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出版热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20年第11期 P79-85 作者：王欢   2024-06-24 11:11:45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一大批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掀起了全国性的出版和阅读热潮，成为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和文化记忆。时隔半个世纪，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互联网+的全新语境下，抗战题材又再次点燃少儿出版，且热度持续不退，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出版和文化现象。

　　一、新世纪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出版概况

　　作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阵地，抗战儿童小说诞生于战火纷飞的20世纪30—40年代，但并未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终止，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迅速发展并蔚为大观，《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一大批“红色经典”儿童小说热潮席卷全国。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儿童小说的题材内容日趋多元化，抗战题材逐渐沉寂。但沉寂并不意味着忘记，经过“新时期”的漫长积淀，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在新世纪迎来了“井喷式”爆发。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长篇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开始全面复归。薛涛的《满山打鬼子》、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毛芦芦的《福官》《柳哑子》《绝响》《小城花开》等几部重要作品均在这一年出版。

　　其后，2010年李秋沅的《木棉·流年》、童喜喜的《影之翼》、黄蓓佳的《白棉花》;2011年张品成的《觉醒》、薛涛的《情报鸟》、赖尔的《我和爷爷是战友》;2013年李有干的《风雨金牛村》、张品成的《花塘往事》、肖显志的《麻雀打鬼子》、丁伯慧的《松林一号》、白勺的《父与子的1934》;2014年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许诺晨的《小英雄雷鸣》《小英雄朱元宝》《小英雄鲁小花》等接连登场。

　　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童书市场掀起抗战儿童小说的出版高潮。曹文轩的《火印》、史雷的《将军胡同》、金曾豪的《沙家浜小英雄》、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王巨成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毛芦芦的《如菊如月》《大火中的童谣》《小女兵》《摇啊摇，大花船》、张品成的《水巷口》、肖显志的《天火》、牧铃的《少年战俘营》、赵华的《魔血》、汪玥含的《大地歌声》、郝周的《偷剧本的学徒》等十多部作品集体亮相，使2015年成为儿童文学界的“抗战年”。

　　此后，2016年有毛芦芦的《拯救折翼飞鸟》、谭岩的《大人们的那些事儿》、杨也的《南方以南》;2017年有左昡的《纸飞机》、薛涛的《第三颗子弹》、张吉宙的《孩子剧团》;2018年有黄蓓佳的《野蜂飞舞》、谷应的《谢谢青木关》、吴新星的《苏三不要哭》;2019年有殷健灵的《彩虹嘴》、常新港的《寒风暖鸽》、谷应的《向往沙坪坝》、孟宪明的《三十六声枪响》、王苗的《雪落北平》、伍剑的《邬家大巷》等。自2009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长篇原创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平均每年新增3～5部，目前有影响力的长篇作品已出版50余部，在数量上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单部作品的表现也非常抢眼。有的作品一版再版，以薛涛的《满山打鬼子》为例，最早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之后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春风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青岛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十年内出版6个版本，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有的作品销量惊人，以曹文轩的《火印》为例，2015年5月出版，首印10万册，发行两个月即加印，出版首月即登上《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月度畅销书排行榜少儿类第一名，并入选几乎所有图书推荐榜单，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好书榜”，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中华读书报》“好书榜”等。[1]时至今日，《火印》发行量已达百万级别，成为儿童文学界的“现象级”作品。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国家政权、建立文化秩序、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需要，一些革命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在读书运动中大量发行，印行量时常高达数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而在市场经济、互联网+、价值多元的今天，在纸媒出版日趋式微的当下，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能再次集结且表现惊艳，便颇值得玩味与解析了。

　　二、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出版热的原因分析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出版热潮或者说创作热潮，与作家的使命感与主体意识、少年儿童的精神现状、出版方的精心策划、主流文化的引导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

　　战争已然远去，革命历史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创作，对于未经历者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难度。上文列举的50部长篇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30余位作者中，李有干、谷应生于30年代，是抗日战争的同龄人，其他作家全部生于抗战胜利之后，50后、60后、70后、80后基本均匀分布，最小的许诺晨是90后。这些作家均没有经历过抗战，只能凭借父辈祖辈的讲述、历史文献的记录和影视文学的展示去想象硝烟滚滚的战场和水深火热的后方，缺乏具体细节和亲身体验的有力支撑，其创作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如何为少年儿童讲述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暴力和死亡，也加大了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表现难度。但为什么新世纪的作家们偏要“迎难而上”，集体转向红色创作?除了作家想要挑战自我的主体意愿之外，读者是他们考虑的重中之重。

