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歌咏：青年会的民众救亡动员
来源：论文网　作者：关心   2018-03-06 10:10:25

　　七十年前，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华爱国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积极参与抗敌斗争，特别是当时席卷全国的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不仅鼓舞和激发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坚强斗志，也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华儿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下文简称“青年会”)是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中一支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该组织和广大成员运用大众歌咏的形式，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鼓舞广大民众支援抗战，激发前线将士奋勇抗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目前，学界对于青年会的研究虽然已有专著出版，但是较少关注其在抗战歌咏、音乐推广方面的贡献，特别对青年会组织群众性歌咏活动、推进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深入不够。笔者爬梳史料，对此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青年会及其群众抗战歌咏

　　1.青年会兴起与抗战之前的音乐活动

　　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19世纪末在上海成立，初期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大都市，上海、宁波、天津等地都有活动踪迹，其成员构成多为学校青年学生和各界社会青年。之后不少内地城市陆续成立青年会组织，并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为号召展开多方面工作，主要以社会教育、宣传、赈济等为中心内容。后期活动区域逐步扩展至国内各地，内容也更为丰富，关注社会事业和民族命运并热情为之服务，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支有影响的青年力量。

　　青年会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利用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推进“社会服务”，成为其特点之一。20世纪初期，虽然“学堂乐歌”开始进入我国学校教育，但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内涵还很少，青年会注意到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利用青年群体对文体活动的特殊喜好，通过各种类型的唱歌活动，联络各界青年，活跃组织生活。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不仅成为联系青年的纽带，也使近代西方音乐文化与中西结合的音乐艺术内容得到推广。有学者考察，“青年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教会学校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特别是后来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活动”。正是青年会的这些文体活动，推进了他们音乐活动的逐步社会化，也促进青年会成员音乐素养和工作成效的提高，使得“各大城市及各学校中设立的男女青年会，对于一般社会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之后，青年会的音乐传播活动在各地非常活跃，不仅在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发展很快，甚至对内地、边远省份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所影响。青年会将青年学生作为主要联络对象，并分别以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作为活动主体。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机构众多，1920年在31个城市开展经常性工作。从所见材料可知，当时城市青年会会员已有41，699人，学校青年会已有会员18，867人。青年会对青年有较强的吸引力，音乐活动内容丰富，也非常活跃。如上海青年会1920年6月12日晚8时在四川路会所举行音乐大会，会上汇集了上海当地许多知名音乐人士，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琵琶艺术家汪昱庭演奏了《淮阴平楚》《夕阳箫鼓》;中西女塾的音乐主任豪立夫(Myra B.Olive)女士展喉歌唱三曲，其带来的西方歌曲，使听众获得与中国传统戏剧演唱完全不同的新感受;工部局军乐队则以西洋乐器演奏了《春游乐》《好事近》《闺中怨》《生别离》《望夫妇》《相思引》等六首中国风格的民族乐曲。音乐会上中西艺术的不同表现，向社会展示了各自的艺术魅力。同时还有旅沪福建蓉庐音乐社的乐曲演奏、郑觐文《平沙落雁》等古曲演奏、广东群贤音乐部《柳入金》等粤乐演奏，这些传统音乐的演奏同样受到观众喜爱，音乐会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有学者评价青年会活动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相同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态势的逐步显现，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战救亡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此时，在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下，青年会将抗战救亡活动作为新时期的工作重心，把动员抗战、军人服务、难民救济为主要工作内容，组织会员积极展开支援前线、服务抗战的活动，成为全民族抗战中一支表现活跃、广受称道的青年团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且具有明显军事优势的侵略战争，中国必须动员起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进行全面抗战，既要有战场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敌的浴血奋战，也要有后方民众人力物力的支持和精神声援。然而，在抗战爆发初期，民众动员的工作相对迟缓，这种状态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期待。时人称：“中国抗战至今，在实际上只动用了军事的力量，全国整个的民众力量还未尽量发动起来。”青年会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把救亡歌咏作为爱国宣传和发动民众的重要方式，以“不是为唱歌而唱歌”，而“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的呼声，把音乐与“民族解放”“民族国家”等非音乐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投身到反抗日本入侵斗争的洪流之中。

