影剧本，有的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久享盛誉。他的作品为什么好?除了写作上的功力之外，还在于徐光耀本人是一个13岁参军的小八路，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百次。也就是说，他首先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战士。当战士时，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了作家之后，依然战士本色。因此他的抗战作品，不是隔岸观火之作，而是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记录。

　　周铁汉、张嘎等文学人物，我们知道，但是作者的八路生涯、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心路历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为此，我们特邀写过《小兵张嘎之父》的闻章就此话题来与徐光耀“叙旧”，重温当年。

　　闻章：徐老好。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您讲过的当年您参军的故事，哭了七天七夜。总哭吗?一刻不停?

　　徐光耀：白天站在墙角那儿哭，先是出声，后来就不出声了，默默流泪。也不大吃饭，端着碗也在流泪。晚上哭累了就睡着了，但是醒来还哭。真的是七天。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脾气不好，是姐姐抚爱着我。村里来了八路，扫院子，喊大娘，我一见就喜欢。特别是有个住在我们家的小八路王发启，阳光帅气，跟我说得来，还跟我一块儿去放驴，我还偷偷跟他拜了盟兄弟。部队征兵，我一心想当兵，当时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当亡国奴，要当兵打鬼子。父亲也知道这个道理，但就是舍不得我。不同意，我就哭。直到哭到父亲没了办法，只好同意。

　　闻章：还有，拽着马尾巴行军……

　　徐光耀：到了二里地之外的昝岗，报上名，换上阔大的军装，就俨然军人了。第四天就开拔，向南开，坐船过白洋淀。我那时个子小，记得跟人抬桌子的时候，桌子腿还碰地。过了白洋淀一直向南，小胳膊小腿，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也得走，到最后十多里地，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拽着马尾巴，让马拖着走。首长见了心疼，他下来，让我骑马。刚上去还好，长时间不行，马背铲得大胯生疼，到了目的地，下不来了，得让人抱下来。

　　闻章：您是当年入党。支部嫌您年龄小，我还记得您说过的话：牛大马大，能打鬼子吗?

　　徐光耀：那是1938年冬天，参军半年多了。前一天行军到半夜，又闹肚子，没睡好。这天午后在房东家睡沉了，激灵一下醒来之后，知道晚了。爬起来之后，见东厢屋子正在开会，怕别人看到我迟到，就悄悄进去听。人们见到我，眼神很诧异。一个叫金保的问：“徐光耀，你来干什么?”我不想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另一个人说：“你知道我们在开什么会?”我说：“你们开什么会，我就开什么会。”大伙儿就笑，说他们开的是党员会。我说：“你们开党员会就不让我参加了?”他们说：“你还不是党员。”我一听就急了，把身后的门板靠得当当响，嘴里喊道：“竟说我不是党员，我都参军好几个月了，竟说我不是党员!”一位文书忙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解释。我这时候才知道还有党员非党员之分。我得入党，于是我也写了申请给指导员。指导员正蹲在那儿捉虱子，接过我的申请书，看着我：“你才多大呀?”我怕他嫌我小，于是我就说了：“牛大马大，能打鬼子吗?”很快，我就入党了。

　　闻章：《小兵张嘎》中有人嫌张嘎矮，张嘎说：“电线杆子高，杵在那儿木头一根!”看来这话也有来历。

　　当八路的时候，没想到日后当作家，但却真当了作家，且还是大作家。好多人想知道您是如何开启创作之路的，文学爱好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光耀：从小喜欢故事。父亲会讲，讲书讲戏讲笑话。《岳飞传》《三侠剑》《包公案》《施公案》等，民间这些书，我都搜来读过。这些定然也有影响。参军之前，在老家上过四年私塾，认了一些字。到了部队，行军打仗之外，就是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军事等。在房东家有时也能见到闲书，《聊斋志异》《西游记》《老残游记》等，以及鲁迅、茅盾、冰心等人的书，都是在这里那里的房东家搜来看的，我还随身带着一本字典。我先当通讯员，后当文书，知道文字的重要，喜欢文字，比如记日记、写信，还有在锄奸科的时候，我还写过布告。再就是给报纸写战地通讯。从1942年开始，我写了不少的通讯，登载在《火线报》《冀中导报》《团结报》等报上。比如《猛将王峰》《攻克码头李》等。还有行军途中，跟战友比着背诗，一人一首地背诵。也写诗、顺口溜，比如那首《雪夜行军》，就是见景生情之作。这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连锻炼文字的意识也不是太明显，说自觉锻炼文字是过后的概括，更没有想到日后当作家。作家多高啊。到后来，特别喜欢文艺，闹着跳槽，到战地剧社去，也不是要当作家。直到上了华北联大，见到陈企霞、艾青、严辰等作家诗人之后，才有了当作家的自觉。这时候，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

