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实践
来源：《当代广西》2020年第17期   2022-09-23 10:01:19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国民党桂系当局坚持两面政策，一方面实行联合中共中央共同促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立场;另一方面又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断残酷地镇压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抗日活动。在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高举团结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推动和争取国民党桂系当局共赴国难并坚持抗日到底，积极推动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涨，英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坚决转移农村隐蔽精干，保存发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使之成为坚持广西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争取广西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桂系反共逆流中坚持抗日大局

　　国民党桂系当局是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桂系当局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宣称实行“焦土抗战”。为了寻求广泛支持，增强与蒋介石中央政府抗衡力量，桂系首脑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协商，积极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在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桂系当局同意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桂林“八办”是国统区合法公开的机构，亦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桂林设立的秘密办事处。国民党桂系还吸收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活动，聘请专家学者到桂系各部门工作等，对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桂系当局从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抗日和反共两手政策，一方面与中共合作抗日;另一方面，对中共在广西的活动实行严密防控。在全面抗战的初期，他们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活动采取不承认和镇压的政策，使广西抗日局势错综复杂。1937年夏秋，桂系当局借“王公度托派事件”打击中共势力，杀害陶宝桓、崔真吾等;1937年秋冬，桂系当局制造“百色谈判”事件;1938年5月在南宁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逮捕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等5人;随后又连续制造了“那马事件”和“田东事件”，捕杀中共那马中心县委、田东中心县委领导人。对国民党桂系当局抗战和反共的两面性，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与国民党桂系开展合作和斗争。1937年11月，指示中共桂西特委停止百色谈判和滇黔桂边游击队改编;1938年11月营救黄松坚等出狱，派赴广东等地工作，同时对党在广西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1939年4月，桂林“八办”调整中共广西省工委，陈岸任书记，黄彰、黄书光任委员; 7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桂林“八办”宣布撤销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支，由桂林“八办”直接领导;12月，陈岸作为广西出席中共“七大”代表，离开广西奔赴延安。同时，选调百余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在桂林抗日救亡运动中显示战斗力量

　　为团结国民党桂系当局抗日，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各项工作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所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党在学生军、战时工作队、妇女工作委员会、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三青团”等的活动都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来开展的。其中，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其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运动之一。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沦陷，从各沦陷区辗转来桂的文化人云集桂林。1944年，桂林人口由1937年的10余万人猛增到50余万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恩来亲自做白崇禧的统战工作，为桂林“八办” 的成立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桂林“八办”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使桂林成为中国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在组织上保证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先进方向。

　　1941年1月，蒋桂集团合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广西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桂林“八办”被迫撤销，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重建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组建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李亚群任书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桂系当局在桂林成功举办西南剧展，再次掀起文化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44年冬，日军侵占桂林后，百余位抗日民主人士疏散到昭平县黄姚一带。广西省工委选派一批党员到黄姚，协助莫乃群等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使之成为桂东团结抗战的喉舌。中共桂林统战工委坚定地实行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性急和暴露” 的方针，继续坚持联桂抗日，依靠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欧阳予倩等抗日民主派，领导和团结各界爱国文化人士，创办《文艺生活》《诗创作》《文艺新哨》等文艺刊物，顽强地坚持桂林抗日救亡文化阵地，利用各种渠道宣传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战总方针，充分显示了坚强的战斗力量。

　　三、在敌后沦陷区英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11月，日军从钦州湾方向第一次入侵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领导钦廉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发动宾阳、邕宁等地抗日活动，组建邕宁八尺区游击队、中越边区抗日救国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1944年夏，原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留在广西工作的张兆汉向广西省工委口头传达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即将侵入广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应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此时，中共广西省工委面临着“四无”(无武装、无枪支、无经费、基本上无搞过武装斗争的干部)的严重困难。钱兴决定利用桂系提出的“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等口号，积极利用国民党县区乡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改造这些队伍，使之成为由我们党掌握的人民武装和坚持抗日的爱国武装。

　　1944年8月，钱兴和黄彰起草广西省工委“八月决定”。9月，日军从湖南入侵广西，中共广西各地组织坚决执行“八月决定”，创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桂)阳(朔)联队等30多支共7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发动敌后20多个县的游击斗争，歼灭日军1000多人、顽军400多人。1945年二三月间，黄彰、阮明等领导发动了桂东南和钦廉四属两次抗日反顽起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决抗日救国的革命精神。当时，侵桂日军发出“广西不能立足”哀叹。

　　四、坚决转移农村保存和发展党组织

　　1941年桂林“八办”撤销后，广西省工委经过调整和发展，至1942年7月全省中共党员人数约1000人。此时，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南委机关在广东被国民党破坏，广西地方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同时，国民党桂系当局先后制造桂林“七九”事件、玉林“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近3年时间里，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广西省工委坚定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布置党员转移到农村寻找社会职业隐蔽埋伏，保存力量。

　　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1942年7月9日，国民党桂系当局逮捕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省工委联络员张海萍等一批党员。7月12日夜里，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在桂林逸仙中学集体自缢以死报警。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从桂林转移到灵川县隐蔽，并立即起草《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由桂林党组织秘密散发，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当局的反共罪行。同时，派人到桂东南找到黄彰，重新规定全省党的交通关系和联络符号，为保证广西全省党的组织系统打不散、打不垮起到关键的作用。随后，钱兴先后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玉林、宾阳、南宁、武鸣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实行分区领导，并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系统。10月，钱兴率省工委机关和黄嘉、庄炎林、吴赞之等三四十名党员骨干转移到钟山、贺县、富川、昭平等县农村，坚持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

　　1943年1月，原中共桂西南区特委书记彭维之在桂林狱中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百人。国民党广西当局根据线索在玉林和南宁捕杀共产党员，这就是玉林“一·一三”事件、南宁“一·一五”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3月，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党员骨干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大局;全省党组织转移隐蔽于农村，重点在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界。这次会议对全省党组织长期坚持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隐蔽精干，1944年底中共党员总数已恢复到900多人，建立了4个县委、17个县特支，另有近10个县、市新建了30多个支部。加上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党员和粤北省委撤退到广西隐蔽的党员和时属广东钦廉地区的党员，广西全省各个系统的共产党员约1400人。

　　1945年6月，侵华日军败局已定。国民党大军企图利用收复广西失地之机，消灭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游击队化整为零，迅速将武器埋藏起来，党组织骨干分散隐蔽，保存力量，伺机再起。随后，广西省工委机关从钟山英家迁到黄姚隐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10月，钱兴等前往重庆，向南方局王若飞、钱瑛汇报广西省工委三年斗争，与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系。从重庆返回广西后，钱兴坚决执行南方局的指示，领导广西省工委转变斗争策略，加紧重建城市党组织，加强整顿农村党组织，广泛发动了全省反“三征” 斗争，积极准备农村武装起义。一批经过敌后抗日游击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重要干部，开辟了解放战争在广西胜利的道路。

　　(作者系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研究员，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