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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八路军,新四军资金来源真相
来源:抗战史记   2022-06-18 10:23:19

  “小米加步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内意识形态对八路军发展壮大,解放军打败“蒋匪”军地统一解读。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内历史学术研究的恢复。对于八路军如何发展壮大,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小米加步枪”说也鲜有人再提及。

  笔者基于已掌握的权威史料,整理成文。将回答两个问题:八路军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八路军的资金从何而来? 

  1936年初,中共利用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陕军的秘密合作,开始积极扩编。1936年底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放弃“联苏收共”政策,全面转向“联苏容共”政策。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形成。至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

  为满足部队不断发展,1937年1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财政来源主要有国民党军饷,海外募款,苏联援助,地方实力派援助和其他渠道组成。1940年3月,国民党停止拨付军饷,地方实力派援助也减少。中共开始积极自力更生,精兵简政,并存在“YP”争议。

  1.国民政府军饷及武器弹药拨付

  1937年1月-7月,国民政府除按月向红军拨发30万元(法币)军饷外,另拨开拨费20万元,还有4.5万套军服,大米1580包;对当时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要知道,当时全面抗战已是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自身经费也是相当困难。

  1937年6月上旬,周恩来向蒋介石第一次庐山谈判期间,提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3个师(甲种师)的番号,即129师,115师,120师,共约4.5万人。这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1937年8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将八路军每月军饷及米津提高至63万左右(含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并提供几乎全部的各种枪支弹药和军毯,军服,棉衣,皮衣,皮帽,钢盔,干粮代,防毒面具等,以及兵工器材,爆破器材,通讯器材和卫生器材等。其中,8月20日第一次就发放的弹药有七九步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枪弹20万发,手榴弹1.5万发,迫击炮弹620发,手榴弹1.5万枚。另外蒋介石还从苏援武器中拨200挺轻机枪给八路军,这些苏式武器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多,地方杂牌部队就更匮乏。同时命令阎锡山另拨数门山炮,200挺手提机枪,1000支步枪,2辆战车和50万发七九步弹给八路军。某些人所谓“抗战初期八路军1个连分不到一挺轻机枪”,显然是谣言!(1)

  直到1939年12月,蒋介石在《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呈复核发朱德部弹药情形电》批示:“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切勿再发械弹,并严令其强占绥德部队限期开回河东为要。” 至此,国民政府停止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供给。(2)

  1940年2月,周恩来由苏联养病回国途经西安时,向蒋鼎文,胡宗南领取过部分八路军军饷后。国民政府就彻底停饷。即1940年3月开始才彻底停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共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据齐小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统计,从1937年8月20日至1939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直接拨付八路军子弹为995万-1063万发,手榴弹15.3万颗,各类炮弹1.6万发。这还不含地方实力派援助的武器弹药。

  除军饷外,蒋介石根据中共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奖励;比如1939年4月30日,新四军长叶挺要求蒋介石发放各种补助:“一、运输困难,恳赐发行动费2万元;二、请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5600元;三、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1.3万元。”蒋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何应钦向蒋介石请示“据肖劲光电请增发河防经费、沿河各渡口水手工人伙食、船只修理费、防毒口罩、加强工事费等共10.5万元。”蒋批示:“张治中代批奉谕照办”。 1942年九,十月间,陕北遭十年不遇的水灾。蒋介石特派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赴延安救济。

  此类临时性增补的费用在抗战前期还是有不少的。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之日军的立体火力,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了八路军2万元大洋以示表彰。

  综上,国民政府因战事拨付给八路军的军饷,武器弹药和物资给养,偶有拖欠。但绝无克扣的情况。而且中央军谪系部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完全履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及承诺。

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合影

  反观,1937年8月22日,陕北洛川冯家村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要用最大力量争取从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料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欲达此目标,开始时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当天即电令周,朱,彭,任并各师首长,提出“华北正规战争阶级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级开始,这一阶级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师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这也成为八路军全面扩张的标志。

  八路军也迅速从4.5万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16万人。至1939年春扩充到22万。1940年6月,超过50万人(一说57万)。毛泽东还计划在1941年就扩张到100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军队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0万左右发展到127万人(另一说140万),200万不脱产民兵。(3)

  八路军的扩张,迅速引发国民党的恐慌。1939年1月间,在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逐渐白热化。中共利用日军敌后空虚和国军在华北失势之机,从陕北一隅迅速发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这使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4)

八路军装备的苏械

  2,苏联秘密援助及争议

  据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考证,1936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了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由于苏德战争影响和国民党阻挠。苏联直接援助中共189万美元,另外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兰州开办了两所医院,并在迪化军校为中共培养400余名学员。还提供了一些物资给养。

