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抗日老兵康焕湘：我亲历过南京受降
来源：本站   2014-06-16 14:28:42

　　6月13日下午，本站一行来到了芙蓉区敬老院看望抗日老兵康焕湘。

（精神依然很好的康老）

　　初次见面。康老看上去就像一位刚从田地里归来的老农，驼着背脊，骨节粗大，肤色黢黑，95岁的老人眼不花、耳不聋，但因为肺气肿，嗓子有点不太好了。“自己也没什么大病，就手指有点变形，小腿上有些疙瘩”他说，“这是静脉曲张的后遗症，前不久右脚大拇指还得了鸡眼病，现在已经有点变形了。”

（饱经风霜的双脚）

　　康老有两大爱好，一是每天看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时事，还评论说“美国很危险，要警惕美国，不能放松”。另一个爱好是每天会在阳台上稍微动一下，舒展筋骨。芙蓉区养老院的住宿环境很好，老人们都是住的单间，里面内卫、阳台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他自己也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

　　打开话匣子，康老给我们回忆起他的一生：

　　“我1919年9月出生在长沙县东乡一户耕读农家，兄弟姐妹7人，我有个弟弟也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年幼时我在家读私塾，1936年到仙人市一家药店做学徒，到1937年抗战爆发，我就决定要去参军。”康老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于1937年赴长沙考入了军训部第78后方医院初级军医训练班。“我们同一批入校的人被分到了桃源县渔父公园内学习。”

　　1938年武汉沦陷、日寇占领岳阳，湖南战云密布。“当时我们训练班领导说，随着战局吃紧可能要西迁至四川綦江去了。我不是很想跟着西迁，就请假回家了，后面听说南岳那边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我就跑过去参加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学后我才知道我们参加的是第一期的学习班，后我们又被迁到了祁阳县，训练班也改名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我担任训练班的油印员。”

　　1940年康老赴广西桂林投考黄埔军校被录取，1941年元月被分第二分校学习，编入18期7总队6大队步科，并参加了2次长沙会战，所以直到1943年12月才毕业。“当时我随团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负责湘江西岸的警戒任务。”康老回忆到，“几次长沙会战，日本鬼子都没有占领长沙，除了前线将士的英勇抵抗外，驻扎在岳麓山上的炮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炮都是德国和美国的重炮，厉害的很。”

　　1944年起国军开始有计划将20多个军调到后方整补并接收美援，74军是其中之一，隶属第4方面军。康老被分到了驻扎在湖南桃源县的74军57师171团防毒连任少尉排长。就在不久前，号称“虎贲部队”的57师刚刚经历喋血孤城的常德保卫战，官兵几乎伤亡殆尽，正在大量补充新兵，整个部队都要进行重建。“我们74军军长仍是当时已升任24集团军司令的王耀武兼任，师长余程万被撤职查办，新任师长是李琰，在整训的时候长官就跟我们说，74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军饷和待遇也会比别的部队高，我们要加紧训练，早日重振74军威风。”

　　1944年5月，长衡会战开始。“当时我调升57师司令部参谋处中尉参谋。我们74军经过了休整，已经恢复了部分战斗力。”长衡会战之初，王耀武只从74军抽调了58师随他一同参加作战，51师和57师被第六战区留在常德附近担任守备任务，直到6月底7月初，经九战区请求从六战区调出51师和57师归建，以便于王耀武统一指挥，74军才全军参加了长衡会战，依然是担任集团军的预备队。康老回忆说：“7月中旬，战区司令部安排我们负责衡阳的外围作战任务，命令74军出青树坪转到宝衡公路，以58师沿公路作为攻击主力，51师在后，57师在演陂桥掩护全军右翼并向邵阳进军。指挥部怕鬼子机械化部队先于我们占领邵阳，便命令全师急行军尽快赶到邵阳，我们一路都在急行军，先是每天走20公里，然后每天走40公里、60公里，为了赶路我脚都磨出水泡来了。不过好在我们全军都按计划出现在了指定位置。”

