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和国歌
来源：湖南日报   2015-09-25 11:42:43

　　田汉故居全景。 （本版照片由田汉故居纪念馆提供）

　　田汉故居大门。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田汉雕像。（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李敏

　　9月3日，上午10时，北京，天安门广场，70响礼炮轰隆声中，200人组成的升旗仪式护卫方队沿中轴线向北正步行进121步。

　　天安门广场中数万名受阅官兵和观礼嘉宾，齐唱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声中，五星红旗迎风升起。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这一幕成为了无数国人心中最激动的画面之一。

　　80年前，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炮火声中，《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全民族的愤怒和决心，从此被传唱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其他国家。66年前，这首歌成为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也给其作词者田汉带来了无限荣光。

　　1 田汉到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校长徐特立给他买蚊帐

　　9月10日，记者从长沙县出发，驱车20公里，来到果园镇。再沿着乡间公路行驶约10公里，便到了田汉村。

　　“国歌大道”是田汉村的入村之路，从村口直行开到底，可以看到一幢土砖大屋青瓦粉墙的建筑，这就是田汉故居纪念馆所在的“田家大屋”。

　　当地村民说，这条国歌大道连接村口和“田家大屋”，修好后经测量发现刚好1949米。

　　1898年， 田汉出生在长沙县的这个普通小山村。

　　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生活。田汉的舅父易梅臣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主革命家。他特别器重田汉，一路资助他完成了学业。

　　1912年2月，田汉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受到同是长沙县人的徐特立的关心和帮助。身为校长的徐特立给田汉买过蚊帐，还将自己购书的折子借给他，让他到书店里挑选喜爱的书籍。

　　5年过去了，田汉顺利毕业，去日本留学。在经由上海往东京的期间，易梅臣又将一位长沙县的同乡介绍给了田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兴。

　　交流间，田汉的心情格外激动。黄兴问田汉：“去日本想学什么？”

　　田汉从椅子上一蹦而起，行了一个军人礼说：“报告黄大将军，我想修习海军，将来好报效国家！”

　　黄兴连声称赞，易梅臣却在一旁说，外甥喜欢看戏，在长沙读书时就发表过几个戏本，只怕他此去日本，会受这种戏剧罗曼蒂克的影响，误了正经学业。

　　哪知黄兴笑了笑，对易梅臣说：“你不也是南社的诗人，如何又妨碍了你的革命活动？”

　　在日本期间，田汉加入了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并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田汉回国，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来临了。

　　回国后，田汉曾在多地任教，教书之余先后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这期间，田汉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为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创作留下了影子。

　　田汉早期的作品，如《梵峨琳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等，明显地散发出或浓或淡的感伤、哀婉气息，剧中人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爱情、捍卫理想。这些洋溢着“唯美主义”的早期剧作中，往往联系着“人类之爱”。

　　对于政治，田汉也介入较少。在上海的文艺界，当时田汉左右两派的朋友都有，但他并不愿介入到两派的争论中。他曾说，艺术可以赖政治而完成，但政治对于艺术的支配力并不甚大。

　　但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他的艺术运动不断陷于孤立，那种浪漫的和自然的戏剧无法得到大众的亲近。

　　1932年4月，经田汉多次要求，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吸收田汉入党。

　　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田汉，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田汉改变了2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恋爱悲剧为主的创作主题，转向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

　　在30年代初期他创作的舞台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以及电影《马占山》、《春蚕破茧记》、《中国的怒吼》、《三个摩登女性》等就更注重其鼓动效果和时效性。

　　2 《义勇军进行曲》写在《风云儿女》剧本梗概原稿最后一页

　　在“田家大屋”内，一幅《义勇军进行曲》的书法作品无疑是整个纪念馆的精华所在，正如这首歌是田汉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创作。

　　1934年底，田汉开始创作电影——《风云儿女》，剧本梗概写好后，为了呼应剧中用到的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田汉准备创作一首以长城为背景的电影主题歌。

　　对于“长城”，田汉有自己的认识，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虽然从飞机上看，长城不过是一个矮墙，但我们现在要反对侵略者，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铁的铜墙。于是有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

