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歌】“我来自北兮，回北方”——郝御风与抗战时著名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鹏程   2023-05-25 09:18:17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会员合影(1931年10月28日)。一排左二至左七依次为：郝御风、余冠英、郑振铎、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二排左二为林庚、左四为吴祖襄(组缃)。

　　十四年抗战，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歌曲。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最触动东北同胞的，是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在中学校歌中，也有一首非常著名，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松花江上》。这就是郝御风(郝泠若)作词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

　　这首校歌，甫一问世，即让她的学子耳热心酸，激情澎湃;国破家亡，学校师生迁徙流转，这首歌伴随着他们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尔后，又随着她的学子，传遍世界各地，成为其莘莘学子最深刻最动情的记忆。

　　这首歌的词作者郝御风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朱自清先生的高足、余冠英的挚友。在清华时，郝御风已文名藉藉，被称为“清华三诗人”之一(另两位是曹禺和吴组缃)。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由台湾著名女作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倡办。齐世英既是东北中山中学的创办者，也是师生们“琐尾流离”路上的守护者。齐邦媛在她的《巨流河》中，详细地介绍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建校始末及其校歌：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团拜时，父亲结识当时的行政院次长彭学沛先生，知道他也来自北方，说动他拨下五万银洋，立刻与北平的李锡恩、黄恒浩、周天放等友人进行办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报国寺、顺天府、原警高旧址等地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二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因为父亲说服教育部，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只有国家才能稳当地保障这样救亡图存的学校的存续。

　　第一任校长由原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出任(他与我二伯父世长在德国同学，与父亲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亲视之为兄)。教师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来投考被录取读初二。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华北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的潜在威胁和土共的渗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与事渐渐难以生存，于是父亲和黄恒浩、高惜冰等几位东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桥镇买了一块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几所教职员宿舍，将中山中学由北平迁来南京。

　　落脚之后，学生自己动手平操场、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远远看到那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唱着共同命运写照的校歌(郝泠若词，马白水曲)：

　　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秦淮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齐邦媛：《巨流河》，第66-68页。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笔者按：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后来被改为“爱国主义”)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

　　1935年前后，郝御风开始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任国文教师。1936年11月，北平危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北平，南下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从此，救亡图存、不畏艰险的师生们开始了步步惊魂的万里流亡，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大迁移也正式揭开大幕。1937年11月11日，上海失陷，危及南京，学校又于11月19日撤离板桥镇，抵武汉再南下。1938年1月5日，郝御风随全校师生，到达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东北中山中学经历了北平创校、迁校南京、撤离板桥的巨大变故，师生们在枪林弹雨中辗转迁徙，颠沛流离。他们抱着“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宗旨发愤图强，弦歌不辍。但也有人觉得复土无望，还乡无期，从而怅惘失落，情绪消极。此时，亟需鼓励士气，选定校歌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举动。东北中山中学遂发动全校师生创作校歌。在征集的上百首歌词中，最后选定国文老师郝泠若在板桥时期所作的一首诗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由音乐老师马白水谱曲。

　　歌词悲壮沉痛，慷慨激昂，“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是对全校师生最好的精神动员，也是“爱国的最生动表述”。在以后的迁徙途中，它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成为“国立一号”中学全校师生抗日救国的生动表述，成为他们爱国情绪抒发的最佳寄托，也成为他们抗战必胜信念的坚定源头。七十多年后，东北中山大学的学子唱起母校校歌，依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每当唱到“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白发苍苍的校友们不由得眼眶发潮，甚至老泪纵横，他们依稀看到了自己当年抗战流离的年轻身影，听到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声。当年的校友翟黑山，东北中山中学毕业后先到台湾，后旅居美国。再回北京，已是享誉中外的音乐家，被誉为中国爵士乐的“唐三藏”。他谈起校歌时说：“超过了半个多世纪，校友年年聚会，年年同唱‘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从少年青年唱过中年，现在已经唱到老年暮年。至于唱得是否好听，词曲有无错误，似乎早已不太重要了。每当校歌响起，一股浓浓的情感油然而生，多少追思，几许乡愁，岂是他人所能感受?”(翟黑山：《校歌就是校歌》，蒋绍绂主编：《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上)，第77—78页，2004年)曾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的陈寰回忆说：“璜璧堂的歌声是因国仇家难发出的呼声，声声激动人心振奋斗志。有悲怆思乡的歌声，有愤起抗敌救国的歌声，也有慷慨激昂犹如身临沙场万马奔腾的歌声。没有靡靡之音，没有丧失信心的哀吟。我很羡慕同学们会唱那么多的歌，一早一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歌声总是不断。有时，看见同学们边唱边流泪，我也是边听边流泪。歌声是流浪儿的心声，也是最大的慰藉。”(陈寰：《思往事重晚晴——话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日子》，《桃李荫长——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抒怀之一》，第365页。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北京校友联谊会、沈阳校友会编印，1988年7月)

