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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散近60年 98岁安化抗战老兵龚绍勋急寻女儿龚建唐
来源:深圳新闻网   2014-12-06 09:38:32

  

老兵心愿:

  抗战老兵:龚绍勋

  年龄:97岁

  现居住地:湖北武汉

  心愿:想与分别68年的女儿再见一面

  如有知道线索者,请与深圳新闻网联系。电话:0755 83521468 QQ:1487054986

  线索:龚绍勋,抗战时捡到一女婴,养至六岁,交由香港惠济医院的梁叔风医生抚养,1949年后再未联系。80年代获悉,女儿龚建唐与香港大学叫乔治的英国教授结婚,后一起去伦敦牛津大学任教。据称女儿也在寻找父亲,但龚不愿拖累女儿,回复已阵亡。近期龚老病重,希望见女儿一面。

  虽然不是亲生,但在患难的几年,这孩子就是我心里割舍不去的牵挂,更是我一次次和死神告别的信念。但我心里十分难过,这个孩子跟着我,为了打仗四处辗转,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

  ——老人说起当年寄养女儿时的不得已

  深圳新闻网12月4日讯(记者王丹丹)他们是抗战中浴血奋战的军人,他们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老者,他们已入耄耋之年,却有着未了的心愿——有人希望有人陪他吃一顿年夜饭,有人担心过世后无人安葬,有人期盼再见女儿一面……他们的心愿微小,只是发乎人情,实现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才令人动容。

  为了帮助老人们实现这些微小的愿望,深圳新闻网与关爱抗战老兵网、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共同发起“老兵心愿”。我们的第一张愿望清单来自湖北武汉的龚绍勋老人。

  龚绍勋今年已经97岁了。1937年,即将从上海交大毕业的龚绍勋弃笔从戎。1940年,龚绍勋在宜昌城内一座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救出一名女婴。战火纷飞中,龚绍勋带着女童生活了六年,给她起名龚建唐。抗战结束后,打算出国留学的龚绍勋,将女儿交由香港惠济医院的梁叔风医生抚养。

  然而,龚绍勋的出国留学申请未获部队批准。1946年3月,龚绍勋随新1军海运至东北。1947年在辽西会战中,龚绍勋被俘,1975年大赦获释,因其大学系土木工程专业,被转业安排至武汉市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

  上世纪80年代,龚绍勋在武汉黄石路附近遇见上海交大的老同学马月之,马月之住在香港,两个儿子住在黄石路附近。龚绍勋让马月之帮忙打听女儿的消息,马月之后告诉龚绍勋,龚建唐被梁医生抚养长大后,与香港大学一个叫乔治的英国教授结婚,后来一起去了英国伦敦牛津大学任教,龚建唐也是教授。

  当年,龚建唐也在打听中国爸爸,但龚绍勋心里有顾虑,不愿拖累女儿。他知道女儿过得很好,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他要马月之见到龚建唐后说她的爸爸已经阵亡牺牲。龚建唐得知这一消息后,痛哭不止一度晕倒。

  随着一天天老去,再见女儿一面成了龚绍勋的最后心愿。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老人记忆衰退,对以往的很多细节已记不清楚。曾与龚建唐联系过的马月之,可能是这件事情的关键线索,但龚老的家人已经联系不上马月之。

  老人已经两度因脑淤血住院,目前还躺在病床上,“现在我们问他一些细节,他也不愿意说,只说‘不想再麻烦别人了’,好像对这个事情不抱希望了”,龚绍勋的孙子龚磊说。

  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暖暖”与龚老有几年的接触,在她的印象里,老人内敛刚强,很正直。“他在战场与日本侵略军正面对战,但他说,中国人是人,日本人也是人,大家都有伤亡,发动战争的人才是最可恨的!那时候,我瞬间就像人突然清醒了一样,这让我更为了解老人和平的理解,和对国家民族的大爱情怀”。

  近日,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与英国华人艺术协会、英中贸易协会建立联络,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线索。12月3日,深圳新闻网记者联系了香港大学,希望能查到龚建唐丈夫乔治的信息。由于线索过少,港大表示很难寻找。

  虽然目前的寻找不尽人意,深圳新闻网与关爱抗战老兵网、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线索,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参与寻找,帮助老人完成最后的心愿。

  龚绍勋事记:

  1917年,龚绍勋出生在湖南安化一个大户人家。

  1937年,龚绍勋即将从上海交大毕业,当年发生了“七七”事变,他和学校百余名学生弃笔从戎,要求上前线抗日。龚绍勋最终被分到了中央航校学开飞机。

  1937年底,龚绍勋考入了中央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

  1939年11月,龚绍勋毕业于四川铜梁。随后龚绍勋被调往驻守在宜昌附近的79军第6师,任连长。

  1940年的一个夏夜,宜昌城遭到日军的空袭,龚绍勋带着城内巡逻,一座被炸毁的房子里救出一名女婴。龚绍勋把孩子抱回了部队,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龚军”。

