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收藏的抗战歌曲集
来源：论文网　作者：王南   2018-03-11 10:15:07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数十种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发行的歌曲集。它们尘封库中数十年，大多破旧不堪，纸色变黄，污迹斑斑，少有人问津。然而它们是历史的遗存，珍贵的文物，留给我们的是原汁原味的抗战歌曲，是解放后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最主要的源泉和基础。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音乐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音乐直接为反侵略战争服务，其中歌曲表现的最为突出。歌曲的物质载体――歌曲集或称歌本，长久地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为传唱的众多曲目，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个时期歌曲出版业的发展及特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创作的歌曲达6000首之多，被分散地收集在不同版本的歌曲集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出众多不朽的抗战歌曲，营造了抗战歌曲出版的大背景，形成了抗战歌曲广泛流传的壮观场面。抗战歌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抗战歌曲集与众不同的时代特点。

　　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抗战歌曲随抗战爆发产生。尽管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是始于“九一八”硝烟还是卢沟桥烽火，目前学界仍无定论，但抗战歌曲或称为救亡歌曲产生在“九一八抗战”后而非“卢沟桥抗战”后，则是毫无疑问的。

　　最初的救亡歌曲的创作是零星、稀少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氛围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因而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抗战歌曲出版事业。“九一八抗战”后，田汉、聂耳、孙师毅等人分别组创 “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歌曲作者协会”等左翼音乐组织，大力创作救亡歌曲，救亡歌曲的创作由此逐步发展起来。到1935年、1936年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救亡歌曲的创作和影响也达到了新的规模，爱国作曲家除了为进步电影《渔光曲》(《渔光曲》，安娥词、任光曲)、《大路》(《大路歌》，孙瑜词、聂耳曲)、《桃李劫》(《毕业歌》，田汉词、聂耳曲)、《新女性》(《新女性》，孙师毅词、聂耳曲)、《逃亡》(《自卫歌》，唐纳词、聂耳曲)、《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聂耳曲)及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码头工人歌》，百灵词、聂耳曲;《前进歌》，田汉词、聂耳曲)、《母性之光》(《开矿歌》，田汉词、聂耳曲)、《回春之曲》(《告别南洋》，田汉词、聂耳曲;《梅娘曲》，田汉词、聂耳曲)等编配插曲外，还创作了《抗敌歌》(中国第一首救亡歌曲，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旗正飘飘》(韦瀚章词、黄自曲)、《吊吴淞》(韦瀚章词、应尚能曲)、《冲锋号》(陈洪词曲)、《长城谣》(潘孑农词、刘雪庵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战歌》(俯拾词、冼星海曲)、《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吕骥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打回老家去》(安娥词、任光曲)、《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施谊词、吕骥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还我山河》(佚名词、张曙曲)等著名的救亡歌曲。

　　在如此丰富的歌曲创作基础上,音乐刊物的出版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音乐出版物主要有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辑出版的《乐艺》、《音乐杂志》和《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此外，由国民政府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音乐刊物《音乐教育》，原本是相当保守和顽固的，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也刊登了一些反帝爱国的音乐作品，并出版了《苏联音乐专号》和《救亡歌曲特辑》。另外，1934年出版的黄自《爱国合唱歌曲集》，1936年麦新和孟波合编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和刘雪庵编辑的《流亡三部曲》，以及收有《救亡进行曲》等歌曲的《国防音乐特辑》(1936年4月《生活知识》第一卷第12期)，都是早期的抗战歌曲出版物，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起来看，“卢沟桥抗战”之前，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救亡歌曲尚未普及，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数量也很少，还没有真正大众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歌曲集出版的繁荣时期也到来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爱国的音乐工作者们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其中如《保卫卢沟桥》(塞克词曲、冼星海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冼星海曲)、《游击军》(先珂词、冼星海曲)、《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冼星海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马儿真正好》(麦新词曲)、《故乡》(张帆词、陆华柏曲)、《思乡曲》(戴天道词、夏之秋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生产大合唱》(塞克词、冼星海曲)、《九?一八大合唱》(天兰词、冼星海曲)、《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出征歌》(朱偰词 李抱忱曲)、《农歌》(田汉词、李抱忱曲)、《抗战进行曲》(柳倩词、张曙曲)、《保卫国土》(任钧词、张曙曲)、《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张曙曲)、《日落西山》(田汉词、张曙曲)、《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军民大生产》(张寒晖根据陇东民歌填配)、《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词、吕骥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吕骥曲)、《东方红》(陕北民歌、李有源词)《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陕北民歌、孙万福词)、《延安颂》(莫耶词、郑律成曲)、《八路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郑律成曲)、《新四军军歌》(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曲)、《拥军花鼓》(陕北民歌、安波词)、《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李劫夫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词曲)、《你这个坏东西》(舒模词曲)、《茶馆小调》(长工词、费克曲)、《古怪歌》(宋扬词曲)、《跌倒算什么》(绿永、舒模词，舒模曲)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流传很广。需要解释的是，《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古怪歌》、《跌倒算什么》等歌曲是抗日战争时期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而创作的。抗战期间，国统区出版的音乐类出版物不少于156种，其中半数以上是收有大量抗战歌曲的歌集类出版物。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也出版了大量的抗战歌曲集，这些成果是在苏区音乐出版的基础上取得并得以发展和扩大影响的。无论是哪类歌曲集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传唱，起到了鼓动抗战热潮、激励军心民心的作用。崇高的爱国情怀在这些歌曲集里体现的极为充分。