  不过上述说法完全基于国内已公开的官方史料,存在争议。特别是未公开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史料。据俄罗斯公开档案记载。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这条公路线在1937-1940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所以苏联“特意安排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八路军自然从中运输大量苏械装备。譬如1937年12月21日,有“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纪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直到1940年中旬,国民政府才彻底切断该秘密运输路线。

  据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记载:周恩来1940年1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26.1万,新四军约3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49.8万人。中共1940年的预算显示每月赤字高达35.8万美元。同年2月间,斯大林批准共产国际每月补助中共3万美元。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3,海外募款渠道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先生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并在美国设立分处,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保盟”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在港期间,共收到现款总数折合18.85万美元,绝大部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5)另外中国工合也接受各类捐款2000余万(应为港币和法币),“全部支援了中共”。(6)

  另外还有120多吨医疗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绝大部分转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并于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创建首家国际和平医院,至1945年抗战胜利,共创建8个中心医院和42个究院。还按月资助每家医院1500法币。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宋庆龄和保盟在宋美龄,宋子文帮助下迁往重庆。并很快的完成重建。1942年“保盟”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提供7万多美元。1943年援助17万多美元。1944年资助30多万美元,49万多法币。1945年为87万多美元,2.1亿多法币。特别注意,大部分为资助国际医院,儿童救助和救灾工作。(7)

  1938年1月初,廖承志到达香港。不久在中共香港市委协助下,在香港皇后大街18号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充分利用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汇款的地点,成为中共面向海外最重要的直接募款渠道。不久他还兼任宋庆龄领导的“保盟”秘书长,并参与香港侨委工作,开始与“保盟”和侨委合作,积极向海外华人华侨募款。

  1939年2月,叶挺,项英以个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赔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8)1940年8月7日,周恩来就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指出:“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 廖承志的筹款取得了不错成绩,如1938年发动“八一三”献金运动,获得各类捐款上百万,最为成功。1939年东江纵队收复淡水。南洋华侨一次捐款20万港币。1940年,南洋华侨又提供粮食,被服,药品等。另外为琼崖独立大队获得法向4万元和一批药品。仅1938年至1939年,就将五六百人侨胞送到延安和新四军。(9)

  除此之外,中共还积极面向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组织的募款。并派员加入或直接成立募款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泰国侨界,1938年,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会组成总会(简称泰国华侨总会),由许一新,吴琳曼(均为中共党员)等相继担任主要负责人,一度成为中共在海外华人华侨间最重要的组织。但由于泰国政府亲日,限制华侨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故在著名侨领蚁光炎先生支持下,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泰国华侨慈善筹赈会(简称泰国华侨总会),由蚁光炎先生任主席,许侠先生任总务主任。该组织除直接汇款给宋庆龄“保盟”“工合”和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外,还通过其他渠道直接资助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

  如1939年6月在香港,蚁光炎先生将一笔捐款和物资亲自交给廖承志。同年11月21日,蚁光炎先生曾委托将2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交给廖承志;之后多次从曼谷直接汇款到广东,重庆的中共组织,作为抗战经费。另外又汇款给香港的宋庆龄和廖承志,转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11月12日,蚁光炎先生在曼谷遭到汪伪76号特务暗杀。(10)

  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会后决定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为主席,庄西言先生,李清泉先生为副主席,会址设在新加坡。南侨总会为全球海外华人华侨最大组织,也是援助祖国抗战贡献最大的组织。为“保盟”“工合”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海外最重要的募款渠道。1940年5月底至6月初,陈嘉庚亲率南侨回国慰劳团赴延安访问,据称也捐款一笔钱,具体数额尚不得而知。

  1937年8月20日,由美国96个华侨团体联合组成旅美华侨统一捐救国会(简称旅美华侨救国会)。和司徒美堂领导的美洲致公堂等美洲社团组织均与“保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美国侨团也成为中共最重要的海外募款渠道之一。其中仅美洲致公堂就援助百万美元以上。

  1936年8月24日,陶行知,王海镜(法国华侨)等联名发出《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华侨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在巴黎举行全欧华侨抗日大会。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该组织成为欧洲华人华侨援助祖国抗战最大的组织,也与宋庆龄“保盟”保持密切联系,援助中共。

  1944年8月,中共中山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派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秘书慕拉士会见,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义勇大队帮助澳葡政府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澳葡政府则同意义勇大队秘密在澳募捐,购买武器装备,医药及电台等。澳门也成为中共在抗战期间,从海外募集经费重要口岸。(11)

  中共除了与南洋华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大型海外华侨组织合作外,中共还与全球各类中小华侨组织合作,获取援助。但史料有限,且杂乱故本文不再详述。