　　2.合唱歌咏团体与抗战救亡活动

　　人类社会的音乐与政治，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是民族音乐得以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时代。从各地救亡运动兴起开始，青年会的歌咏活动就配合反侵略的斗争而开展，各地青年会纷纷组建歌咏团体，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生力军，也成为培养音乐骨干的基地和摇篮。

　　北京是青年会抗战歌咏活动启动较早的地区。从1934年开始，一批青年会合唱团体就活跃起来，如育英中学合唱团、汇文中学唱歌团、贝满女中合唱团等。除了众多的中学合唱团之外，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青年会也组建有合唱团。这些合唱组织经常排练各种合唱歌曲，有的还公开举办合唱音乐会。一些学校青年会在组织抗日歌咏会活动的同时，还声讨日寇侵略罪行，表达民族义愤。育英中学青年教师李抱忱热心抗战歌咏宣传，在他的带领下，该校合唱团不仅在本市区活动，还在每年暑假到各地活动，足迹踏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富有感召力的演出在各地很有影响。北京学校歌咏团最为震撼的抗日歌咏活动，是1935年5月12日的“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大会”。活动由北京育英中学、贝满女中、燕京大学等14所学校歌咏团联合发起，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救亡歌咏演唱。在李抱忱指挥下，由540人组成的14校联合歌咏团，共同演唱《同唱中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抗日歌曲，豪迈嘹亮的歌声响彻天空，唱出了青年学生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意志。会场观众达三千多人，音乐大会被当时北京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世”。 　　上海青年会歌咏活动开展得同样有声有色。1935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刘良模在青年会四川路会所，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民众歌咏会。该会组建之初，有会员90多人，后来发展到300多人。会员主要为会所附近的银行、邮局及商店员工。歌咏会邀请专业人员对会员进行歌曲教唱和排练，《救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打回老家去》等是当时青年会组织教唱的主要歌曲。此后不久，青年会又在八仙桥会所成立了第二个民众歌咏会。上海青年会民众歌咏会的队伍很快壮大，两会加起来有近千人的规模。随着歌咏会影响的扩大和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为便于通知和开展活动，上海总部按照会员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分成活动小组。刘良模还为各个小组选拔了练习歌唱的指导人员和负责联络工作的干事，建立起会员“民众歌咏干部训练班”。青年会选拔组织十几名歌咏骨干进行音乐培训，并请来当时上海的知名作曲家和音乐人冼星海、吕骥等亲临现场做音乐指导，向受训会员讲授音乐知识和演唱技能。由此，青年会歌咏队骨干被迅速培养成才，这些骨干又作为抗战歌咏的有生力量深入学校、里弄和工厂，向民众教唱抗战歌曲，组织歌咏会。上海青年歌咏活动很快蔓延开来。

　　在长沙，全面抗战开始后，青年会首先从培养音乐骨干着手，推进救亡歌咏活动的开展。1937年9月，长沙青年会开办首期音乐培训班，邀请著名音乐家张曙、胡投做指导，一面讲授音乐基础知识，一面教唱抗战救亡歌曲。这种活动随后又办了七期，学员们从中得到了有效的音乐训练，也很好地从中接受抗日爱国教育，培训活动深受青年人欢迎。培训班的活跃期，也正是抗战形势的危急时刻，此时日本军队步步逼近长沙，但培训班的活动一直持续，直到长沙大火前夕才结束。长沙青年会音乐培训班每期学员有250名，八期培训班共为社会培训了约2000人的歌咏宣传骨干，有力地推进了长沙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1938年9月，长沙青年会联合文抗会、新安旅行团、妇慰会、湘滨歌咏团、新声歌咏团等社会团体，共同成立“长沙联合歌咏团”，以“我们要从歌咏的大联合做起”为口号，促进长沙各项救亡工作的开展。⑩联合歌咏团的成立，带动了当地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的全面兴起。