　　闻章：《平原烈火》是您的长篇处女作，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抗战小说，影响巨大。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已近尾声，部队在天津整训。有了大量的时间，您是7月7日这天，开始了《平原烈火》的写作的。您请了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的司令员王先臣的遗像挂在墙上，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

　　徐光耀：是“一个人的战争”，也是多个人的。我好像重回战场，跟众多的战友们一起，牺牲了的和没有牺牲的，在一起，重新再经历一次。《平原烈火》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报告文学。除了人名地名是虚构的之外，别的也用不着虚构。战争就那么残酷，那么多人，那么多事，血与火，生与死，全挤在一起。我只是筛选，只是归纳。真的是身临其境，外面“咚”的一声，以为是炮击;风刮动乱纸，以为是机枪;一只麻雀朝着窗户飞来，以为是流弹，身子猛一闪。有好多地方，我是流着泪写的。好多人都牺牲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年龄，多可惜。

　　只用了两个月，就把初稿写出来了。

　　闻章：说一说《小兵张嘎》。好多人不知道，那么纯净、阳光的作品，竟然是在您政治生命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写出来的。铁凝说，您用您的笔让嘎子活了，而嘎子也让您活了下去。你们是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

　　徐光耀：绝处逢生。张嘎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其实，早就想写《小兵张嘎》，一直在准备材料，但那时的名字不叫张嘎，而叫《刘故得儿》，在我们老家，说哪个人嘎，就说这人“故得儿”。我不是一个活泼的人，因此特别喜欢别人的活泼、嘎气。当年赵县有两个小侦察员就非常机灵，印象深刻。《平原烈火》中有个瞪眼虎，活泼可爱，但写到后来就没了他的戏，没有展开，怪可惜的。后来就想着专门写他，于是有段时间集中准备这方面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动笔。

　　“反右”时我在劫难逃，“斗熟了”之后，让继续反省。我想不明白，一个从小忠心耿耿跟着党的人，怎么忽然就反党了呢?我把党反了还怎么活呢?想到自己反党，不说别人不能容忍，自己也不能容忍。但冤屈无处诉。绝望时，突然想到读过一本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有转移法。大挫折面前，此法最有效。于是集中精力，写《小兵张嘎》。

　　周围人性恶劣，回忆起当年当八路时，生活虽然艰苦，但人性真好，八路军与老百姓血浓于水。

　　闻章：您回想起无极那位老大娘，伏案大哭。

　　徐光耀：无限悲痛，难以抑制。参军的那年冬天，部队驻在无极县七汲村。那天我得了感冒，高烧。早晨起来，别人都去跑操，我披着大衣坐在炕上留守。房东大娘见了，问：“怎么了这是?”看我脸色通红，忙爬上炕来，摸完手又摸头。“哎哟，哎哟!这屋子一冬没生火!”她拉起我要我到她屋里去，“那边炕热，窗户也严实。三顿饭跟我吃，晚上也别过来，就跟大娘钻一个被窝儿……”本来我有点动心了，可一听“跟大娘钻一个被窝儿”，便吓住了，坠着身子，死也不肯去。其实我才13岁，怕什么呢。我越是不去，大娘越是急，终于满脸淌泪，说是没见过这么犟的孩子。见她哭，我鼻子一酸，也跟着哭。她见我哭，更加抑制不住。最后，竟招致她老少一家齐集炕前，泪雨霏霏，陪着我哭了一大早。到出操的人回来，才勉强劝开。因我执意不肯到她屋里去，大娘就抱来两床棉被，替我围在身上，又抱来柴火来烧炕，端来热气腾腾的山药粥给我喝……

　　我回想起这个来了，联系到眼前的处境，你说我能不哭吗?嚎啕大哭，痛心不已。

　　闻章：《小兵张嘎》，是先写小说，还是电影剧本?