　　1945年4月，康焕湘又调回171团任迫击炮连中尉排长，并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雪峰山战役。康老回忆说：“雪峰山战役中，日寇虽来势汹汹，但当时我们都知道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后勤已经跟不上了，而我们部队都得到了很好的休整，特别是装备了很多美式装备，全师上下众志成城，都希望让小日本鬼子尝尝我们的厉害。”虽然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不在一线拼杀，但康老也曾多次遇险，还差点丧命。“记得有次围攻一支日军部队，当时我们占据了雪峰山的山口位置，并在山头配置形成了交叉火力网，鬼子连续组织了几次冲锋，都冲不出我们的包围圈。我集中了全团迫击炮隔着山头狠狠地轰击日军阵地，他们的炮打不到我们的炮兵阵地，只能光挨炸不能还手，后面日军硬着头皮派出一支步兵中队迂回穿插到我炮兵阵地侧面想突袭我们。发现敌情后，我们团长并没有慌张，马上召集我们拿起机枪步枪手榴弹迎敌，在阵地前和冲上来的鬼子展开了遭遇战。士气如虹的我们将日本鬼子被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在炮兵阵地前留下一大片尸体。我在观测时，就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头皮‘嗖’一声飞过，我也暗暗心惊了一下，但看着身边的战友们都好像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我也就跟着大伙一起继续冲锋。最后我们全歼了这支突袭的日军分队，我还缴获了这支日军分队指挥官的一具望远镜和一把指挥刀。”在雪峰山战役末尾，日军已经开始全线溃退。“我们团在转进的时候，曾远远看到一小队日本兵，他们刚看到我们就吓得直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把身上所带的东西往旁边丢。大家都哄笑，小日本也有今天！后来我们派出了几个搜查队，抓到了其中3个人”雪峰山战役以我军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结束，也预告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终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9月，康老随部队由芷江空运到江苏省句容县，随后全军开赴南京参加受降仪式，“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听说日本人投降了，但又有人说南京实际在还是日军占着，所以我们在上飞机前都全副武装，以为还会发生战斗，结果到了南京后，当地的日本驻军都放下了武器，我们才意识到，日本人是真的投降了！在南京受降期间，我担任维护军风纪的便衣队长，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的珍贵历史时刻。”

　　1946年初，部队在镇江整编，171团被撤销了，康老调到170团迫击炮连任上尉副连长。“很快部队就接到了和谈破裂、准备进攻解放区的命令，我们74师被运到了徐州，准备进攻山东解放区。那时，我们很多人都不想打内战，不想自己人打自己人。士兵的厌战情绪很浓，但碍于命令又不得不去。正好我当时肺气肿复发了，就去徐州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建议我转去南京的军医院。在南京，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再当兵了，后面我又在常熟的老兵医院疗养了一年左右，并于1948年年底退役回到了长沙。因为我读过书，就在长沙县的跳马乡当起了老师。湖南和平解放后，有共产党的人员来给我做工作，让我们以前的国军士兵把有关东西交上去备案，我就把以前所有证件和抗战时期缴获的日本指挥刀、望远镜等都交到了乡农民协会。”

　　1958年在整风肃反反右运动中，康老被划为“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2年，先后在长沙县农场、汉寿西湖农场、岳阳建新农场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回原籍农村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为了不影响三个孩子的前途，妻子忍痛与他离婚，将孩子改姓，含辛茹苦抚养。但二女儿因寄养在幼儿园时患了白喉，1959年病故。大儿子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极度苦闷，1971年自缢身亡。只留下一个小儿子陪伴母亲艰难度日。

　　1982年5月7日，是康老永不忘记的日子，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大大的四个字“重见天日”他的“历史反革命”判决被法院平反撤判，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被宣布“改正”。补发判刑12年期间的工资，恢复退休教师待遇，这一年他63岁。24年的苦难磨练了他的筋骨，也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过上了安详幸福的晚年。2005年他获得了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让他由衷感激黄埔军校同学会为他申请上报得到的身份承认。

　　我们离开之时，康老执意起身相送。我们下楼后，抬头一看，康老仍在窗边目送我们离开，并像个小孩一样向我们挥手……

（爱心人士送给康老的对联）

　　采访最后，康老忧伤的说道：“08年，我住进了这个敬老院，以前每天还能去院子外面走走，但近两年都没有出过这个院子了。”毕竟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出门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岁月无情，剥夺了人们的青春和健康，抗日老兵正随着时间的车轮而逐渐消逝，迫切需要我们的重视和关爱！

（康老的纪念章）

　　康老语录：

　　“战争是残酷的。”这是康老先生和我们的交谈中，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仗，是不打的好，还是和平好。”

　　“我不看现在的这些抗日剧，这些电视剧和我们真实的抗战相差太大了，我接受不了这样胡乱演的历史。”

　　关于打仗害不害怕这个问题，康老先生大义凛然的说：“那不晓得的害怕咧！怕就不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