　　在成都，青年会于1938年组建了“星海合唱团”。该合唱团经常在青年会礼堂或暑袜街礼堂等处举办救亡歌曲演唱活动，还开办了歌咏培训班，组织歌咏会训练歌咏骨干。参训的青年接受了抗战歌曲演唱的知识和技能训练，由此，大批经过培训的青年走向社会，成为新的抗战歌咏组织者和骨干力量。据史料记载，在成都举办的第9期歌咏会中，男女学员共有973人。毕业后的学员又继续组织歌咏团，深入城市各处传授歌咏知识、教唱抗战歌曲，还组织许多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如“尚义小学、蜀锦工厂、肇明小学参加热血剧团寒衣募捐表演”等。

　　青年会在各地组织歌咏活动的情况，如刘良模总结的那样：“青年会在上海、广州、芜湖、南京、厦门、福州、汉口、烟台、成都、长沙等地都已经有了歌咏会的组织，担负起了推广雄壮的救国的歌曲的责任。”这些歌咏活动引领了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3.用歌声慰问前线将士

　　深入抗战前线鼓舞官兵士气，是青年会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日本侵略者点燃各地战火，慰问与敌奋战的军队将士成为青年会歌咏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项内容。1936年11月，在绥远省，伪蒙军数千人在日军指挥官和顾问率领下由百灵庙向武川、固阳进攻，傅作义部孙长胜、孙兰峰率军应战，经过奋战击退了敌军多次进犯。这次百灵庙之战给了侵略者沉重打击，奉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命，由北京青年会总干事萧洄千率领，组成“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奔赴部队驻地和前方医院进行慰问演出。他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新型剧目，又向战士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大路歌》《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还帮助养伤的军人建立俱乐部，调节伤员心情，振奋部队士气。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全面抗战开始，青年会更是积极行动起来。1937年8月“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组织领导全国青年会展开为抗战将士服务的工作。当时军人服务部的部歌，突出反映了他们献身民族、服务军人的志向与气概：“献身人类，献身民族，不惜牺牲，一生奋力要为抗战服务;鼓动军民，奋发参战，要使战士快活，要使伤者恢复。愿在炮火下尽我们的职责，愿在危险中求民族的出路，完成建国的伟业，建立全民的幸福齐正，我们的步伐踏向光明的道路。”为吸收更多有艺术才能的青年参加支前活动，青年会积极招募“能唱歌或者擅长一种乐器”的青年人加入慰问队伍，扩大音乐活动的影响力。当时，由柳倩作词、舒模作曲的《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以及刘雪庵所作的《军民联欢歌》等，都成为当时宣传活动的主打歌曲。

　　青年会还以举办歌唱班、俱乐部的形式，活跃官兵的文化生活。长沙青年会慰问伤病官兵时，既做好医疗护理、生活服务工作，又注意在精神上引导他们积极疗伤，准备重返前线。青年会教育参与服务的会员，做好伤病员的工作，既是珍惜军队的战斗力，也能鼓励前线作战将士的情绪，还有助于稳定后方生活秩序。他们在省政府支持下办起了“临时湖南病兵医院”，同时还自己办起“负伤将士招待所”。针对部分伤病员时有外出不归、参与赌博的情况，他们办起伤兵俱乐部，通过举办唱歌班，组织养伤医病的官兵学唱抗战歌曲，从中感受爱国道理。在歌咏班和俱乐部里，有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青年会还根据不同部队官兵的籍贯演唱他们的家乡曲调，常常能打动他们，如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后，以前常有伤病员哼唱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等，就很少有人再唱了。人们很快发现，伤兵俱乐部的工作，是以娱乐的方式对伤兵实施教育，很受欢迎且效果明显，俱乐部在伤兵医院成立以后，赌博、打骂闹事的事情在减少，抗战的情绪不断增加。长沙青年会的工作在全市军民团结抗敌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湖南省委也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省委领导人任作民在《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中，对其做出评价：“男、女青年会，虽然是基督徒，在湖南很做得一些工作。尤其是宣传方面，如演讲会、座谈会、女青年会的宣传队(演剧、歌咏、墙报，在各县流动的)慰劳伤病、难民，后方服务站(招待过军和伤兵)等等，颇有成绩。”

