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波：从“娃娃排长”到“超级排长”
来源：湖南知青论坛   2014-10-10 09:19:59

　　我叫刘超波，又名刘光明，1922年10月27日出生于长沙西乡（现望城县），幼年在南县度过，到岳阳读初中，1939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即现在的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中。1940年家乡沦陷，我报名参军，同时参军的四名同学现仅有我健在。考入设在成都的黄埔军校本校18期一总队，本校的学制较长，必须两年半以上，而分校学习时间较短，因为前方牺牲很多，需要大量补充连排长，所以有的三个月、六个月就速成毕业了。我读的是炮科，为什么要读炮科？因为步兵用枪，一枪只能消灭一个鬼子，炮兵用炮，一炮可以打死一大片，所以我要学炮科。1943年2月毕业，奉命到第六战区湖北江防司令部宜（昌）巴（东）要塞指挥部报到。要塞指挥部驻扎在秭归县的庙河，靠近长江岸边的山麓上，营房全部是自己搭建的茅草房。要塞下辖一个野山炮营、一个重迫击炮营和一个步兵团，负责守卫石牌、巴东这两座扼守长江的要塞炮台。黄埔二期毕业的指挥官滕云问我想到那个部队，我要求到第一线去，滕指挥官说：好！前线正需要你这样在军校受过炮科正规训练的人才。指挥部把一个排长调到后方学习受训，任命我为野山炮营二连二排长，这样我21岁没满就当上了少尉排长。当时我手下很多老兵，班长大多是三十多岁、当兵出身，见我这么年轻，都叫我“娃娃排长”。

　　我连原配置有四门75口径山炮，这些炮是抗战以前从日本进口的，炮弹由中国制造。在鄂西会战保卫宜昌战斗中，我连奉命配合步兵转进鸦鹊岭阻击沿当（阳）宜（昌）公路进犯的敌机械化部队，次日凌晨，敌人四十多辆运兵车迤逦而来，我连在不足一千米的近距离以左侧两门炮瞄准先头敌军车，右侧两门炮瞄准最后的敌军车辆同时开火，首发命中接着纵深轰击，当场击毁敌军车20多辆，步兵配合发起冲锋，敌军狼狈而逃。混战中，我排的一门山炮被敌击毁，因此我连只剩下三门宝贝山炮。

　　宜昌失守沦陷后，日寇妄图溯江而上攻击战时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迫使中国投降。我18军11师（师长胡琏）在长江南岸驻守，西陵峡出口处的悬崖峭壁下构筑“石牌要塞”永久工事，我连以四门机关炮封锁不到百米的江面，阻击日寇兵舰进入三峡。出了西陵峡便是平善坝，距离宜昌仅30公里。

　　5月，日寇从宜昌渡江，依仗兵舰和飞机强大火力支援向我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攻取石牌要塞、打通水道、长驱直入。我11师倚靠险峻地形英勇阻击，经历十多天战斗，石牌要塞仍安然无恙。5月下旬展开决战，师长胡琏亲撰《祭天誓词》率领全师官兵表达决心：“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仰，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敌出动20万军队，增援部队前锋已进抵野山关、渔洋关，形势万分危急。右翼被我军牵制于石牌要塞外围的曹家畈、响铃口、石灰窑一线，我军坚守阵地，伤亡惨重。我11师33团防守的石灰窑正处制高点，双方争夺激烈。最后33团仅余300余人，师部命令该团剩余人员组成一个营，由团附带领与敌决一死战，夺回高地。经过七次反复拉锯冲锋，失而复得，我军最终将残敌全歼于阵地。敌前锋失去后续支持，只好全线撤退，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我军取得鄂西大捷。战斗结束后，在石灰窑战场共收得我军将士遗骸四百余具，因战时无棺木，只得在石灰窑侧高地平整处掘坑掩埋，墓前竖立巨型石碑，由师长胡琏题写“抗战阵亡将士墓”，背面刻有阵亡将士姓名。我军将日寇未及抢走的两具敌尸埋在陵园入口处下方，并立了一个“倭寇之墓”的牌子，让他们永远为我军烈士站岗守灵。六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战友们的坟墓和墓碑还与青山共存否？

　　在湖北前线三年的战斗中，我也险些成为烈士。我们炮兵不像步兵与敌人短兵相接拼刺刀，但也有危险。我们的山炮的射程一般在七千米，主要作用是压制敌人的重机关枪。俗话说：“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重机枪的射程约在一千五百米。日寇修筑的都是钢骨水泥工事，非常坚固，射击孔用厚厚的钢板做门，日军的重机枪从射击孔里向我军射击，杀伤力很大。我们的山炮就专门对付日寇的重机枪。只要观察到敌人机枪工事的射击孔打开，我就指挥两门山炮按照早就测准的坐标狠揍，让它开不得口。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山炮发射一百多颗炮弹，炮管都打红了。战斗白热化时，为了有效压制敌人火力，我指挥山炮直接瞄准目标轰击。直接瞄准射击打得准，但在敌人的机枪射程范围内暴露目标也很危险。我们打敌人的重机枪，敌人的飞机和重炮就把我们作为重点目标，我们经常被敌人的炮火硝烟呛得换不过气。一次敌机的机枪一梭子正好打在我所在掩体上，距离我只有几米远。因为作战勇敢，指挥得力，1944年我被升为中尉。

