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抗战小说的时代特色
来源：《社科纵横》 2015年第7期 P109-111 作者：曼红   2024-06-24 11:04:12

　　【内容摘要】1937-1949年的抗战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印迹。在抗战文学史上，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发挥了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成为动员人民投身民族抗战事业的有力武器，而且探索了一条适合抗日战争和中国读者审美习惯的战争文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赴国难、救亡图存、个人荣辱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此时期的作品，可谓时代的产物、创作千载难遇的时机，成为丁玲创作的新基点，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一种体现。丁玲的九部抗战作品都是一种民族的记忆与沧桑，既是珍贵的也是最值得保留的文学遗产，为后人研究人类历史，民族史，文学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笔者以丁玲的抗战小说为例，将民族学植入一种新的历史土壤和文化语境，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探讨抗日作品中时代特色。抗战时代虽已过去，但是值得反复书写，不仅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价值体系，还是从人类自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产生的作品中“生存”“道德”与“民族”的观念来研究民族史，尊重生命、爱好和平对于当下，更有深刻的意义。

　　【关 键 词】抗战小说 时代特色 丁玲 作品

　　一、国事与家事的沧桑

　　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林酆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她是长女，原名蒋冰之，在她四岁的时候，父亲蒋浴岚因病早逝。母亲带着丁玲回到了娘家生活。丁玲说：“我小的时候不爱讲话，我父亲死后，我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1](P3)。“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我是父亲死后跟着寡母寄人篱下的客人，”“寂寞的童年,帮助我深刻领会20世纪初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1](P5)“幸运的是我有一位明智的母亲，母亲带着丁玲冲破封建樊篱,入学读书。”“我爱读中国的古典小说,觉得那里反映了我所处的社会时代,我可以从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启示。”[2](P296)母亲对于丁玲来说是一位启蒙和教育的第一任老师，敢于反抗旧传统，追求革命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新女性，给丁玲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影响非常大。

　　丁玲出生的时候，慈禧和光绪还在维持着清王朝最后的命脉。”义和团被镇压不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没退去。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维新派还在对峙。此时的(中国)清王朝正在向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境况沉沦下去。由于新学的开启，先进分子为民族的再兴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1911年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280年的封建统治，这期间也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执政的混乱局面，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是人们去寻求自由和民族的解放怒吼。既是政治上的革命运动，也是思想文化上的解放运动都在崩溃着封建阶级的思想。随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直到最后共产党的成立，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中，丁玲同祖国一起受难，一起成长，可以说她的苦闷、快乐、幸福和牺牲都离不开中国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的特色和思想信念的来源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丁玲抗战时期作品的民族情感和内涵更是透出一种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时代的特色。

　　战争，无论它本身是正义还是邪恶，对卷入其中的普通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中国，屡屡挑起事端，丁玲为此义愤填膺。“没有国家的民族也就没有自由，民族性高于公民性，民族国家高于政府形态，民族精神是绝对性的国家精神。”[3]丁玲到了延安之后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战的作品，书写了蒙受侵略之苦的愤慨之情、以笔为枪唤起民众抗战的企望。今日的挣扎苦战，是正义与人道的复生!“一部伟大的抗战作品，一定是表现它那个时代的、同时也是超越它那个时代的，一定是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一定具有永恒的意义。也是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4]那些作品具有真实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情操，富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产物。在创作中，丁玲创作手法和思想上也发生彻底的改变。把自己融入在人民之中，把自己深深地扎在现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始终以饱满的热情、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奋斗不息的勇气创作出老百姓喜欢与时代相吻合并得到大众支持和鼓舞的抗战作品

　　二、书写与民族的抗战

　　以下是丁玲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以创作时间为次序：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必须和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和走在生活前面的创业者保持着血和肉的联系。”这是当时那个时代作家光荣而严峻的使命。以上小说主要通过对解放区人民斗争生活为主题，从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伟大历史斗争的种种生动场景，还可以感受到不同阶级的人物典型形象。通过作品了解作家创作的背景和意图、当时社会与民族的关系。作品中只有《东村事件》让作者怀着深刻的憎恨写出了一个地主恶霸盘剥佃户、鱼肉乡里被革命群众推翻打到。热情歌颂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对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一种鞭策和鼓舞。”[5](P109)丁玲以真挚的激情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使作品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战斗性。丁玲对此文章曾说：“《东村事件》是一篇小说，是写大革命后农村暴动的，有它的意义，可是我个人认为太凭想象了。由于我自己有了些农村革命的生活经历，我懂得其中描写的生活是很差的，打算重行修改，又不是一时可以做到，所以也只好放弃。”[6](P54)“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问题多了，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到了陕北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前线后，由于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中去，逐渐了解和熟悉了广大工农兵，不但对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有了进一步把握和了解，而且对他们丰富生动的语言，也有更好的汲取，这时期丁玲的小说越来越多的民族思想倾向多一些、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现实革命斗争的启示下，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的文艺女战士的风骨和形象。

　　丁玲抗战时期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创作风格配合时代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民族风采透出来，给人民一种壮志气和爱国之情。如《一颗未出膛的子弹》讲诉的是一位小红军战士为了省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甘愿让对手用刀把自己杀死。此时所有的东北军都转变了杀死小红军的立场，而是把他举了起来，高兴地掉下了激动的泪花。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共同抗日，是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强烈愿望。也成功的塑造了小红军英雄主义的形象。《压碎的心》是丁玲在1937年8月首次发表了抗战气氛浓厚的作品。这是丁玲成立“第十八集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后，率领团队外地演出，从延安到山西，再到西安，一年后转回延安创作的作品，透过一个男孩眼里的战争视角，呈现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无法言说的逃难时惶惶不安的情境，以及凶残可怕的日军与骁勇亲民的国军形象对比体现出，战争是残酷而又无情的。1938年秋，丁玲留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期间创作《新的新年》和《县长家庭》展现出一种人性的思考。《县长家庭》以纯真一个女孩阿铃渴望抗日救亡的恳切期盼中，对比出专横县长父亲的自私和残酷。