　　儿童文学是跨越代际的精神对话，儿童读者的需求和喜好往往在成人作家的创作中有着清晰而自觉的指向。但成人作家并非一味迎合儿童，而是负有引领儿童精神成长的责任与使命。面对当下沉湎于网络虚拟世界的、泡在蜜罐里长大的、抗挫折能力为零的、缺乏精神信仰和坚韧意志的孩子，作家们试图通过抗战文学来呼唤少年儿童身体中的血性和骨气，让他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让他们通过真实而残酷的战争来明白：“抗日战争”四个字的背后，要有多少血流成河;历史课本上冷冰冰的阵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战友。[2]177让他们通过战争，明白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慈悲，什么是信念，从抗战文学中汲取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出版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成人作家和少儿读者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出版社根据儿童的喜好和市场的动向，经过策划论证从而确定有价值的选题，邀请适合的作家进行“命题创作”。这场抗战儿童小说出版热潮中的许多作品都是由出版社策划并成系列出版的。比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系列8部、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红色中国”系列10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战火中的童年”系列4部等。各省的少儿出版社似乎都在抢占资源，希望捧出自己的原创抗战儿童小说代表作。以小说初版统计，近10年间，推出长篇抗战儿童小说最多的出版社为：安徽少儿社13部，长江少儿社、天天出版社各8部。全国有13个省(直辖市)的少儿社出版了抗战儿童小说，按数量依次是：安徽、北京、湖北、江苏、湖南、山东、上海、辽宁、贵州、福建、山西、天津、河南。出版社不光注重数量的积累，也更加重视单本精品图书的营销。如天天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在策划《火印》的出版和营销时，走的是不遗余力、不计成本的精品路线，在业界、评论界、榜单、媒体、读者各方面下足功夫，目的是“想看看单本原创严肃儿童文学作品在当今的出版和市场上能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1]。《火印》出版的第二年，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桂冠，种种“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了《火印》的空前成功。

　　“抗战题材热”亦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植和主流文化的积极引导。近年来，多部儿童文学抗战选题得到出版资助，如《火印》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选题，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偷剧本的学徒》入选中宣部“2015年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入选2018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可见国家对赓续“革命传统”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视。与此同时，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最高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连续三届各有一部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斩获大奖，分别是《满山打鬼子》(第八届2007—2009)、《木棉·流年》(第九届2010—2012)和《将军胡同》(第十届2013—2016)，此外还有《少年的荣耀》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屡获大奖，意味着主流文化对优秀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重视与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最后，重写抗战儿童文学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二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迅速崛起，反思战争本质和人性深度的小说名著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安妮日记》《鸟雀街上的孤岛》《弹子袋》这样立意深刻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由于我国的文学界没有及时转变战争文学的观念，“没有从文学的战争化走向战争的文学化”[3]，20世纪50—70年代，无论成人小说还是儿童小说，尚未完全跳出战时的思维局限。“新时期”以后，成人文学界已然更新了历史观、战争观和文学观，掀起了谍战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军事小说等战争题材文学的创作热潮，而儿童文学界似乎陷入了漫漫冬眠。新世纪以后，抗战儿童小说终于“破土而出”，经过漫长的蛰伏，它势必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颠覆，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作家们接收到来自抗战儿童小说自身的召唤。

　　三、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出版热的问题与思考

　　新世纪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似乎一登场就是冲着突破来的。它们完全打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建立的“集体革命范式”，转而采取了一种个人化的、日常化的方式来言说和折射宏大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全部采用儿童视角，以孩子纯真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和感受战争带给人的变化。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无所不能、屡建奇功的小英雄，而是面对残酷现实不知所措的普通儿童;故事背景不再集中于殊死一搏的抗战现场，而是聚焦大后方老百姓“再悲痛也要活下去”的艰苦生活;小说不再一味将敌人脸谱化符号化，而是看到了对方作为“人”面对战争时同等的憎恶与绝望;小说的基调不再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而是客观展现战争伤痛，理性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在新世纪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们与国际战争小说接轨、处处以“人”为本的努力，大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蕴和艺术品质。