　　这些歌曲集篇幅大小不一，辑录曲目少的歌曲集内容相对简单，辑录曲目多的歌曲集内容就相对丰富，对所收曲目的类别有更多的考虑，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从歌集的目录上就可看出。如塞克等编著的《抗战歌声》把所收的曲目分成四编，第一编为“纪念歌”，第二编为“救亡及普通歌曲”，第三编为“儿童歌”，第四编为“翻译歌”;又如曾昭正等编选的《大家唱第1集》把所收的曲目分成六类，第一类为“一般歌曲”，第二类为“工农歌曲”，第三类为“军人歌曲”，第四类为“妇女歌曲”，第五类为“儿童歌曲”，第六类为“纪念歌曲”;再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抗战歌曲选》把所收的曲目也分成六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歌曲”，第二部分为“军歌”，第三部分为“工农歌曲”，第四部分为“民歌”，第五部分为“妇女儿童歌曲”，第六部分为“反汪特辑”。这些歌曲集更注重了所收曲目的全面性，考虑了各类歌曲的特性和各种人群的具体需要，表明歌集出版的水平有了提高和更加规范化。

　　这些歌曲集所收曲目，不仅有纯粹表现抗战主题的，也有歌唱共产党和翻译的苏联歌曲，还有赞颂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当时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共同抗战的思想主旨在音乐刊物出版中的反映。这一特点也表明，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同党派、不同思想的人士确实曾经做到求同存异、携手抗战，他们曾经面对共同的敌人，共唱同样的歌，进行着共同的抗争。

　　当时的歌曲集多数是每一本集子以简单分类辑录数量不同的各种曲目，面对不固定的读者，也有少数歌曲集面对固定的歌者，如《抗战歌曲集1 儿童之部》和《小学歌曲》就是专门为儿童出版的音乐刊物。同时也有一些著名音乐家的专集，如《星海歌曲集》、《黄河新型大合唱》，都是以冼星海的作品出版的。

　　在这些抗战歌曲集中，有一部分附带印有音乐常识和简谱口诀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况且近代记谱法无论是五线谱还是简谱(歌曲集主要使用记谱方式)都传自西洋，因而会唱歌者特别是了解乐谱常识者并不很多，抗日战争又是全民族性的，要使广大抗日军民更好地唱歌，在歌曲集里加印一些唱歌常识是正常的、必要的，也表明出版歌集的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真正是为大众着想，为大众服务的。

　　印制简朴 规格不一

　　抗战歌曲集的印刷特点一是粗糙，二是多样化。就前者而言，使用的纸张都是当时的普通用纸，有的歌曲集封面只印书名，有的则印有简易的画面。就后者而言，有油印、石印、铅印等，以油印居多，尤其是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歌曲集更是如此。这些歌曲集尽管印制简陋，几乎谈不上什么装帧，更无精美可言，却并不妨碍其在抗日军民中间广泛流传。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印刷条件的落后，由此可以想见在艰难岁月中，当时的人们是以多么顽强的精神战胜了多少艰难困苦，才印刷出版了许许多多的歌曲集。这些歌曲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推动了反侵略战争的进程，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不朽的文物。