  1942年,龚绍勋接到命令,被调往云南驻守惠通桥,任54军50师副营长,龚绍勋带着孩子上路。其后,龚绍勋将龚军送到昆明一户老百姓家里寄养,改名“龚托”。

  1944年春季,盟军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按计划必须夺下密支那。4月上旬,龚绍勋所在部队被空运印度汀江,编入中国驻印部队。龚绍勋自称随后参加南渡、当瓜、茅努、节绶、太罗诸役(音,老人自述,未证实),在战斗中多次负伤。

  由于年岁已高,龚绍勋不记得自己是在哪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只记得当时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头部,空军医院的一名美国医生从他颅内取出了子弹。“我身上流的血都是别人的。”龚绍勋指着额头左侧,那根5厘米多长的伤疤说,由于失血严重,手术时输了很多血。

  1944年冬,缅甸战场大局已定,国内战事吃紧,龚绍勋奉命先期回国。

  1945年9月,新一军50师148团进驻广州,龚绍勋任三营营长,并将龚托接到了身边。龚绍勋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给孩子改了名字,叫“龚建唐”。

  28岁的龚绍勋打算出国留学,将龚建唐托付给香港惠济医院的梁叔风医生。龚绍勋的出国留学未获部队批准。

  1946年3月,龚绍勋随新1军海运至东北。

  1947年在辽西会战中,龚绍勋被俘,1975年大赦获释,因其大学系土木工程专业,被转业安排至武汉市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

  2012年长江商报报道:95岁远征老兵想再见女儿一面(记者 周琦)

  

说起当年的军旅生活,龚绍勋精神振奋地敬了个军礼 。

  花白的头发已经只剩下几根,每当记不起事情,他总是不停摸着脑门,甚至生气地拍着,脑门上那根5厘米多长的伤疤愈加明显。

  他就是95岁的龚绍勋老人。若不是坐下来谈,你不会猜到,如今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当年从上海交大(为当年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弃笔从戎,主动上战场带兵打日本兵,深入缅甸作战,曾参加过多次战役。

  这位铁骨铮铮的军人,也有柔情的一面。1940年一个漆黑的夜晚,宜昌城遭轰炸后一片废墟,从废墟中,他捡回一个女婴,在战乱的岁月,一带就是6年。他曾为她三次易名,后来为了让她健康成长,又将她寄养朋友家中。67年过去了,这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只想再见一次女儿。

  高材生弃笔从戎

  1917年,龚绍勋出生在湖南安化一个大户人家。一天夜里,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龙钻进了自己的肚子。大家认为这会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孩子。他出生后,就被送到上海让外祖父母抚养。外祖父是个文化人,在上海当官。

  龚绍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考上上海交大(老人已不记得入学时间),学习土木工程,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建筑师。然而,那个年代更需要保家卫国的战士。

  1937年,龚绍勋即将大学毕业。可当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后来日军参谋部又拟订了在上海附近作战的计划。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上海的热血青年们也纷纷要求上前线,龚绍勋已经无心读书,他和学校百余名学生弃笔从戎,要求上前线抗日。龚绍勋最终被分到了中央航校学开飞机。

  “哪里有仗打就去哪里”

  “开飞机是一个人,我想上战场带兵打仗。”在中央航校呆了几月后,1937年底,龚绍勋考入了中央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

  1937年8月日军攻陷南京,他和同学们由南京出发开始转移。军校经九江、武汉、四川到铜梁。1939年11月,龚绍勋毕业于四川铜梁,现在还能在资料中找到他那英气十足的毕业照。

  看到战事吃紧,龚绍勋呆不住了,年轻气盛的他找到当时六分校的教育长黄维,讲了自己一路到广西的经历,他说:“我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耽误太多时间,我要上战场。”

  黄维答应了他的请求,龚绍勋被调往驻守在宜昌附近的79军第6师,任连长。

  战墟中救出女婴

  龚绍勋打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部队经常在武汉附近、宜昌周边和日军发生战斗,几乎是天天有仗打,他参加了宜昌会战,又打了长沙会战。

  宜昌遭到了日军的不断轰炸,“城市被炸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死伤的百姓。”

  1940年的一个夏夜,宜昌城遭到日军的空袭,部队抵挡住日军的攻击后,龚绍勋带着几个兵在城内巡逻,突然,传来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他和战友们四下寻找,啼哭声是从一座被炸毁的房子里传出来。

  这是一座砖混结构的房子,几个人七手八脚将砖头、木头搬开,发现一个婴儿躺在一块预制板下。龚绍勋说,这个女孩不到一岁,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她的亲人或许已在轰炸中丧生了。奇怪的是,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她顿时变得安静。