　　二、抗战歌咏与音乐艺术走向

　　1.抗战歌咏与合唱艺术

　　合唱艺术在19世纪末期伴随着西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进入中国内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城市开始的群众歌咏逐步活跃，其中青年会群众歌咏的推动最为显著，这些活动活跃了民众合唱的形式，给中国合唱艺术带来了新的面貌。由前述青年会日益普及的歌咏活动所见，从歌咏的题材内容、词语形式，或是歌唱作品的社会作用和影响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然而，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从总体上看，合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也深入开展并迅速扩大，既有政府、军队和武装民众的军事抗战，更有各阶层民众此起彼伏的救亡运动。有了抗战就有抗战音乐，抗日救亡歌曲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主流，群众歌咏以齐声与和声歌唱的方式传达人们的抗战心声，激励民众、凝聚人心，成为当时民族解放斗争中最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艺术潮流和艺术形式。“中国现代合唱音乐就其主流看，绝大多数作品都与当时的时代和群众保持密切程度的联系。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各阶段人民政治生活中所提出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表现了生活在当时条件下多数人民群众朴素的爱国热诚和在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斗争中的民主精神。”群众歌咏作为一种表达民族情感的音乐表现方式，既具有遍及社会各界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又具有易为民众所接受的通俗性和普及性，还具有强有力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最适宜在当时举国上下的抗战事业中代表全民族的同一种情感，表述全民族的同一种意志，感受全民族的同一个力量。正是这种音乐艺术形式反映着时代的特征、社会的呼唤和音乐艺术发展的特性，使合唱音乐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内生动力。

　　为了推动群众性歌咏活动很好的开展，青年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组织发动、歌曲创作和培训指导等工作。例如，刘良模除了在歌咏活动第一线带领民众高唱抗战歌曲外，还从事歌咏团体的组织培训和歌咏训练读本的编写工作。在歌咏会组织的建设和活动中，他分别就“领袖训练”、“歌咏会本身”、“注重组织”、“分会的设立”等几个方面提出规划意见，使歌咏团体活动发挥了民众动员的效能。刘良模还利用自身艺术才技的优势，为歌咏活动的开展编排音乐曲集，如《青年歌集》《民众歌集》等，同时他还组织编写工作指导书目《民众歌咏ABC》，帮助活动骨干获得如何向群众教唱歌曲、如何组织民众歌咏会的技能。他编写的《青年歌集》紧贴时代的命运和民众歌咏运动的实际，很受人们欢迎，在1935-1936年之间，《青年歌集》就再版了七次，销售达到一万多本，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时代歌集。

　　蓬勃发展的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作为抗战音乐的一种主体形式，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非常历史时期，既为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与推广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又第一次展示了现实主义音乐艺术发展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2.音乐文化走进民众生活

　　在抗战歌咏的推广中，音乐文化进入了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是我国音乐事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青年会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促进了音乐文化深入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使群众性歌咏活动成为音乐艺术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桥梁。如果说，剧场中、舞台上的歌曲演唱能带给社会中一部分人士对音乐艺术的品味和享受，那么民众歌咏活动的“群众性参与”特点，则产生出音乐文化走向民间、走进大众――包括市民、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在内的更多的民众之中的社会效果，使他们可以在活动中直接观看、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歌唱;使他们可以从中受到救亡宣传与教育，也可以感受音乐艺术的风采和魅力。