　　徐光耀：先写的剧本。写着写着，遇到坎坷，就来写小说。就这样小说、电影剧本交叉着写。1958年1月23日动笔，一个月之后，剧本和小说都写出来了。

　　闻章：也不发表?

　　徐光耀：想也不敢想。已经是戴罪之身，几个月后就定性为右派了。发表是几年之后的事了，经过在保定农场劳动改造，摘了右派帽子，成为了摘帽右派，在保定文联当一般干部。1961年，文艺政策有所松动，这时《河北文艺》的张庆田到保定来组稿，把稿子要走了，随后就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出来。很快，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闻章：拍电影更靠后?

　　徐光耀：是的。小说出版后，就想到了电影剧本。给谁拍呢?正好严寄洲在保定拍《野火春风斗古城》，黄胄在保定给梁斌的《红旗谱》画插图。我去看黄胄时，遇到严寄洲，我跟严也认识，就把剧本给了他。他提出修改，修改不怕，但是他的修改意见我实在不能接受，于是把剧本又要了回来。这时想到崔嵬，把剧本寄给他了。在华北联大时，我和崔嵬是同事。1963年，电影拍出来了。

　　闻章：《小兵张嘎》是真好，小说和电影，各有各的好，但纯净是共同的。

　　徐光耀：看来人就得傻些才好。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生死两不能，宠辱皆忘，只剩下纯真了。嘎子也纯真，一心为奶奶报仇。也许是两者的心境在这时候合一了……

　　闻章：成了生命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确，您说得对，人就得傻，就得制心一处，如果有名利之想，或者想依附点什么，人不单纯了，作品也就难单纯了，人不深刻了，作品也就难深刻了。

　　抗日是您的生命情结之一，一个人的成长期全部在战争中度过，必然会对心灵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您来说，抗战题材是个永远挖掘不尽的东西。因此虽然有了《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但是，您肯定不满足。您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机会。

　　徐光耀：是这样。抗战对我影响最深刻，一生忘不掉的就是抗战，再就是反右。这两件事构成了我的一生，曲折了我的一生，也成就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感念。

　　《平原烈火》是个不成熟的作品，只有激情，文学上不能说有多高。那里头干货多，好多是原材料。要想写好抗战题材，就得消化它，升华它。因此《平原烈火》之后，更多的是学习。先是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又上朝鲜战场，紧接着又到老家搞了三年的合作化运动，都是全身心投入。那是个风风火火、激情澎湃的年代，更多的考虑是反映现实，跟上时代。到后来就反右了，就“文革”了，大动荡，大浩劫，没有机会写作了。即便写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只有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才有了重新回顾抗战的机会。

　　闻章：于是有了《望日莲》《四百生灵》《冷暖灾星》《杀人布告》等一系列抗战作品。这时候的作品，跟原来的作品相比，在哪方面有变化?是怎么想的?

　　徐光耀：《望日莲》是1976年冬天构思的，1977年春天写成。紧接着又写了《“心理学家”的失算》《“二龙堂”看戏》，也是关于抗战的。这些只能算是报春的花朵。稍有闲暇，脑子里还是抗战。有些东西磨灭不掉，或者说历久弥新。有了文学上创新的自觉，是在几年之后。这时我已经到了省文联，文学创作在全国来说，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好多的新观念、新写法在冲击着文坛。河北也一样，涌现出了一批新潮作家，如铁凝、贾大山、冯敬兰、何玉茹、梅洁、杨显惠、汤吉夫等，对我来说，是“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些作品让我欣喜，也冲击着我。我也不甘示弱，那时我也不老。因此我也开始探索，写出了《柏树林中的香火》《杀人布告》《跳崖壮士》《我的第一个未婚妻》等一系列作品，《四百生灵》《冷暖灾星》也是在这时候写出来的，《冷暖灾星》和《望日莲》还改编成了电影。这也应该说是我文学上的第二青春，但我并不满意。我觉得我不如年轻人写得好。我的那些生活，若是让年轻人来写，肯定能写出好多更好的作品来。那时我真心跟年轻人学，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铁凝等人也愿意帮助我，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鼓励我这个老头儿。我也收获了不少，我知道了文学上的教育意义不该是直白的，而是象征的隐喻的，文学应该把生活中的多义性表现出来，所谓生活，就是生机勃勃的，是活的，是深刻和深厚的。我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从作品的单一的指向性中解放出来。我也学着从生命本身、从人性本身看问题，尽量在生活中提炼出更深一些的东西。除了跟年轻人学之外，我还读孙犁。孙犁的思维一直是文学的，是人性的。