　　但是，“出版热”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阅读热”，多部作品得到学界和媒体强推，却“叫好不叫座”，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观是成人社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4]324作家如何理解抗战儿童小说，将少年儿童读者置于什么位置，想要通过小说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或审美诉求，抗战儿童小说就呈现什么样的艺术品质。作家既不是高高在上地教育儿童，也不是完全地“蹲下身子”迎合儿童。抗战儿童小说既不能太过幽深晦涩，但也不能过于浅显直白，应带给少年儿童心灵的震颤。但抗战儿童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纯粹的战争小说，不可能完全如实反映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阴暗，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传达正面价值观和精神能量。而当下的作家、编辑还不够重视和了解少年儿童，因而对作品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判断。

　　第二是“史料和素材”的问题。众所周知，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涉及严肃的历史事实和烦琐的历史细节，需要大量的史料和素材作为具体情节的支撑。新世纪的作家缺少抗战的经验和“现场感”，“远离历史与战争的他们，一旦选择抗战作为表现对象，就必须克服‘隔’和‘疏’的矛盾”。[5]比如，同是表现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1979年的儿童小说《奇花》描述了大量孩子剧团四处演出、与特务周旋的细节，故事情节饱满，有声有色，因为作者陈模本就是孩子剧团团员;而2017年的《孩子剧团》在细节和质感方面就要单薄逊色许多。还有像同一个“营救跳伞飞行员”的情节，《福官》《白棉花》《如菊如月》《拯救折翼飞鸟》等全都写到，便有了一定的重复，显示了素材的匮乏。新世纪的作家如想克服这一天然劣势，就得有50后作家张品成那种亲自背着行囊，翻山越岭，在赣南苏区走村串乡采访老兵，记录下七大本珍贵笔记的精神。[6]80后作家左昡也是在花费五年工夫查阅1938—1943年“重庆大爆炸”详细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了质地厚重的《纸飞机》。“文学中的质感，其实是由那些‘编不出来’的部分组成的。”[7]ⅱ所以，独具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的作品并不能完全依靠虚构和想象，还是要扎根沃土，有强大的文化积累和生活积淀。

　　第三是小说文本的故事性问题。当下的少年儿童虽然阅读兴趣有所转移，但并非对战争题材不感兴趣，文学作品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震撼人心的好故事谁都喜欢，更何况少年儿童还是典型的“故事思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兵张嘎》等一大批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其实很注重故事的曲折性和完整性，而新世纪的抗战儿童小说淡化了“故事”这一吸引儿童读者的基本要素，反而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像《火印》中“被强制烙上火印的白马雪儿拒绝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故事元和“月下追敌”的意象都十分悠远动人，但小说运用大量篇幅反复渲染和铺排伤痛情绪，“故事”密度较为稀薄，这对于一心期待“出事要快”的心急小读者，便很难获得他们的持久阅读兴趣。反而是传统写法的《沙家浜小英雄》，将几个少年在抗战背景中的冒险故事写得精彩曲折、动人心魄，更符合小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提请当下过于注重叙述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家亟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童书市场从新世纪的“黄金十年”(2006—2015)跨入第二个“黄金十年”，儿童阅读的红利仍在不断给养市场，一些出版社已经打响了自己的童书副牌，一些出版社还在前赴后继。这样的繁荣景象促进了中国童书的发展，同时也难免为追求利益而泛滥速成、鱼龙混杂。今天的中国童书市场已经完成了初期量的积累，接下来的发展重心是推出一批“叫得响”的高质量佳作。一本精品图书的问世，必是经由作者和出版社携手打造，而其核心是作家的潜心创作、精心打磨，这就要求作家和出版社避免浮躁风气、仓促成书，舍得经济成本的同时，更要舍得时间成本。此外，为儿童出书，还讲求一份情怀和责任，作家、编辑都应实实在在沉下心来，充分重视儿童、研究儿童、了解儿童，抓住少年儿童的心。下了这样功夫的童书方能走得长远，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热”。

　　注释

　　[1]张昀韬.创作的“在意”与出版的“刻意”——《火印》编辑手记[J].中国编辑，2015(6).

　　[2]赖尔.我和爷爷是战友[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3]房福贤.“二战”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文学[J].文艺争鸣，2011(9).

　　[4]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王泉根.抗战题材少儿小说的历史担当与艺术追求[N].文艺报，2015-05-29.

　　[6]鲁枢元.文学与童心——读张品成的《赤色小子》[J].小说评论，1996(6).

　　[7]刘绪源.文心雕虎全编1999—201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20年第11期 P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