　　后来我还参加了常德会战和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的策应作战，牵制敌人。常德保卫战的我军主力是74军58师，师长余程万。58师打得很艰苦，突围后，因为有2000伤员没有带出，被日军残忍杀害，蒋介石要枪毙余程万，后来是常德老百姓万人联名上书把他保下来。

　　我们为了配合主战场，在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地上与日寇展开运动战。鄂西地形崎岖，山炮只能拆开靠肩扛人抬转移阵地。每门炮要30多个战士才搬得动。生活艰苦，除了过年过节到老百姓家里买猪肉改善伙食，平时只能把黄豆磨成浆渣和野菜煮，为了腾出人力搬运山炮和炮弹，我们经常连被子都不带，晚上就盖着棉大衣过夜。

　　抗战胜利后，我们奉命将士兵、装备全部移交给74军，军官都到位于万县的炮兵学校学习待命，陆续分派到青岛、厦门、吴淞、江阴、虎门、基隆、高雄、澎湖等地接管日军炮台。几次派我去青岛和厦门，我因不愿参加打内战都拒绝了，后来调到海南岛驻守榆林港要塞，任炮台上尉副台长。

　　1948年8月，看到一些“接收大员”大肆中饱私囊、“五子登科”，我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也目睹国民党节节败退，前途无望，便请长假离开海南岛回到长沙想考大学改行，正好碰到黄埔同期步科同学程元，他是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儿子。程元是警卫营长，他说：“你想要读大学很容易，帮我把警卫营的迫击炮排建立起来，请程颂公帮你打个招呼就行了”，这样就任命我担任警卫营的迫击炮排排长，因为军衔是上尉，也被同事称为“超级排长”。一个月后，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我调任四连连长。半月后，绥靖公署在江西成立指挥所，我连调到南昌担任警卫。

　　1949年解放军准备渡江，程潜决心和平起义，派程元携带亲笔信到江西动员争取绥靖公署副主任、江西省主席方天，方天不愿起义，我连被调回长沙，负责程潜官邸和办公室的警戒保卫。

　　当时，企图顽抗到底的白崇禧对程潜很不放心，把第7军调到长沙就近监视，我对此百倍警惕，把部队分开布置在岳麓山和水陆洲，随时准备应付不测，接应程潜突围上山。幸亏白崇禧不敢轻举妄动，双方相安无事。7月，程潜辞省主席，由陈明仁代理。我升任警卫营副营长护卫程潜到邵阳，守卫机场、汽车站和码头。几天后得到情报，退到衡阳驻防白崇禧第7军派出一个师和一个坦克营开往邵阳，程潜连夜潜回长沙。次日凌晨，我营集结撤出，离开邵阳仅五里路，白军轰炸邵阳的飞机就到了，它们扑了空。我带队行进到冯继庙开会，决定回长沙追随程潜。因为路途敌我情况复杂，通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行军，才到达业已解放的宁乡县，当即与团长取得联系，由军管会派车队将全营接到长沙归建。回来第二天到浏阳接受整编。当时部队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我被选任为三营营长。

　　两个月后，我因病请假到长沙治病，病好后回部队，团长说：你还是回家休息去吧。团部签署命令“第三营营长刘光明因病呈辞，照准。”我回到妻子的娘家南县八百弓，找姐夫分给几亩田务农为生，区干部曹典英把我的军校同学录、毕业证书、准辞命令、差假证等证件资料全部收走。1951年“镇反”时，追查我的手枪去向。我的枪在离开部队以前本已交给下属连长代为上缴，因该连长已随部队到广西剿匪，我无法及时取得证明，因此被关押三个月、劳改一年。只到第二年证明寄来，我才被放出，但仍被派出所和劳改队定为“伪军官”、“历史反革命”。我对此很不理解，政策不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吗？我是起义人员、解放军军官，怎么还算“历史反革命”呢？但派出所威胁说：你再要不服就给你加刑，我只好忍气吞声算了。1953年我到南县邀人合伙开照相馆，因为税负太重，三个月亏本停业。后来我在八百弓从事小商贩，1958年合作化合并到供销社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1985年我从报纸上看到程元的消息，他已是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还是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我写信给他反映情况，程元给湖南省委统战部写信，1986年由广州军区补发《起义人员证明书》，我提出要求平反，但接待干部答复：经调查，当时并没有把你定为“历史反革命”，所以不存在平反、补偿。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与长眠在荒山野岭的青年战友相比，我算是幸运的了，虽经坎坷，眼明身健，儿女成才，享受着幸福的晚年。但历史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我用一首自己写的诗总结生平及怀念和祭奠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战友们：“韶华逝，白发生，抗倭战场曾献身。最是当年鏖战处，至今犹在梦魂中。”

　　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