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战：“刀枪不入”日军少将被砍掉脑袋
来源：   2015-06-04 15:22:33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著名军史畅销书作家。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长期居住于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兼任过《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最初走红于网络，有“文坛外高手”之称，被读者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出版有《北京段子》、《突破缅北的鹰》、《铁在烧》等书。新书《最漫长的抵抗》近期面世。曾获国家“三个一百优秀原创奖”，担任过央视《发现之旅》和北京电视台《非常记忆》栏目主持人。

　　“中国的风骨在哪里?中国的脊梁在哪里?当我深入到中外抗战史料中寻找答案时，我找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信心、信任和坚韧……”8月3日，知名军史畅销书作家萨苏来汉签售新书《最漫长的抵抗》，并做客本报“爱上层楼”读书会，在光谷书城报告厅与数百书友解读东北抗战秘闻。

　　以下为萨苏讲述实录：

　　200将士用一千年的抵抗宣布：东北没有全境沦陷

　　现在有很多描写抗战题材的作品，而我的这本《最漫长的抵抗》，是用国外的史料来解读中国的抗战。用国外的史料来写抗战，其实就是寻找中国人的信心和信任的过程。

　　《最漫长的抵抗》描写的是东北的抗战，采用了日本史料与中国史料相互对照的方式，揭示了14年的残酷战争中，白山黑水间中国人无畏的抗击。长白山巅，黑龙江畔，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中国的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在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到1945年8月15日，整整打了14年。

　　日军占领了东北14年。这14年间，东北是否全境沦陷?答案是：没有。因为在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之后，还有一支中国军队当时在东北坚持战斗。这支军队就是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拉林河上游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绰号)残匪”，这个标志如同钉子一样钉在关东军的作战地图上，直到日本投降。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最终被一位交通员带人接应出山。这些都是从日方搜集到的史料。这些故事如果不是双方史料对照，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得知。

　　1935年抗日联军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苦苦坚持了5年之久。这支部队共约200人(出山时已经不到100人)，5年坚守，加起来正好是一千年的抵抗。他们出山后大多选择了解甲归田，所以他们的战功业绩不被人们记得。然而，他们用这一千年的抵抗宣布：中国的东北在那场战争中从来没有全境沦陷。

　　“刀枪不入”的日军少将被中国计科院长砍了脑袋

　　中国国家计量科学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在一本谈抗战的书中，出现这样的描述，这跟抗战联系得上吗?然而，计量科研院真的有一位院长干过斩首日军少将的事情。

　　1932年12月16日，日军一个名叫森秀树的联队长，在辽宁庄河的一次战斗中，被一名叫作鞠仁卿的中国人一刀砍掉了脑袋。这位鞠仁卿，后来改名叫鞠抗捷，1975年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鞠院长当年是奉天(今沈阳)高等警官学校的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庄河县城。1932年庄河“大刀会”纷纷举旗抗日，得到民众支持。鞠抗捷几经周折，回到庄河，组织创办了大刀会邱家沟团。他捐出家中几十石粮食和上千元钱用作大刀会活动经费。当年秋季，庄河各村大刀会成立总团“联庄自卫团”，他被推举为参谋长。

　　正是因为鞠抗捷的大刀会闹得如火如荼，招来了那位倒霉的日本将军森秀树。1932年12月中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派靖安军前去庄河“围剿”大刀会，带队的就是这个森秀树。

　　根据日本旧军人数据库提供的资料，森秀树，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晋升为骑兵大佐，担任伪满洲国军靖安军游击第十三联队联队长，战死后特晋一级为陆军少将。

　　森秀树是怎样被鞠抗捷斩首的呢?原来，森秀树带队前往庄河途中，夜宿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土城子屯。这个情报被鞠抗捷截获。鞠抗捷立即传令各团迅速赶到土城子将其包围。大刀会几千人携带大刀长矛，轻车熟路，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土城子屯，突然对已经睡熟的森秀树部发动了袭击。

　　森秀树在行军途中居然分兵，犯了兵家大忌，其联队主力直插庄河县城，而他自己这一路，仅有百余名骑兵，其中大部分为伪军，战斗意志不强。

　　战斗打响后，伪军们纷纷上马逃跑。大刀会攻进森秀树的指挥部，消灭日军数十人。森秀树本人仓促中边打边试图突围，被大刀会会员与逃敌分隔，身边4名日军都被击毙。森秀树在试图越墙逃走时被大刀会会员用长矛刺中臀部，随后被亲自上前的鞠抗捷斩首。

　　值得一提的是，森秀树被杀死的过程有些怪异，他的军服被砍破多处身体却毫发未伤，在翻墙逃跑时被大刀会会员从后面用扎枪刺穿臀部才倒下，被鞠抗捷砍头。难道森秀树真如日军吹嘘的“刀枪不入”?事后剥开他的衣服，居然发现里面还穿了一层钢片“铠甲”。这大约就是日军使用的第一代“防弹服”。

　　“王一民”真有其人

　　在《刘罗锅传奇》中饰演和珅的王刚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让公众最初认识他的不是在荧屏上，而是他早年播讲的一部描述东北抵抗运动的长篇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里面塑造了一位共产党的传奇人物—王一民。

　　当然，文学作品毕竟是文学创作。所以，当我在伪满洲国1933年编制的一本标有“机密”的册子《歼灭共匪》中，看到在“共匪大头目”的清单中“王一民”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心中的惊诧大约不亚于有人在八路军序列中找到有一个名叫李云龙的团长。

