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2015-06-13 16:39:01

　　本文摘自《求是》杂志2005年第17期 原题为：论抗日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

　　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所创造的，它由抗战初期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到战略相持阶段的1941年挑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上升为主战场，对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担负的敌后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全面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认为由于敌强我弱，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敌小我大，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区，有200多万正规军；而我军数量少、装备差，抗战开始时，仅4万多人，不但没有飞机、坦克，连大炮也没有，只有步枪、手榴弹，但战斗力较强。与国民党军队严重脱离群众不一样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血肉联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精神，有进行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敌人进行封锁。所以，共产党领导的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必然能够成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及时而果断地提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一期间，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会战，歼灭日军25万余人，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国民党执行“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在战役上采取“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的线式单纯防御，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呆板，致使国民党200多万军队在15个月内遭受104万余人的重大伤亡，出现了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并丢失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计13个省的大中小城市340余座、100多万平方公里。

　　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正面战场溃败之时，却迅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朱德指出的，“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太原沦陷前，八路军在华北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首战平型关告捷，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和信心。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给敌军较大打击，有力地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并掩护了他们的退却。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尔后，八路军三大主力进一步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党在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了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区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1938年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兵力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区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兵力愈加分散，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对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也曾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着华北的乡村，日军势力所及只能是铁路线和大城市。”(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著《简明战争史》，第300—30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构成了对日军的致命威胁，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这是日寇在占领武汉后被迫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战略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枢纽，它是中国抗战由劣势转变到优势和准备反攻的基础。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形成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式是弱国坚持持久战的最佳形式。

　　二、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41年后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和台柱子

　　1938年10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由重视国民党转变为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企图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日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战场。国民党也由抗日之初的比较努力的抗日转为比较消极的抗日，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连续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是国民党政府由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标志。但是，由于在1940年底以前日军进攻重点仍然对准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统帅部于1939年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主动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抗击，给日军以较大打击，共毙伤俘日军26.3万余人。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时间里，国民党军也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因而可以说，在1940年以前的两年里，日军还没有集中兵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政策还难于付诸军事行动，日军的进攻在客观上逼迫国民党必须用主要力量来抵抗日军，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能够在武汉、广州失陷后，得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从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起，不管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完全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1941年至1943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中国抗战出现严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侵华日军也转移其主要兵力来“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上。

　　1941年初至1945年9月，除1944年日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一号作战)外，正面战场只进行了八次规模有限的局部性进攻。虽然上高会战(歼敌1.5万余人)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0.6万余人)打得比较好，但没有一次是对日主动作战的，其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再没有其他严重的战事了。这一史实也表明国民党对抗战的消极趋势。

　　此外，由于日本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对蒋介石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以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达到“以华治华”的图谋。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曲线救国”投降理论甚嚣尘上，导致国民党军先后有78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0多名，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侵华日军的主力主要是对着解放区作战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其占领区的方针，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采取连续“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以及“囚笼政策”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毁灭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不含东北总兵力的62%，伪军14.5万人，达100%。1940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4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

　　敌后解放区军民与日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先后取得香城固、齐会、陆房、梁山等作战的胜利。1939年冬，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日军两万余人大“扫荡”，取得歼敌40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的胜利。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以正太路为重点，对华北所有的铁路、公路及其沿线两侧敌据点进行猛烈攻击，攻克日伪军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此役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信心，对于抑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八路军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先后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东等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局面；华南抗日武装在广东建立了东江、琼崖、粤中、雷州半岛、潮汕等抗日根据地。自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敌后解放区军民共毙伤俘日伪军近40万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建立与扩大了拥有1亿人口的较大抗日根据地，主力军发展到50余万人。因此，引起了侵华日军的重视。

　　1941年至1942年，日军更加强调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使用其侵华兵力的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两年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了数千人兵力的“扫荡”共132次，1万人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扫荡”持续时间逐渐延长。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房村舍尽成灰烬，男女老幼惨遭杀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日军实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敌后解放区人口减少1/2，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人缩小到40多万人，但终于坚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解放区战场还抗击侵华日军58%的兵力，约35万人，同时抗击伪军90%的兵力，约73.5万人。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中，全线大溃败，而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解放区军民则已普遍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不断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由于敌后战场所进行的是真正的全面的人民战争，因而敌后战场军民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

　　三、敌后解放区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出发地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区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在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攻势向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态，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目前共军乘中国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并叫嚣“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40—3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45年，敌后解放区战场不断扩大对日军攻势作战的规模，同时以一部主力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进军，开辟新区。经过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收复县城70余座，歼灭日伪军40余万人，基本上扫清了敌后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此时，侵华日军69%和伪军95%的兵力，仍为敌后解放区战场所抗击，而国民党正面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是日军31%和伪军5%的兵力而已。这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是退出了抗日战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军为目标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由于敌后解放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1945年春夏，根据地发展到19块，人口955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坚实的条件。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同时进军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配合苏军和其他盟军作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随即向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占领的主要交通线及城镇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发起了强大的战略反攻，打击和牵制了日军驻关内的大量军队，使其不能支援东北关东军，从而保障了苏联红军歼灭关东军的远东战役的胜利进行。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以一部兵力迅速挺进东北，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作战，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由于日伪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投降，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日本早已投降的1946年初。据不完全统计，自8月9日至12月底，我军共歼敌35万余人，攻克县城以上城市250余座，缴获长短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余门，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万，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

　　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人民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近60万人。事实雄辩地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相持阶段的1941年之后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柱子，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是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主力军。敌后战场的抗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作者：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