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肖文娟 图片/郑鹏
老兵档案
廖湘述,1927年生人,现住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烟田村。15岁加入国民革命军73军“少年学兵队”,后返乡加入“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历经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常德会战期间的牛鼻滩,“人不能站起来,头也只能偏着”
廖湘述说自己原本是个柴农。
爷爷辈的时候家里还有四百多担谷的田地(5担谷相当于一亩田),但爷爷好吃懒做,都败光了。到父亲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了,于是就“租”了村里几百亩山,砍柴禾卖。租金一年三百“支票”(法币),一担柴禾卖3升米,只够吃一餐的。家里兄弟姐妹又多,生活很困难。
1942年正月初五,还没满15岁的廖湘述跟随一个堂叔父入伍。堂叔父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73军里当作战参谋,念他年纪尚小,就把他安排在73军军部的“少年学兵队”。学兵队里大多是些和廖湘述一样的“小兵”,部队安排他们一边学习功课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廖说,他相当于在这里读了半年初小半年高小。
当时73军军部驻扎在长沙清水塘。一年后,“小兵”们上了战场。
后被分配在73军辎重团特务营特务连的廖湘述,1943年2月,经历了常德会战。他记忆最清晰的是,在德山“牛鼻滩”的那一仗。
“山都打崩了,天上都是日本人的飞机。打起来望不见天,人不能站起来,头也只能偏着。隔着一个山头打日本人,互相都看不见,两边的炮“砰砰”地响……那下得地!”老人说,连里的人不断地倒下,死了一批,后面的赶紧增补上来。这一仗后,他所在的特务连里120多个人就只剩下20多个了。
在这里,廖湘述被日本人的炮弹片打伤了脚,在医院养了三个月。出院后,已经是7月份了。他和部队失散了,只能走路回家。
从常德到长沙宁乡,廖湘述足足走了一个月。几个月后,16岁的廖湘述结了婚。为了生活,不久后,他加入何际元的“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又称正义军)。
“游击司令”何际元,老家是宁乡流沙河镇草冲人。当时“别动军第四纵”的任务是在湘鄂赣边区深入敌后,伏击小股日军。
“正义军伯伯”
1944年下半年,长沙失陷后的“下宁乡”九乡一镇的百姓,正遭受着日军的“奸淫掳抢、杀人放火”。为避难,百姓只得纷纷向“上宁乡”迁移。为保一方安宁,何际元广募当地青年入伍从战。“吃过粮”(当过兵)的廖湘述,正是在那时加入“第四纵队”第三大队第二支队第七分队第二组。
其时,他所在的二支队负责的是长沙、湘潭、益阳、汉寿以及沅江等地的伏击任务。
当时的“第四纵队”是全美式装备,用的武器是汤姆森和卡宾枪。“这比在73军的时候用的家伙好太多了,那下得地!要说武器战斗力的话,一个日本兵相当于三个中国兵,而一个游击队队员又相当于三个日本兵。”手里有了好家伙,廖湘述加倍珍惜,每天都要把枪擦上好几遍,“枪格外要紧,是人的命”。
在廖湘述记忆中,何际元不蛮高大,但是“长得威风“,能力很强。
何际元的队员通通着便装,不拿军饷,吃穿住行都靠当地百姓供给。其核心队员大多数是军统特工,训练有素。但是核心队员远远没有“外围”人员多。因为不要往上报军饷,而直接就地取用,所以队员发展得很快,且鱼龙混杂。
建制混乱导致纪律败坏,宁乡一带的百姓甚至称这些“别动军”(又称正义军)为“正义伯伯”,意思是他们是惹不得的。何际元一度整治过纪律,但最后都没起什么作用。
跟着“游击队“打了一年多的样子,日本人就投降了。
廖老记得,日本人投降那天,队长朝天放枪,大家伙儿都特别高兴,拍手鼓掌。老百姓甚至还送来好吃的来劳军。他所在的二支队是最早进入长沙城的。廖湘述还记得部队在岳麓山受降的时候,日本人那垂头丧气的惨样。
有人问老人想不想上去给他们一耳光?廖老说,“千罪万罪,投降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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