　　城市是青年会爱国宣传和音乐推广的主要地区。城市是各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集中且流动性强，城市文化对周边地区辐射力大。在城市中，青年会的抗战歌咏活动将人们带入歌咏大会、歌咏比赛、街头演唱、歌咏游行等多种歌唱活动中，使抗战动员伴随着音乐艺术成为时常回响在人们耳边的时代召唤。青年会使抗战歌声深入学校、厂区、里弄和街头，这就让城市中最底层的居民也感受到爱国的宣传，聆听到救亡的歌声。青年会运用其组织功能、音乐基础的便利条件，以歌咏活动作载体，既宣传了抗日，又传播了音乐，带给城市浓烈的抗战氛围和充满活力的音乐气息，使抗战歌咏成为城市民众表达爱国情感和抗敌意志的重要方式。如1936年1月，上海各界为鲁迅先生送葬，在送殡仪式上，青年会的歌咏会同其他歌咏团体一起举行挽歌游行。他们途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抒发对鲁迅先生的怀念和抗战爱国之情，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

　　前线官兵是青年会歌咏宣传的重要对象。青年会经常深入前线、营房和医院展开抗战演唱与服务，让音乐走进官兵生活，使官兵们在感受到社会支持和民众关爱的同时，也从歌声中获得快乐和力量。青年会采用多种歌咏形式慰问前线官兵，有时举办军民联欢大会和慰劳大会，为将士们演唱爱国歌曲;有时通过欢送军队出征、招待慰劳过境军人，营造支援前线的热烈气氛;有时组织官兵学唱抗战歌曲，并结合歌词内容向他们讲解抗战救亡的道理，使官兵们既学会了唱歌，也激发了斗志。如长沙青年会总结了用音乐活动鼓舞官兵士气的经验，认为教唱救亡歌曲是受官兵们欢迎的最好方式：“军队是最忙的，他们一天到晚要操练;空闲的功夫是极少极少的……我们只有用教授救亡歌曲的方式，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欢迎，因为在操练过度疲乏的时候，教授他们唱一两只(支)雄壮而兴奋的救亡歌曲，便减少了他们的疲乏，他们的精神反而愈加振作起来了。在教授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他们作简单的讲演或谈话，来提高他们的抗战意识。我们要使他们彻底地了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意义。”歌咏不仅使官兵们精神振奋，也受到了音乐文化的感染。

　　青年会还将抗战歌咏带到乡村社会。有不少史料记载了青年会将歌咏形式带到乡村的情形，他们让农民们也接受抗战歌咏的影响和音乐的熏陶。如1938年间，由成都男女青年会等方面提供经费来源，由为躲避战乱而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组成的暑假乡村服务团，走向四川乡村开展服务农民活动。服务团成立“抗宣组”、“宗教组”等工作组，以不同方式开展社会调查、教育服务和文化宣传等活动。尤其是抗宣组在其宣传工作中以“歌咏”为主要方式，以“提高一般民众之民族观念，激发其爱国情绪”为目标之一，既为乡亲们进行歌曲演唱，同时又向他们教唱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歌曲中以《杀敌歌》《锄头歌》《镰刀歌》《当兵歌》《新凤阳花鼓》等最能引起农民的兴趣。农民不仅爱看、爱听，也喜欢学，学生在唱歌的同时做宣传，给农民解析歌曲意义，比普遍的演说效果要好数倍。抗日宣传是服务团的一项工作内容，学生们对此既有序分工，又相互合作，在八一三纪念日那天，青年会举办抗战宣传活动，宗教组的成员也参与其中，与抗宣组一起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宣传表演，这种有演唱、有教育的宣传活动很受农民们欢迎。据统计，在27天内学生们的这些歌咏宣传达25次，听众达7810人，听众每日平均为289人。

　　3.青年会抗战歌咏汇入全民抗战洪流

　　在蓬勃开展的青年会抗日歌咏中，不断涌现出一些优秀音乐人，他们有的担当起歌咏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也有的走上革命音乐家的发展道路。他们在歌咏活动中积极调动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开展全民抗战的呼唤和动员，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爱国抗敌的英杰和楷模，而且将轰轰烈烈的青年会抗战歌咏汇入了全民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