　　郝御风作词的这首校歌，成为东北中山中学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撑。其不仅仅是一首校歌，它沉痛、悲壮，凝聚着青年一代的斗志、精神、尊严和价值，也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沧桑、坚韧和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成为一个民族凄婉而永恒的巨大创痛与精神激励。

　　因为这首校歌，郝御风成为全校瞩目的精神偶像，成为学生记忆中毕生难忘的良师，成为学子回忆母校的共同话题。此时的郝御风，以诗人的身份，抒发抗日救国的热望，激发起师生们的爱国情愫。陈寰回忆说：“我最喜欢听那位个子不高苹果脸女孩子的歌声，她叫陈雪微(陈今)，是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她平日总是穿工裤戴鸭舌帽。她从早到晚唱个不停。声音清脆，很富于表达感情，有时哀感动人，有时斗志昂扬……她最爱唱国文教师郝泠若编著的‘九月秋’歌。每天早晨洗脸时，就听见她唱：‘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日子长了，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她去了延安。”(陈寰：《思往事重晚晴——话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日子》，《桃李荫长——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抒怀之一》，第366页)七十多年后，东北中山中学当年的学生谢锺琏，仍被自称为“郝老夫子”的郝御风1938年创作的《九月秋》深深震撼：

　　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三千万的同胞，等待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待我们收。父母、兄弟、茅舍田畴，一切都非我有，一切都非我有。说什么功名富贵，说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所有，一切都非我所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盗赶走!把旧恨新仇一笔勾!把旧恨新仇一笔勾!(谢锺琏：《忆郝老夫子》，《桃李荫长——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抒怀之一》，第340页)

　　1939年2月16日，学生筹办2月18日的除夕师生同乐会，向平素比较亲近的老师“化缘”购买茶点。郝御风、秦方伯、程沐寒三位老师各拿出五元，同学们惊呆了，当时的五元钱可是相当不小的数目。郝御风对学生说：“我用巾帼英雄曲谱写了一支歌，你们除夕夜里唱唱也好。”当天下午，学生们跑警报到镇外小山上，音乐老师马德馨就把郝御风的新作教会了学生，这就是七十多年后邓爽(邓育华)、谢锺琏还记忆深刻的《春夜怀乡曲》：

　　今夕何夕?花容月色与人亲。故乡如梦，一寸山河一寸金。芙蓉溅泪，兰芷飘零。念匈奴未灭，何处安身?长白雪化，鸭绿江融，翠鸟正呼春。惟鹊有巢，惟鸠来侵。八千云月，一世雄心。如是江山宁付人?杨柳绿，月牙新，仿佛我的乡村!(邓爽(邓育华)：《怀远镇上的日日夜夜》，《桃李荫长——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抒怀之一》，第93页)