　　难道在那个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曾有一个传奇的王一民存在?答案是完全正确。

　　“王一民”确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并曾在哈尔滨长期潜伏。正如《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那样，以家庭教师为职业掩护，领导当地的工运学运工作。他的真名叫做李维民，中共吉林党的创始人之一，杨靖宇的亲密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鞍山市市长等职。著有《地下烽火》一书。1976年3月25日逝世。“王一民”是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真实的“王一民”虽然并非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但其经历一样十分传奇。曾有资料这样记载过一次他在敌后工作的故事—

　　有一天，李维民身穿西服，头戴礼帽，阔步走进哈尔滨道外正阳街协天西药店买药。掌柜看着买主来头不小，赶紧将他让到柜台里面的账房点烟、敬茶。

　　李维民递上一张大药单：“我是榆树县云星医院的，这次到哈尔滨想先试买一些药品，如果东西好，价格便宜，以后就经常来。”

　　掌柜拿起药单边看边点头。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双眉紧锁：“哎呀，你买这么多氯酸钾?这可不太好办呀!”

　　李维民这次买5磅氯酸钾就是要给珠河抗日游击队做炸药用。这种化学品只能从西药店买，但是单买这一样，数量又这么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药店也不敢卖。于是，他便开了个大药单，把氯酸钾夹在当中。

　　“我是大批买货，别的药也不少嘛!”李维民说。“可是，这种药品……”掌柜将嘴凑到李维民耳旁小声说：“日本宪兵队有指令，不许多卖呀!”接着又压低声音说：“这个能做炸药!”李维民立马起身板起面孔：“咱们都是正经生意人!既然如此，这单买卖就不好做了!”掌柜即陪笑脸：“您别多心!既然主顾来了，哪能往外推呢?您稍等，我去去就来。”

　　不一会儿，掌柜满脸堆笑拿着全部药品送到李维民身前：“氯酸钾如数卖给您，但发票上不能写明……”

　　一个多月后，游击队交通员张石匠带给李维民一个消息：日军一列满载军火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被游击队在帽儿山给炸翻了。

　　“我为好书狂”

　　记者：你最喜欢读的、深受影响的几本书?

　　萨苏：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宋宜昌的《燃烧的岛群》、陈祖德的《超越自我》、耶格尔的《耶格尔自传》等。

　　记者：你对这几本书如何评价?

　　萨苏：其一，哲学是可以很简单和有趣的，那么世界其他的学问一定更加有趣。其二，人生会遇到你过不去的坎，那时候，你也得去面对;即便你自己的生活并不如意，你仍然有欣赏美丽的机会和权利。其三，即便是战争，也不能阻绝人对于幸福的追求，而幸福，其实大多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获得。其四，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旁观世界。其五，美国人其实和中国人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多，世界上并不仅仅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记者：书对你生活的影响?

　　萨苏：我曾经下定决心去当一名图书管理员。最后虽然没当成，但至今我仍为好书狂，为好书而感动。

　　记者：阅读对你事业的影响?

　　萨苏：在大学里学习的图书情报知识，让我在写作和考证时如虎添翼。

　　记者：平时生活中还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

　　萨苏：间或读几种不同文字的图书，让大脑不同区域体会阅读的快感。

　　43名八路军战俘武装起义成功

　　日军在东北发动过一次大屠杀，对为他们建立14个要塞区的全部中国劳工进行枪决。我从找到的资料中发现，在这次屠杀中有人幸存下来了，而且还发动了武装起义，甚至有的起义是完全成功的。

　　1934年，日军在中苏边境使用了一批八路军战俘修筑要塞，结果这些八路军战俘发动了武装起义，杀死了日军的宪兵司令，几乎全歼集中营的看守，突出重围进入苏联境内。

　　这次起义是由一个日军射杀一只鹿引发的。当时要塞集中营跑来一只鹿，一个日军开枪打鹿，打了两枪都没打中，鹿就跳到了河里，这时日军就不再开枪了。这时一个八路军战俘无意中担任了翻译，问为什么不打了，结果日军傻乎乎地说对面是苏联的地方，不能开枪了。八路军战俘们一听到这个情况，于是就集中起来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一共有43个人起义，缴获了13支日军步枪。这次起义牺牲了12个人。有31个八路军战俘成功地跑脱了，到达了对岸。到了对岸之后就加入了苏联抗日联军的队伍。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一部分留在了苏联，一部分回到了祖国。

　　我在寻访这些当年起义勇士时很困难，这批人大都不健在了，可能有的还在前苏联。我好不容易在河北找到了一个当年起义的老八路，他叫张思问。张老见到我们后非常紧张，说他的历史太复杂了，说不清，从来不接受采访。当我们反复表示来访的诚意和善意时，他还是讲了。讲了当年他们是怎样起义，怎样杀死日本哨兵，怎样冲进去杀死日本宪兵司令的故事。我发现他讲的和日方的记载完全符合。他还回忆了当年他起义后逃到苏联参加了抗联部队，负责侦查，结果在一次战斗中脚负伤了。苏军问他留在苏联还是回国，他说要回家。苏军就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从哈尔滨回河北老家走了半年的时间。当时国内战火纷飞，他多数时候都是步行，而且负伤的脚太疼。他就用那一千块钱买药吃买水喝，走到家正好钱花光。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现在好多了，80岁之后我的脚终于不疼不流脓了，干了，已经好多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这么多年对于抗战的记忆。

　　(余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