　　青年会总会的刘良模是抗日歌咏宣传的总指挥，他所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活动成为上海抗战中不断传颂的佳话。1936年1月，上海青年会民众歌咏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所举行音乐大会，歌唱的歌曲有《打长江》《自由神之歌》《赴战》《天伦歌》等，刘良模亲自指挥150人的大合唱。同年6月7日，在南京体育场举行的千人规模的歌咏大会影响巨大，刘良模在会后率领众人继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他事后回忆说：“当救国会号召要进行抗日救国的游行示威的时候，我就带着成千上百的歌咏会成员去参加，在游行队伍中引吭高歌，使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都高唱起雄壮的抗日爱国歌曲，奋勇前进。”6月14日，刘良模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更大规模的抗日歌咏大会，大约5000多人参加，其中有1000多人是他直接领导的歌咏队成员。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自由神》，任光的《和平歌》《大地行军曲》，黎锦晖的《勇士的凯神》等成为歌咏会演唱的主要歌曲，民众情感被这些歌曲激发起来，整个体育场成为了抗日歌声的海洋。1937年8月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后，刘良模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的负责人，为了“教唱抗日歌曲”，他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在组织歌咏会、教唱和普及抗战歌曲方面，刘良模的教授方法成效良好，后来成为青年会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等工作学习借鉴的好经验。青年会的抗战歌咏活动在刘良模的推动下形成抗敌风暴，并在海外有一定影响。

　　作曲家麦新则是由青年会歌咏会走人了音乐创作家的行列。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会歌咏活动影响渐大，时为保险公司职员的麦新没有想到，参加了青年会的“民众歌咏会”，竟成为他后来进入“革命音乐殿堂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麦新1935年加入青年会民众歌咏会，成为歌咏会的一名热心参与者和骨干，并在此结识了好友孟波。在一二九运动前后，麦新又参加了由左翼剧联音乐小组领导的“业余合唱团”、“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的音乐活动，经常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音乐创作，并且到泸西公社女工夜校、清心女中等处教唱救亡歌曲。1936年10月，在鲁迅的葬礼上，麦新指挥着前来送葬的人群，用悲壮的歌声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由于抗战歌咏运动的需要，在1936年下半年，上海救亡团体决定编辑出版救亡歌曲集，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了麦新和孟波二人。他们克服困难，不负众望，于当年11月完成任务，使《大众歌声》第1集问世。此后，他们在1937、1938年，又将《大众歌声》第2集和第3集出版，共汇集了300多首抗日爱国歌曲，成为人们开展歌咏活动的重要工具。麦新不仅以自己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为人们广泛传唱而知名，他还于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成为了知名的革命音乐家。青年会抗战歌咏成为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媒介。

　　革命音乐家孟波也是参加青年会歌咏会后成为了抗战歌咏活动的一名音乐骨干，并逐步成长为知名的音乐家。孟波自幼喜爱音乐，在上海学徒期间，便自学了钢琴、二胡、笛和箫等器乐演奏，从中找到了业余时间的精神慰藉。1935年夏天，他在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参加了由青年会组织的歌咏演唱，还聆听了吕骥的演讲，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从此参加了民众歌咏会，并很快成为歌咏会的干部和骨干。不久，孟波与麦新一起参加了由吕骥领导的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组织的“业余合唱团”、“歌词作者联谊会”、“歌曲研究会”、“职业界救国会”、“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等进步音乐组织，投入到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在深入工厂向民众教唱抗战爱国歌曲的同时，孟波还从事歌曲创作，写出了曾唱遍全国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1937年8月，孟波当选为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的常务干事。当年10月，他与何士德等人组成了“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国内宣传团”，前往浙江、江西，深入前线、工矿、农村宣传抗日。1938年2月至1940年2月，经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孟波在安徽、湖北一带国民党五路军战地服务队任音乐指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40年参加了新四军。