　　这两首歌，激越悲壮，情感昂扬，写尽了流亡师生抗日还乡的决心和渴望，至今读来仍觉得荡气回肠。

　　此时的郝御风，在个人感情上也遭遇了变故。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东北中山中学随即派迁校先遣队入川寻求新校址，并于11月12日撤离璜璧堂，开始了近千公里的大迁徙。师生们步行26天，来到广西宜山怀远镇。此时师生极度疲劳，学校决定1939年1月5日临时复课修整，待师生精力恢复后再行迁移。已经入川的郝御风便将夫人安置在四川，只身返归怀远上课。孰料，他与夫人的短暂分离，竟然带来了婚姻的变故。夫人另结新欢后，颇为幽默地寄给他一张照片，郝御风郁郁寡欢，写七律以抒怀，题目为“晚灯得家人影片”：

　　书里分明见旧姿，岂无膏墨为谁施?首蓬伯爵东征后，臂冷清辉夜望时。

　　人比黄花花未减，年如逝水水犹迟。不堪重对灯前影，故国红颜各有思。

　　婚姻的突然变故，对郝御风打击很大，一句“不堪重对灯前影，故国红颜各有思”，曲尽诗人的抑郁与感伤。

　　不久，他又写白话诗来倾诉：

　　一切都成了前因，

　　一切都成了后果，

　　风雨草原，桃花如马，

　　东方瓷器的妆台，

　　我们喜笑坐卧的楼角，

　　而今，

　　这一切都遥遥了。

　　这种伤感，亦体现在他的挽歌上。1939年4月，东北中山中学将校址定于川南威远县静宁寺。到静宁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迁徙中罹难的数学教师宋子和夫妇，学生李克林、李子唐和王季萱举行追悼会。郝御风挽宋子和曰：

　　少攻天算三百人中推第一，

　　壮走江湖八千里外有知音。

　　挽李克林同学曰：

　　曾几何时怀远春灯同射虎，不堪回首燕京风雨坐谈文。

　　挽其他同学的还有：

　　生经黔桂千山顶，死葬龙巴碧水滨。

　　追悼会的挽歌亦由郝御风撰写：

　　你们安眠吧，在荒原上

　　星寒兮月冷兮风雨兮凄凉!

　　抗战的旗帜正在高扬，

　　报仇的担子让我们承担。”

　　几十年后，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回忆起这一幕，仍然心酸肝痛。据谢锺琏回忆，郝御风在另一篇悼念学生的文章中写道：“……理想的幻灭，感情的纠缠，使我尝到一生中从未尝过的辛辣滋味。所谓快乐，那不过是痛苦的前身，有时也许是辛辣的遗留。人生如梦吗?梦还有那刹那的温馨!如今，在时间的逼迫下，即使是刹那的温馨，也不可得呢!……”(谢锺琏：《忆郝老夫子》，《桃李荫长——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抒怀之一》，第343—344页)校歌国殇动地哀，“故国红颜各有思”，郝御风的悲痛与愁楚，岂可道矣!

　　抗战胜利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迁回沈阳。1947年，郝御风出任第六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郝御风执教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直至离世，曾任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校委会常委、校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等职，为西北大学文艺理论专业的奠基者。由于偏居西北，述而少作，当年清华著名的校园诗人，抗战时期鼓舞过无数师生的歌词作者、国文教师，已很少被人记起，念念不忘的唯有老同学余冠英等少数几人。据余先生的外孙女婿刘新风说，余先生晚年常常挂念郝御风先生——“另外有一位是郝御风先生，余先生晚年经常念叨的几个好同学之一，后来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但专业不是古典文学。上学的时候他和余先生是好朋友，也是‘唧唧’诗社的成员，后来搞文艺理论、文艺学研究。每次他来北京，或者是余先生去西安，两人都要见上一面，一起把酒言欢，回忆彼此的青涩年华。”(刘新风：《余冠英先生的朋友圈》，《光明日报》2017年1月5日16版)幸有同学慰寂寥，郝先生不至于觉得太落寞吧。

　　郝御风的名与字，概出于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王勃《游庙山赋(并序)》云：“王子御风而游，泠然而善，益怀霄汉之举，而忘城阙之恋矣”，郝先生可能未忘“城阙之恋”，但他的“霄汉之举”——创作《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亦是可以入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