　　闻章：文学评论家阎纲曾经讲过：学孙犁学得最好的是徐光耀，我觉得他看得很准。

　　徐光耀：我不敢说我学得最好，但我是真心学。我是真心喜欢他，他的人，他的作品。他也写抗战，也写血与火，但是他写得美，残酷中充满着人性之美，因此他的作品能够流传。

　　我真心学，也没学好。美没学来，但我学得了一个“真”字。我敢说我的作品是真心之作。

　　闻章：美也有，《小兵张嘎》多美!《战地拾零》多美!《柏树林中的香火》多美!真是美的灵魂，没有真就没有美。可惜《战地拾零》没有接着写下去。

　　徐光耀：写不动了。我有大遗憾，一是抗战长篇小说《将军向我们走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旷伏兆多年的日记我都看了，多次动笔，但多次因故辍笔，到底没能写出来;二是《战地拾零》，一小段一小段的，好多人读了都说好。还有好多，但好像写不动了。

　　闻章：该说您的日记了。2013年7月开始整理，2015年7月出书，两年时间大事告竣。

　　徐光耀：那还不是你和海波等人的功劳?

　　闻章：是海波和他的团队，我不过是中间连接。我说过，这个事情是真心与真心的对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机会，是个学习和提升的机会。都说有准备的人有机会，我说真诚的人有机会。上苍总是眷顾真诚的人。通过这次整理日记，我收获了很多。您的态度让我感动，团队的态度也让我感动。其实中间，我曾一度不想弄了，您是大家的偶像式的人物，把您的私密都暴露出来，对您是个伤害。

　　徐光耀：对我能伤害到什么?说到伤害，应该说是我伤害到不少人。我的脾气不好，再加上年轻，在成长阶段，无论眼界还是心胸，都不够宽阔，因此免不了发牢骚，甚至背后骂人。这些我想掩盖也掩盖不了，即使掩盖了也没有用。我只有暴露出来，让大家知道我当初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狭隘，好多私心，把它亮出来，借此就算是对被伤害者的一种道歉。其实，我不光对别人有意见，我对自己最有意见，我最大的牢骚常常发给自己，我之所以进步慢，是因为自己给自己设障碍。

　　闻章：这次整理的日记是从1944年到1982年的，可惜的是再早的日记弄丢了。最早的日记是1940年开始的吗?

　　徐光耀：应该是，反正很早。但不会记，就是流水账，司令员王先臣看了我的日记，还笑呢，说这小鬼连买花生花了三毛钱这样的事都记。

　　闻章：那天翻了翻出版了的您的日记，感觉还是好。真的如好多人说的，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应该说是一个宝库，八宝箱那样的。39年的日记，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放后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真实记录，很私密，因私密而真切，因真切而深刻。是个人的心灵史，但也折射着民族史、社会史。

　　徐光耀：只是真，芜杂得很，当初随手记下，本不想让人看的，不想却公开了。是好是坏，只好任人评说了。

　　闻章：“自古知兵非好战”，英雄也不好战，好战的不是英雄，英雄是不得已。像您这样经历过抗击日寇的战士，都应该得到世人的尊重，你们都是英雄。

　　徐光耀：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经死在疆场。能苟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但我是一个老战士，对于抗战，我有着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

　　闻章：现在也有好多人在写抗战，出了一些书和影视作品，您对这些作品怎么评价?怎样才能产生经典性的作品?

　　徐光耀：我看过一些，但不多，看不下去。有些作品是太轻率、太假了，把一场残酷的战争游戏化了，当成了儿戏，很不严肃，误人不浅。若想写好抗战作品，就必须真实地反映那场战争，占有第一手材料，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上，来思考这场战争，升华出让人类觉醒的意义，来告知世人：战争是个可诅咒的怪物，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记住杀戮给人类带来的惨痛，记住为生存而战的民族精魂，从而开启出人的大爱之心，从而耸立民族精神，从而永葆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