　　有些歌曲集由不同的版式构成，兼有竖排版和横排版两种格式，如民革艺校战时工作二队编印的《民艺歌集》，这或许是出于节省纸张的考虑吧。

　　由于印制简陋，抗战歌曲集尺寸不一，开本很杂。有些歌曲集可以看出一定的开本，有些则很难说属何种开本。就笔者所见，其尺寸主要有以下一些(尺寸为先纵后横，单位厘米)：16.9×12.2(《大家唱第1集》，1939年1月出版，曾昭正、李行夫编，汉口武汉印书馆印，汉口交通路教育书店发行);18.3×12.5(《军民抗战歌曲续集》，1939年9月出版，救亡出版社出版);18.3×13(《快乐应战歌声集》，1940年8月出版，彭致达编);18.3×12.8(《抗战歌曲选1》，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18.7×13(《抗战歌曲新辑》，1938年出版，国防艺术社编，第五路军总部政训处印);18.5×12.8(《抗战歌声》，1938年5月出版，塞克等编，抗战歌声社发行);19.6×13.2(《大众歌声第三集》，1939年5月出版，麦新、孟波合编，新知书店出版);18.4×12.5(《歌曲新编》，望尘编，1943年9月出版，漳北书店发行);18.4×13(《叱咤风云集》，吴涵真选编，1939年3月出版，生活书店发行);18.8×13.2(《战声1》，百侯时代剧社、音乐研究会编，1939年9月出版，潮安兴昌承印);19.2×13.3(《大众歌集》，1940年10月出版，陕甘宁边区音协绥德分会编，西北抗敌印刷厂印，西北抗敌书店发行);17.9×13.6(《民艺歌集》，民革艺校战时工作二队印);20.6×14.5(《大众歌曲集 第一集》，1943年10月，胶东联合社出版);20.2×14(《大众歌曲集 第三集》，胶东联合社出版);13.7×17.5(《春草之一：歌曲集》，1945年7月出版，春草社编);18.1×12.9(《新歌集之一新中国》，1945年9月出版，胶东新华书店编印); 16.5×12.2(《战地歌声第二集》，1940年5月出版，劫夫、田间、史轮合著，生活书店发行);17.5×13(《抗战歌曲集1儿童之部》，1942年，华北书店发行);19×12.5(《大家唱1》，1944年10月，业余出版社编印);17×11.6(《小学歌曲》，1942年7月出版，徐刚编，大众日报社出版);17.9×12.6(《星海歌曲集》，1940年出版，冼星海著，新光书店发行);18×12.6(《黄河新型大合唱》，1942年2月出版，生活印刷所印，发行人徐伯昕，生活书店发行);19.9×14.7(《我们的歌曲》，1939年);16.8×12.3(《各地民歌小调集1》，1937年8月出版，铁鸣编，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版);18.1×25.6(《解放歌声》，1945年9月出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编，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19.5×13.6(《战士歌集》，1945年4月，耀南剧团印);18.7×13.1(《赠给我们的战士》，1938年3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印);19×14(《保卫晋冀豫》，1939年出版);20×13.5(《大众歌声》，1940年9月出版，太岳文化出版社出版);10×14.5(《民兵歌调选集》，1943年11月出版，太行区第四分区武委会编印)。

　　这些歌曲集薄厚不一，有的十几页，有的几十页，收入的曲目数量也相差很大，有的仅收几首、十几首，有的几十首，有的甚至达百首以上。这一特点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具体印刷条件的真实反映，在艰苦的战时状态下，能坚持印刷出版激励军心、民心的歌曲集已属不易。当时音乐出版的首要任务，是把大量抗战歌曲进行收集、整理、印刷，并迅速传播到广大人民大众当中，使其尽快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笔者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对抗战歌曲集的介绍肯定很不全面，但多少反映了抗战歌曲集出版的一些状况。总之，抗战歌曲集的出版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应该永远铭记的，而没有被历史湮灭的抗战歌曲集本身正是最好的史册。抗战歌曲是不朽的无形遗产，歌曲集正是承载这笔遗产的弥足珍贵的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 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