　　关于歌词最初写在哪，有一种说法是写在香烟纸盒上，田汉自己对此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不过当时一起与田汉拍摄《风云儿女》的夏衍就在上世纪80年代明确否认过这个说法。

　　夏衍说，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一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原来，田汉写完《风云儿女》梗概后，便因“文委”遭到破坏入狱。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

　　有了歌词，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关键人物——聂耳了。田汉和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之前已有多次合作。

　　自1931年，与聂耳在“明月歌舞剧社”初次相识后，田汉和他在电影《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前进歌》等歌曲中均通力合作。从《聂耳全集》中可以发现，聂耳创作的音乐田汉作词有10首，是其歌曲中作词最多的人。

　　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找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吧。” 夏衍见聂耳态度极其坚决，便把谱曲工作交给了聂耳。然而，这首歌也成为两人合作的绝唱。

　　1935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在全国放映，此时正逢田汉出狱。当他看到报纸横栏大黑体标题上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字句同时，也得知了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的消息。

　　与此同时，田汉也发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他的原作相比有所改变，这显然是聂耳在作曲时进行了加工。如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变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变成了“前进进”。

　　田汉认为聂耳的曲子充溢饱满的政治热情，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句子太长，很难驾驭，但聂耳处理起来，却爽朗明快，自然有力。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时，用简单有力的音节，最好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虽然这种感谢已不可能再当面向聂耳表达了，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迅速传遍中国大地，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民齐声发出的最洪亮怒吼，也可以告慰聂耳这位老朋友了。

　　3《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有多火，可能现在的人们还难以想象。

　　由于当时国民党新闻封锁非常严格，所以歌词里不能有抗日的字眼，但这首歌里恰恰没有抗日的字眼，但又激起了大家的激情，这为它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8年，教育家丰子恺写出了《谈抗战歌曲》，其中就记述了这样的场景：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全国的军队中，《义勇军进行曲》也是唱得最多的军歌。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远征军担任上尉参谋，他曾回忆道：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抗战时的气魄。

　　1939年，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一书也写到这首歌：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同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注解是这样写的：此歌原用作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激动人心的“痛苦和愤怒的呐喊”像大火席卷全国，现在仍然是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1940年夏，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赴美宣传中国抗战，在纽约结识了被称为“世界歌王”的罗伯逊。次年春，罗伯逊与刘良模组织的“华侨青年歌唱队”在纽约录制了中国歌曲专集《起来》。罗伯逊除了以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把这首歌的歌词翻译改编成英文歌《起来》。他在唱片序言中写道：“我听说，《起来》正被数以百万计中国人传唱，可以说是一首非正式的国歌，代表着这个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能够演唱这首歌……是一件乐事和一种殊荣。”

　　当时马来西亚一支华侨和其他各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甚至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1944年，美国好莱坞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

　　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盟军庆祝胜利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到了1949年，国人欣喜发现刚刚选出的新国歌，竟是人人能唱的歌曲。

　　曾担任粤桂边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曾回忆，1949年9月底，他在深圳东南部大鹏半岛的王母圩，参加接管广州工作的近千名干部筹备开国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少不了国旗和国歌”。国旗 “由于没有传真照片，不知怎么设计，只能按新华社的电稿说明，仔细绘图，然后缝制”，而“《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庆祝活动上唱国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

　　4 从代国歌到国歌

　　现在，田汉故居正在进行翻修和扩建，故居前坪将建成4800平方米的“国歌广场”。田汉村第一书记黄鹏介绍，将以国歌文化为主体，发展红色旅游，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国歌之父”，将田汉村打造成一个“唱国歌、升国旗、知国情、爱国家”的国歌村。

　　时间回溯到66年前，当时这个小山村里的人们也当然不知道这首歌能够成为新中国国歌。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

　　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田汉当时也谦虚地表示不太合适。

　　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

　　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做斗争。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后来，《人民日报》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受到了极左路线的迫害，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去世了。《义勇军进行曲》也基本停唱，一些正式场合也基本以《东方红》作为国歌使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汉的冤案也得到昭雪平反。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