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先锋队,以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为神圣的历史使命,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抗战精神,逐步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8年还是14年?虽然教育部于2017年在中小学生教材中将“八年全面抗战”统一改为“十四年抗战”,但学界仍有争论。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止和经历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一是1931年说,从1931年至1945年,即中国进行了14年抗战;二是1937年说,从1937年至1945年,即中国进行了八年全面抗战。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前提,是要把有关概念区别清楚。由于概念不同,不仅内涵不一样,而且外延也是有区别的。如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战)与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全国抗战与全面抗战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战)的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的关系。中国抗日战争,或者简称中国抗战,应包括中国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共14年抗战,而不是八年全面抗战。所谓中国局部抗战,是指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主要是包括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和部分华北、华中军队的中国军民抗战,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而全国抗战则是指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人们习惯地称作“八年全面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中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就是如此。
关于全国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关系。目前,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史、军史界,尤其在大量新闻媒体报道中,可以说不乏其例。甚至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仁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不够严谨、准确和科学的,也是没有文献资料和理论根据的。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一字之差,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内涵和外延相差甚远。
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则是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指出,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同年11月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后,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由此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均一致界定1937年7月卢沟桥开始的中国抗战是全国抗战。即使11月上海、太原失陷,在卢沟桥事变4个月后,仍认定全面抗战没有到来。据此,1937年7月开始的抗战是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根本的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分不同,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战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则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纲领》指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中共中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而国民党则是主张和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以取得抗战胜利的片面抗战路线。是否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则是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焦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
关于全国抗战与全面抗战概念界定的文献资料,除了上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清晰结论外,有的以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为据。我们不妨列举有关资料,以明辨是非。其中,张闻天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1938年9月29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中,其总结和回顾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时指出:“‘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 顾名思义,是指中国在七七事变后实现了全面抗战。但是否就此理解为全面抗战是从1937年7月开始呢?为了准确理解张闻天表述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联系一下其在1937年7月后发表的文章和讲话。8月2日,他在《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指出:“日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 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会议上反复指出:“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 “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所指的全国性抗战,也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阶段性变化;而全面抗战是指将1937年7月中国开始的全国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的趋势,则不是认定为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否则,其在洛川会议的表述就难以解读。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战)与抗日战争(抗战)时期的关系。以1931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战)的开端,那与此相衔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就相应地由1937年改为1931年,则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1931年至1937年,虽然在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进行着抗日战争,并且中日民族矛盾在东北地区已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从全国范围来讲,毕竟还是局部的,而作为中国两股最大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主要进行的是“围剿”反“围剿”的阶级斗争。中日民族矛盾从1931年开始,逐步于1935年华北事变后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开始了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过渡。从总体来看,1931年至1937年我党我军进行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算起是必须的,但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7月算起。因此,要求改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与此同理,革命战争与革命战争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上下限是不同的,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于1945年9月,结束于1949年9月,10月1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则开始于1946年6月,结束于1950年6月。但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是4年。因此,只有把有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分清,才能准确地回答一场战争从何年算起和共进行了多少年的问题。否则,就难以判定哪种说法的正确或错误。
中国抗战是14年还是8年,既有学术问题,根本是角度和立场问题。至今仍有人,甚至个别资深专业研究工作者,否定中国抗战14年的概念,而坚持中国抗战只有8年的说法。其理由是,以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何时对日宣战和声明作为界定标准。按照这一逻辑,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9日,那么,中国抗战就只有4年,连8年也不是。即使是8年,也不是1937年7月7日开始的,而是8月14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推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形势下,即淞沪会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所以,中国抗战另有8年的表述是难以接受的。
不言而喻,中国抗战8年还是14年,归根结底是关于国家何时抗战的认知标准不同。是以形式上代表中国、而实际上由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还是以共产党和人民抗战的主张与行动为标准,是得出不同结论的关键因素所在,实质上是立场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实际上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迫放弃。但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广大前线爱国官兵相继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这难道也是像某位台湾国民党大佬说的是一般的抗战活动,而不能称为中国抗战吗?尽管日方极右势力矢口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但日方学者与中方关于战争时间问题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稍有不同的是,日方以年头计算,称日中战争史15年;而中方按周年计算,是中国抗战14年。