  龚绍勋把孩子抱回了部队,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龚军”,随军长大的意思。龚绍勋平时把孩子交给老百姓带,晚上就带在身边睡觉。慢慢,孩子也能摇摇晃晃地走动,也学会了叫龚绍勋“爸爸”。

  飞“驼峰航线”入缅作战

  1942年,龚绍勋接到命令,被调往云南驻守惠通桥,任54军50师副营长。龚绍勋带着这个孩子上路了。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它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是联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失败以后,日军沿滇缅公路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守军炸掉了惠通桥,增援的军队赶到才抵挡住日军,将日寇从昆明直捣重庆的幻想打破。

  双方在怒江两岸进行过多次战斗,日军始终没能渡过怒江。不少流散的老百姓和打散的部队在云南聚集,龚绍勋便将龚军送到昆明一户老百姓家里寄养,改名“龚托”,出钱让他们收养她。

  1944年春季,盟军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按计划必须夺下密支那。4月上旬,龚绍勋所在部队被空运印度汀江,编入中国驻印部队。

  “那次坐飞机实在惊险。”龚老说,他们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这条航线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由于天气不好,第一次飞机从沾益机场起飞后,没能飞过去又返回了机场。

  第二次飞机再次起飞后,天气虽然不好,但是时间等不了人,必须要飞过去。“飞机经常突然下降高度,太难受了。”龚老比划着他抓住机舱里面的杆子,“心脏都要跳出来。”

  子弹击中头部死里逃生

  1944年5月17日凌晨,美国第十航空队的飞机成群结队飞临密支那上空,对日军进行轰炸。龚绍勋所在部队与美军支队经过20多天丛林潜行,一举攻占密支那机场。

  日军向市内溃逃,以丛林地带为屏障,并在市里修建了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工事,顽固抵抗。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就打来一枪。”龚绍勋说,平时被偷袭打死的士兵甚至比战场上还多。一开始部队对日本人的防御没有办法,“有时候一挺机枪就被撂倒一排。”后来部队采用战壕战,一个一个把敌人的碉堡端掉。龚绍勋自称随后参加南渡、当瓜、茅努、节绶、太罗诸役(音,老人自述,未证实),在战斗中多次负伤。

  “那时候去的人没有怕死的。”龚绍勋说:“就没有想过要回来,能回去就赚了,不能回去就算了,根本没想过生死。”

  龚绍勋还因为英语出色,曾被派往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及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工作。

  由于年岁已高,龚绍勋不记得自己是在哪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只记得当时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头部,空军医院的一名美国医生从他颅内取出了子弹。“我身上流的血都是别人的。”龚绍勋指着额头左侧,那根5厘米多长的伤疤说,由于失血严重,手术时输了很多血。

  将“女儿”托给香港医生

  1944年冬,缅甸战场大局已定,国内战事吃紧,龚绍勋奉命先期回国。能活着回国,龚绍勋抽空到昆明看女儿。他刚到寄养的人家,女儿连忙就从家里冲了出来,抱着他的腿喊他爸爸。

  1945年9月,新一军50师148团进驻广州,龚绍勋任三营营长,并将龚军接到了身边。

  抗战终于胜利,这个小女孩差不多6岁了,龚绍勋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给孩子改了名字,叫“龚建唐”。

  此时,部队在广州清点日军留下的装备。虽然仗打了6年,此时已28岁的龚绍勋希望能够继续学业。他准备出国留学,并到大使馆进行了申请。

  他在广州时和香港惠济医院的梁叔风医生结识,住在香港,为了能让女儿过上安定的生活,他把女儿托付给梁医生。

  盼望再见女儿一面

  然而,龚绍勋的出国留学未获部队批准。1946年3月,龚绍勋随新1军海运至东北。1947年在辽西会战中,龚绍勋被俘,1975年大赦获释,因其大学系土木工程专业,被转业安排至武汉市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

  上世纪80年代,龚绍勋在黄石路附近遇见上海交大的老同学马月之,马月之住在香港,两个儿子住在黄石路附近。龚绍勋让马月之帮忙打听女儿的消息,马月之后告诉龚绍勋,龚建唐被梁医生抚养长大后,与香港大学一个叫乔治的英国教授结婚,后来一起去了英国伦敦牛津大学任教,龚建唐也是教授。

  当年,龚建唐也在打听中国爸爸,但龚绍勋心里有顾虑,不愿拖累女儿。他知道女儿过得很好,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他要马月之见到龚建唐后说她的爸爸已经阵亡牺牲。龚建唐得知这一消息后,痛哭不止一度晕倒。

  “我过得很好,没有什么要求。”老人说,他现在一千多元的退休工资够用,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女儿一面,不留遗憾。

  虽然不是亲生,但在患难的几年,这孩子就是我心里割舍不去的牵挂,更是我一次次和死神告别的信念。但我心里十分难过,这个孩子跟着我,为了打仗四处辗转,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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