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战时期革命歌曲的发展轨迹及时代意义
来源：论文网　作者：柴金萍   2018-03-06 10:51:32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争，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万众一心，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赢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而作为抗日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抗日歌曲在中国人民抗击敌人、赢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革命歌曲;红歌

　　一、 红歌的定义及内涵

　　红歌是“红色革命歌曲”的简称，学术界认为，红歌定义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特指近代及共产党产生以来;二是内容，歌唱革命歌曲。本文中的红歌则指抗日战争时期的红歌革命歌曲。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大团结，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团结，几乎所有不同创作背景、不同政治态度、不同艺术追求的中国音乐家都汇聚到了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精神基础。

　　红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后，瞿秋白创作的《赤潮曲》，可以看作是近代红歌走向成熟的标志。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红歌传唱的热潮，一批批进步的爱国音乐家们为了救亡图存，创作了一大批振奋人心、感人肺腑的革命歌曲，据粗略估计有近万首之多，仅200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就收集有6000多首作品。

　　二、革命歌曲的发展轨迹

　　关于抗战时期红歌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即从东北三省沦陷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音乐家是聂耳，因此又被称为“聂耳阶段”。第二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一阶段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冼星海，所以又被称为“星海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时，一批新的音乐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歌曲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自1943年的“秧歌运动”开始，不断创作出一批被广大农村所接受的作品。

　　(一)聂耳阶段

　　聂耳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参加音乐戏剧演出活动。1931年，聂耳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即黎锦晖的明月歌剧社)继续深造学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役使聂耳深受震动。因此，他给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课题。真正使他施展音乐才华的是在1934年。1934年6月，聂耳为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码头工人歌》(孙石灵词)、《打砖歌》(梁惜芳原诗，聂耳改编)、《打桩歌》(聂耳编词)、《苦力歌》(田汉词)。8月，为影片《大路》创作了《大陆歌》(孙瑜词)、《开路先锋》(孙师毅词)。此外，聂耳还组织了“百代国乐队”(即森林国乐队)，演奏、录制了他根据云南民间音乐改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乐曲。1935年，为田汉话剧《回春之曲》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没娘曲》，为影片《逃亡》创作了《逃之曲》、《塞外村女》(均唐纳词)，为影片《凯歌》创作了主题歌《打长江》(田汉词)，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同年7月17日下午，在东京因溺水而亡。

　　作为革命音乐家，聂耳认为“自己所做的音乐事业必须适应时代的潮流，要作革命的音乐去鼓起劳苦群众的情绪”。①因此，他特别注意倾听劳动者的呼声，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为劳动者创作的，而且最初的几首歌曲全部取材于劳动者生活。1933年夏，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的《开矿歌》，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首歌曲。值得一提的是，聂耳为《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已经成为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1949年，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并载入宪法。

　　(二)冼星海阶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中国群情激愤、人声鼎沸，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音乐创作以冼星海为典型代表。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1月冼星海去延安这一年多时间里，共合作了70余首歌曲。其中大部分是合唱歌曲，共40余首，《祖国的孩子们》、《赞美新中国》、《游击军》、《救亡对口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均为合唱曲中的佳作。抗战初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从武汉到延安之后，将明朗、健壮的声音更加发挥到极致，化作雷霆万钧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初，全国开展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斗争，而《黄河大合唱》就诞生于这个最惨烈的时代。1938年11月，武汉沦陷以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着抗敌演出剧团三队撤退，经过黄河，灵感突发，1939年1月他抵达延安，将酝酿已久的长诗写成黄河诗篇。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看到这一黄河诗篇之后，专门谢客，抱病连续写了六天完成了曲谱，不朽的杰作《黄河大合唱》由此诞生，是时1939年3月31日。同年4月13日，由演剧三队演唱、邬祈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在陕北公学礼堂公演，首场演唱获得巨大成功，演出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作品迅速传遍中华大地，对全国抗日军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精神号角。

　　(三)群众性歌咏阶段

　　武汉失守前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奔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当时新音乐运动的骨干，除张曙、孙慎、舒模、费克、李凌、赵讽等人在国统区坚守阵地以外，其他音乐艺术家也纷纷来到解放区，有吕骥、冼星海、麦新、周魏峙、贺绿汀、孟波等。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源泉和根本方向，认为革命文艺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广大师生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到民间去采风，吸收传统文化，别开生面地创作了我国第一个新型秧歌曲《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安波作曲)。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歌咏运动就展开了。“群众歌曲是音乐艺术领域中最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一种体裁。在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中，歌咏和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命运，他发挥的伟大作用是比其他艺术都要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 。”②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群众性抗战歌曲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表现八路军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场面类：例如《南泥湾》(马可谱曲，贺敬之词)、《八路军开荒歌》(贺敬之词)、《交公粮》(安波词)、《拥军花鼓》(陕北民歌，安波词)、《生产与抗战》(冼星海曲，塞克词)、《路是我们开》(冼星海曲，安娥词)《拓荒歌》(冼星海曲，光未然词)、《开荒》(吕骥曲，天蓝词)、《春耕曲》(李焕之词)等。 第二类，描写八路军游击战争类：有冼星海《游击军》(先珂词)、安波《游击队》(佚名)、贺绿汀《八路军的铁骑兵》(荒草词)、吕骥《民兵歌》(吕骥词)、《拿起我们的抢》(鲁黎词)等。第三类，面对敌人对我区大规模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我军积极抵抗，艺术家们也创作了许多歌曲讴歌，主要有杜矢甲《鬼子奈我何》(家旅词)、安波《军民一定能战胜》(安波词)、陈紫《追悼左权同志》(何其芳词)等。

　　三、革命歌曲的现实意义

　　“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科学家关于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命题，克罗齐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从而阐明了历史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它有它活的灵魂，这一灵魂则是由当前的精神给予的。克罗齐还指出：“没有生命感悟的材料组织，只能产生虚假的编年史，真正的活的历史，只有我们当代人去感受，去探索。这种有生命的、有激情的、有感悟的，才是真正的灵魂。”因而，我们来推延一下音乐史，既然历史的生命来自我们当代人的探索与感受，那么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动力，则来自于当代人的激情。过去的文献、遗迹、事实所以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些东西，还适应当代人的需要。这一点，在音乐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至今，有些抗日救亡歌曲一直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歌曲，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艺术领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灵魂，为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历史延续中发展的，我们的个性中又渗透了民族的共性，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产品，就形成了我们既是个人，又是民族的心理素质，其中就包括语言特征、思维习惯、审美追求等。”③为此，在我们的音乐史书中，民族乐派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了西方同行音乐史著述中的分量。因而，像聂耳、冼星海等一大批音乐革命家的作曲曲目至今被传唱，且影响力广泛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①《聂耳全集》(下)第48页。

　　②茅原：《中外名曲赏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③邬汔零：《〈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上)，《人民音乐》，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