　　丁玲在抗战期间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女性精英文化”，她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不甘人后，但她缺乏政治的灵活性与策略性，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还是不太容易被接受。战争一方面使文学失去冷静，走向亢奋和激昂，容易显得浅陋。但对于真正有志于追求艺术的作家来说，战争反而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参照社会，人生的新视角，他们绝不会把艺术视作政治的附属品。如《在医院中》丁玲把当时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和时代的现状描写出来。《在医院中》主人公陆萍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在抗日战争初期，陆萍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历尽艰辛万苦到了延安，在革命的洪流中，经过艰苦的磨练，跟着时代和无法抗拒的责任感和勇往直前的爱国心，但革命队伍中的守旧思想让她苦恼、激愤，作为知识青年，陆萍孤军奋战的过程，敢于同守旧的思想作斗争。医院积存的弊端、不合理现象单纯直率地表现出来。从文学的角度上可以说针对时代的现实性比较强，充满对女性的关怀，但从时代政治的角度上来说，这种针对性太强，触动了甚至针对了某些人，在抗日救国的大声势中，需要作家去讴歌反抗、号召鼓舞人们志气一致对外，而不是过多的去揭露所谓人民内部现实的黑暗面，丁玲的这种做法令内部某些人始料不及。然而作品并没有偏离主导倾向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和爱国精神的发扬。斯大林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是由于个别的细节，而是由它总倾向决定的”。丁玲说：“如果我们的文学不当做一个武器，不揭露不好的，尽歌功颂德，尽包庇坏人，那还算什么文学呢?文学当然应该发挥战斗作用，揭露不良倾向嘛!”[7](P138)“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信仰，要相信党，不能只图苟安，浑浑噩噩，只要保住自己。甘于随风倒，暗语庸俗，不敢思考，不敢有自己的见解，这是不好的”。[7](P151)丁玲就是这么一种人，一个“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一无顾忌地撕开中国当时延安社会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面，和被摧残妇女绝望、煎熬使她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

　　《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的主人公都是受到日本军人蹂躏的女子命运的故事，她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从侵略者兽行中获得觉醒的反抗者，同时也是对日本侵略者暴力兽行有力的控诉。这两位女性都涉及民族的尊严和耻辱，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这种耻辱，也是严酷的现实，记下这历史上屈辱惨痛的一幕，让后代子孙不忘侵略者的罪恶，并鼓励她们自强勇敢，为此有人称丁玲是“捍卫女权的英雄”[8](P31)，笔者认为也是小说客观存在的认识价值和时代特色所在。

　　1939年初冬，丁玲被调到延安文抗工作，负责文化俱乐部的筹备工作，1940年丁玲创作了《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篇小说，这时期是丁玲创作的高峰期，不论是质量还是内容，都有明显的提升。《入伍》以唐吉诃德的仆人桑柯为喻，描写勤务兵杨明才，在枪林弹雨中，照顾缺乏生活磨练，情感软弱去执意上前线记录战争的新闻记者徐清的故事。4月，丁玲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主编文艺专栏将近一年，“1942年起，以写小说知名的丁玲，经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冲击后，五年多没有发表作品”[9](P200-201)，直到1947年5月才有一篇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纵观丁玲抗战时期的小说的创作，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也是她创作题材视野和格局发生变化，也是她激昂的革命热情奋发的时期，也是她的创作风格发生改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丁玲没有恢弘的历史巨片，也有一些粗糙的缺点，但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些作品都是写在抗日战争最需要的时候，对战争起到了激励鼓舞斗志的影响，也是作家与新的时代和群众初步结合的产物，是反应现实的历史脉搏和人民心声的产物。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遥远的时代弥漫的硝烟和战火。“1940年以后，丁玲的小说比抗战初期的作品越来越见大众化和民族化了。民族化的东西并非一定大众化，但大众化的东西一定是民族化的。而民族化的根本正是本民族广大群众的生活、情感、心理和语言的一种表现。丁玲这时期前后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正是她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深入生活，深入斗争中逐渐熟悉了广大群众分不开的”。[2](P114)人生的故事是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家的一生也是无法用一两句或者一个长句来概括的，只能选定她在特定的时间段中所创作的作品能更确切的研究出作品的思想内涵。用丁玲的一句话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能代表这个时代人的灵魂”。[10]对丁玲来说那个时代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丁玲抗战时期创作和她所处的时代连在一起才能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参考文献：

　　[1]丁玲.我的母亲生平[M].江西：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5.

　　[2]张炯，王淑秧.朴素·真诚·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参见”Virol：Flrlove of countrx“chap.5”0

　　[4]申富英.民族·文化·与性别[D].山东大学，2007.

　　[5]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A].丁玲全集(第9卷)[C].

　　[7]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8]彭漱芬.试论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M].厦门：厦门出版社，1982.

　　[9]秦弓.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10]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M].湖南：湖南出版社，1981.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5)07-0109-03

　　*作者简介：曼红，曾任韩国釜山东亚大学孔子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民族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