▲位于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据此,还有人质疑,既然中国抗战8年改称14年,是不是还可称为50年,甚至是70年。其理由是: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1894年进行了甲午中日战争。如果仅就一般意义上讲,从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连续性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作为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看其主要矛盾和任务有别,还要视一场战争或战役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其过程是否间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由8年改为14年,不仅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且作为一场战争的进程始终没有中断,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是立得住脚的。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终点问题。一些权威人士和领袖著作的注释,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口头宣布投降,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结束的下限,是不准确的,因为战争实际上没有完全结束。而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才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日。据此,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即抗日战争的下限,不是8月15日,而是9月2日。
其历史原因是:1949年12月23日,中国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出通告,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庄严决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敌人最后签字投降日的第二天作为胜利一方纪念日,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则是抗战的结束日。
综上所述,以1931年9月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坚持中国抗战14年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据此,从2017年起在中小学生教材中得以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抗战史,凸现以东北抗联为主力军的东北抗日军民14年艰苦卓绝斗争的重要贡献。就一般意义来说,中国抗战由8年改为14年,实际上补充和增加了1931年至1937年中国局部抗战的内容。恰恰在中国抗战这前6年中,除了华北、华中的部分地区外,主要是东北军民的抗战。而就东北地区来说,除了前一两年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外,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人民的抗战。九一八事变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东北敌后战场;或投身参加义勇军的工作,起初仅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50余万人,活动范围达100余个县,掀起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从而标志着中国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经过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6年2月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逐步成为东北抗战的主力军,在中国抗战战略反攻的全面反攻阶段,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战到底。事实表明,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齐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支抗战人民军队之一;其所在的东北敌后战场,也成为与上述3支人民军队所在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齐名的4大敌后战场之一。毋庸置疑,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唯一一支坚持14年中国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第二,有利于准确研究和把握国共两党的抗战表现,令人信服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随着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最为敏感和热点的话题。坚持14年抗战,解决了国共两党抗战地位与作用的一个大前提,即日本为什么能在沈阳柳条湖和北平卢沟桥挑起战争?显然,除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与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表现是密切相关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包括关东军1个师团和退伍军人、警察共2万余人的日军,战胜了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人的国民党东北军;进而在短短的4个半月中,基本上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地区)。从此,生活在中国135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近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水深火热的生活。这难道都是张学良的责任吗?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的实际上不抵抗的政策没有关系吗?在中国关内,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制造了1932年的上海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尽管前线广大国民党军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尤其是第二十九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 《塘沽协定》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后,华北、华中部分权益继续丢失,让广大抗日前线爱国官兵的鲜血付诸东流。其中,《塘沽协定》规定长城以南冀东22县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省中国驻军,禁止中国的排日活动等。甚至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个月后即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没有放弃以“长城为疆界”即以承认日本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省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国局部抗战6年,是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最为严重的一个阶段。
与此同时,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代表全国人民利益、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和声明,旗帜鲜明地进行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宣言》。从9月20日至193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对日战争宣言》等文件。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推动和影响下的东北义勇军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并进行了著名的江桥抗战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10月发展到11个军,进行了难以统计的反日军大“讨伐”作战,有力地坚持着中国局部抗战,进而迟滞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到来,日渐凸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三,有利于确立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彰显中国战胜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开端的反日游击队,第一个举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旗帜,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对于动员、推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先锋和带头作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反法西斯斗争是从1931年开始的,时间最早。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时间最长。自1931年至1941年,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达10年之久。至1945年,中国抗战14年,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拟的。苏联自1941年6月至1945年9月,4年多。美国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不足4年。诚然,一个国家抗战的贡献大小,不仅是早晚和时间长短问题,但中国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战,对于打破日本关东军北进苏联和迟滞日本抽兵发动与进行太平洋战争,也是功不可没的。
总之,坚持中国抗战14年,有利于坚持唯物史观,资政育人,全面完整准确地深化理解中国抗战史,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提高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本文转载自《党史文汇》2020年第9期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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