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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 新发现抗战初期《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及鹿地亘手书稿本
来源:   2022-05-20 16:46:15

  作者:沈卫威,南京大学文学院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 第11期

  一

  抗战初期,在华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与左翼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先后受 到国共两党相关军情人士的保护,辗转香 港、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投身 制作反战传单、教育日本战俘、对日广播等 重要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特别是 1940 年 7 月 20 日,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等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影响较大,成 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个重要事件。以往抗战史研究者对此多有关注,我这里重点介 绍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与王芃生签订的 一份“极密”协议,同时展示鹿地亘之前的一项具体工作。

  特别是鹿地亘在当时中日两国,声名较 大,因为他曾有如下身份: 1. 日本左翼文学青年; 2. 1936 年 10 月 17 日下午,鲁迅病逝前在谷非( 胡风) 陪同下,外出拜访的最后一位友人; 3 . 1936 年 10 月 22 日鲁迅葬礼上的 16 位抬棺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外国人; 4 . 参编、参译 1937 年日本七卷本《大鲁迅全集》; 5 . 帮助中国抗日的在华日本作家。

  抗战开始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这种特殊身份,一方面是军事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参与郭沫若第三厅七处的对敌宣传工作,但同时受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的领导。曾留学日本的王芃生所长是老牌情报官、外交官,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为中将军衔。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的军衔只是少将。这个研究所主要负责收集日、美、苏、英军事情报,是战时最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王芃生本人就是 1937 年 7 月具体策划实施郭沫若秘密回国的重要人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 1938 年 6 月18 日,王芃生与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在武汉签定的协议,即《关于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 图 1) 。

 图 1 《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

  这份“极密”协议,由王芃生呈送到蒋中正侍从室,并于 6 月 29 日以“中正艳侍” 名义,直接快邮代电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周佛海、国际宣传处副部长董显光、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要求“切实研究施行”( 图 2)

图 2 蒋中正电文原件稿本 

  “协议”内容:

  甲: 此前中国人制造的传单使用中, 无法获得具体效果,要改正宣传中的缺点: 文字生硬或深奥难解,导致日本士兵不完全理解。以后这里的传单要由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翻译修正, 并得到中方的同意; 宣传文章要适应各个战区; 宣传的目标要明确。

  乙: 方策与工具。煽动宣传对象应包含下级将校与士兵,逐步策反小部队来降或逃亡,以扩大影响; 攻击近卫、板垣、闲院之个人大罪恶,暴露于大众,使大众不信赖法西斯之首脑,并产生不平、不满; 如不打倒暴力派军人就不能回家; 对于士兵有给以正义安全感之必要,中日民众一起反战; 对投降者切实保护,有安全保障。

  丙: 机关设置。现在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三人,可组织一个对敌宣传联合委员会。此为随后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缘起。

  丁: 目前之事业计划。制作“宣传工作基础知识”之小册子( 以日文对日士兵用) ,分配给宣传工作人员; 制作“俘虏读物”之小册子。

  二

  据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所示,自郭沫若回国后,他与池田幸子在香港、广州、武汉、重庆的反战活动,一直得到夏衍、郭沫若、冯乃超的具体指导、帮助。他署名刊发在武汉的反战文章,引起郭沫若的重视,并赢得郭沫若亲自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推荐,他们得以进入军事委员会从事对日反战宣传工作。

  日本人严谨、认真,做事注重细节,这在与王芃生签订“协议”时,被充分体现出来。鹿地亘等强调,对日军宣传,要改良方法、形式、内容、散布手续,要从俘虏及死体衣袋里夹有的中国传单中,看“有效”“无关”或“结果相反”。当时中国的抗战宣传,多是口号、标语,对日军散发的传单,诸如“法西斯军人”一词,日本士兵根本不知何意,鹿地亘等主张改用“暴力派军人”; 中国汉语“优待”,在日文意义为口惠而实不至之恶劣待遇; “同情”二字在日文有“怜悯”之意。因此,中方做的宣传稿,应交鹿地亘等翻译修正; 鹿地亘等一方的起稿应交中方审查修改。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力。尤其要强调士兵是被“暴力派军人”欺骗出来参战的,反抗、离开“暴力派军人”是为了回家,否则供战争牺牲就“回不去”。给士兵以正义安全感,尤其是对“动摇者”,更有必要使其知道“不会是你一个人”,“中日民众全体都在帮助你们反战”。

  193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1940 年 5 月 12 日下午,郭沫若主持重庆各界欢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并致辞。郭沫若指出: “他们参加我们的抗战阵营就好像给我们添了五十万大兵,他们给了敌人最大的打击,给了我们后方民众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要欢迎他们。”

  三

  “极密”协议签下之前,鹿地亘夫妇于1938 年 3 月 21 日,由郭沫若陪同,在武汉见 到了政治部部长陈诚,随之鹿地亘被任用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 员,先从事抗日宣传的日语广播。4 月 14 日,鹿地亘写给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十页日文 “投名状”( 图 3) ,由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沫若收纳、主持翻译后签呈( 图 4) ,已经在 4 月 21 日上报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周恩来,并由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侍从室秘书,以蒋中正 名义发给几位部长、副部长。

  图 3 鹿地亘写给陈诚的十页日文手稿原件中的最后一页

  图 4 郭沫若的签呈稿本,有钤印。左批示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有钤印。白科长为白如初。

  此前,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时,即是以这样的方式上“投名状”。1937 年 9 月 8 日,郭沫若在昆山,拜见江防司令陈诚,就抗战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双方有较为真诚的交流,郭沫若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言。9 月 9 日,陈诚自昆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接见郭沫若的情况,转递了郭沫若自敌国日本秘密归来,投身抗战,“对敌作战”的“投名状”。

  笔者核对鹿地亘这份“投名状”( 中文译本) 基本内容,特别是有关对日宣传的文字即是他与王芃生所签署“极密”协议的具体意见。另外则是强调: 中方过于优待日本俘虏; 就俘虏宜区别良莠,施以不同待遇; 俘虏中良性质者,宜集中训练。郭沫若认为鹿地亘的这些意见“颇有见地”。

  鹿地亘等人的活动,是获得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帮助的,特别是两位中将王芃生、郭沫若的具体领导,所以,军事委员会所属调查统计局 ( 军统) 不便对其干涉、监视,这个监视的“黑锅”,就由中统徐恩曾背着。郭沫若在任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因其回国抗战后得蒋中正“接 见”,加上两党合作,郭与政治部部长陈诚关系较好,徐恩曾对郭沫若的“监听”只能是暗中进行。待 到郭沫若离任第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徐恩曾便致函接替陈诚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 文白) ,报告对郭沫若、鹿地亘的监听情况( 图5) :

 图 5 徐恩曾致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函

  文白先生勋鉴

  顷授确报,在华日本人反 战同盟已在延安成立支部,并与鹿地亘经常有电报往还。看来电由郭沫若转。延安且筹设有日本农工学校等语,特录陈左右,藉供参考。专肃敬颂

  勋绥

  弟徐恩曾 拜上 五、卄三

  这是抗战期间两党合作、分裂过程背后隐藏的另一种力量,在鹿地亘个人行为中的较量、作用。事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只有在看到档案后才进一步明晰、完整。

  档案中的手稿具有个体与事件的完整关联性,有丛生、关联的特性,不同于单一的作家手稿( 研究者的注意力会被原稿文字或修改所吸引,注重文本产生过程) 。我将存在于作家或家属手中的某一单纯著作手稿比作大树时,往往将档案的手稿比作树林、林场、植树人、伐木者、木工的共在场域。

  反战,是中日爱好和平者的共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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