　　像刘良模、麦新、孟波一样通过青年会抗战歌咏中走出的音乐人才还有很多，火热的抗战音乐生活促进他们在音乐家的道路上成长、发展，也引领群众歌咏活动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在进步音乐家的组织与指挥下，歌咏活动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活动中演唱的歌曲也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大量的合唱歌曲在大众歌咏中被高歌、被传唱，其高度的艺术性与强烈的时代感融合为一体，反映出音乐人与其音乐事业正在经历着抗战烽火的洗礼。

　　三、青年会抗战歌咏的时代意义与文化特征

　　1.救亡歌咏宣传和发动民众，是对抗战事业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全面战争，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近百年中无数次反抗外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斗争中，最为深刻和广泛的一次全面抗争。青年会在国家民族最需要的时刻，较早开展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咏活动，将具有广泛群众性和深刻感召力的歌咏形式运用于抗战救亡的民众发动之中，宣传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弘扬了爱国精神，为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年会作为一个以宗教为本源的社会团体，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现实，贡献社会，服务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其救亡歌咏活动已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他们的抗战歌咏，已非宗教气氛下的吟唱，而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怒吼，是捍卫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强音。青年会广泛深入、颇具声势和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对抗战前线将士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对广大民众参与抗战救亡是一个有效的发动，反映出他们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时有报刊对此予以评价，认为：“自从抗战以来，青年会的工作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做唤起民众和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没有干过与抗战无关的事情，它的发起固然在外国，而它的工作事实上则为中国社会服务，确实是中国人的青年会了。”青年会的一系列歌咏活动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也由此引起当局的不安。1936年8月，上海青年会歌咏会被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当局强行解散，1939年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查封，刘良模被迫出走国外等，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青年会歌咏进步作用的恐惧。

　　2.群众性歌咏形式推进合唱音乐发展，丰富了民族音乐文化

　　青年会抗战歌咏的主体形式，是在不同地点、不同场合下的民众歌曲大合唱，它以音乐活动和群众性参与的方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推进音乐艺术在民众中的普及，对于带动音乐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任何音乐艺术形式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抗战时期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特征带动了群众歌咏的兴起和推广，推进了合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合唱形式源自宗教活动中的圣诗吟唱，青年会此时的群众抗战歌咏，已与宗教仪式的音乐表现有了很大的不同。抗战歌咏借鉴西方音乐艺术的特点，结合中国抗战形势的需要，开展了多种形式、不同规模的歌咏会，促进了群体性合唱的推广，它为合唱音乐的发展及合唱艺术形式的丰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这种音乐形态的出现与发展，也在改变着中国音乐的原有面貌。“群众歌咏活动是促进合唱艺术获得广泛发展和取得社会性影响的重要基础”。歌咏活动在进行爱国救亡宣传的同时，也丰富着音乐表现方式与民众的音乐生活。随着各地青年会发起和组织多种音乐活动，不少城市纷纷建立各种群众歌咏团体，特别是学校和城市青年会中的合唱团建立后，歌咏活动又引入不少外来器乐的演奏与歌曲演唱，这些活动一方面推广新式音乐，一方面带动了音乐创作、音乐表演艺术和音乐家队伍的发展，为中国合唱艺术的确立、发展和逐步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青年会围绕救亡开展的各项“社会服务”事务中，还以群众歌咏为形式，参与到难民救济、社会救助、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之中，这类音乐演唱的效果增强了活动的影响力，促进了音乐的推广，这种方式有效发挥了歌咏与合唱音乐的社会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歌咏不仅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也传递了新的音乐形式，推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新发展。

　　有学者指出，“音乐风格和形式的变化，通常是社会变化的反映。很多社会中音乐风格的变化，其实是社会状况的反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群众性救亡歌咏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音乐中的主体内容。青年会以抗战动员为己任，推进歌咏活动在民众中的兴起，使其在抗战斗争中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功用，也促进着中国音乐文化伴随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附言：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音乐会研究”(项目编号：2014CYS021)的成果之一;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关于毕业生音乐会纳入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体系的研究”(课题编号：2013-JKGHB-001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