  综上,抗战期间。中共通过各类渠道和形式,从海外获取大量资金和物资;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全面扩张最重要的外援。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南洋速陷,曾一度使中共海外资金和物资渠道中断。但随着1942年“保盟”和“工合”在重庆恢复,迅速成为中共获取海外资金和物资最主要的渠道。而且募集的资金也上涨迅猛。

卫立煌访问延安

  4,地方实力派援助

  抗战期间,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华北各方势力为拉拢中共。提供不少资金,武器装备和物资。特别是因合作关系紧密的晋绥军阎锡山,傅作义,中央军卫立煌最为积极。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随后卫立煌向八路军赠送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路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是年10月9日,卫立煌又应八路军的提供七九步枪弹50万发,六五步机弹30万发,手榴弹2万发,驳壳弹5万发。(12)

  1939年8月14日,卫立煌又向八路军援助子弹55万发,迫击炮弹2000枚,炸药200公斤,手榴弹1万颗,驳壳弹2万发。(13)

  1937年9月16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与阎锡山协商,阎同意送给八路军七九子弹50万发,中正式子弹50万发。9月19日又交给八路军子弹50万发。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后运的30万余人(整个第二战区总兵力)份军用品及少量弹药全部送给了八路军。(14)

  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曾无偿援助八路军。1937年底,盛世才赠送八路军4挺高射机枪,2万发子弹。由滕代远于1938年1月运抵西安。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发言中说:“在新疆省,开展过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募集到6万元。盛世才送给八路军5万件毛皮大衣,给了10万元,并将大衣从兰州运往前线。” (15)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

  5,其它

  个人和国内社会团体捐赠,也是重要渠道。1936年,宋庆龄应毛泽东要求。几经筹措,援助5万美元。

  1938年至1939 年,上海租界区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另捐赠一批药品和5万套军装所需布匹。

  1937年秋冬,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杨家坡地主杨笃仁将出卖土地和城里商号所得的银元1.5万元全部捐出,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则相捐出2000 银元和一条船,著名开明人士牛友兰不但捐出自己“复庆永”商号的货物,而且一次捐献银元2.3万元。到这年12月,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6万银元、粮食700余担。各抗日根据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如1938 年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捐,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

  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曾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请求,提供防毒面具1000套及其他物资。

八路军大生产运动

  6.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

  1939年底开始,国共两党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中共军队快速扩张,引发了国民党的危机。遂开始逐渐减少军饷,武器物资供应。至1940年3月,国民党完全停止发饷。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实质性分裂。军饷,武器物资补给自然无从谈起。地方实力派绝大部分也跟随国民政府的政策。

  而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香港,南洋先后沦陷。海外募款渠道一度中断。苏联也因苏德战场吃紧,而有心无力。

  中共只得依赖向根据地征收公粮,发行公债边币和生产经营来缓解危机。但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加强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封锁,“扫荡”。中共财政陷入空前危机。

  因征收公粮,发行公债边币过重。以致1941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讨论征粮时,天下大雨,一位与会县长被雷击死,有位农民竟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当时保卫部门要把这位农民当作反革命处理,被毛泽东阻止。他公开表示:“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到1942年毛泽东甚至认为57万军队,80万党员要减半。(16)

  为了生存,毛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精兵简政。同时保持公粮征求,即不减负,也不增加。1942 年1 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1942年底,边区经济困难才略有好转。为了继续缓解边区的困难,这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还批评了那种不顾环境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同时,他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17)

  同时,还积极开展生产经营,贸易活动。如西北盐池、定边、绥德是有名的产盐区,边区政府就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如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税收成为1941年后,中共财政最重要的收入之一。

  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组织领导招远金矿的矿工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因此选派的八路军战士一般都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10两左右。这就形成了著名的“黄金部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YP”争议。本文无法详述,请参看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载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史馆藏《叛告妓伪整顿三风运动后其表现之种种情况》,毛笔抄件,特字029/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17页。

  进入1943年,中共不仅度过了财政危机。而且迎来了第二个大扩张时期。

 

史料来源

  (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50页。

  (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14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231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2版。

  (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33页。

  (5)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载邓广殷《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始末》,1996年第2期第12-13页。

  (6)《中国大陆研究》第35卷第1期载张虎《抗日时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动》第98-99页。

  (7)李耀椿《宋庆龄在重庆纪事》,中福会资料到藏第19,26,33,37页。

  (8)《大公报》1939年2月5日

  (9)夏衍《廖承志在香港》

  (10)蚁锦中《蚁光炎传》,中国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10,97,101,120-137,151-155页。

  (11)欧初:《炎黄春秋》载《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1995年第11期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88页载《左权关于到渑池领取弹药致伍云甫,叶季壮电》1938年10月10日日,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3)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4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机构》3载《彭雪枫关于与阎锡山商谈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等致毛泽东电》1937年9月18日,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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