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战时期的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第三班
来源：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2022-11-14 10:23:43

　　【摘 要】 由于我国战事历来“只重军事不及其余”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抗日战争时期的医疗救护问题一直是未能深入探究的薄弱环节。试以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第三班稀见的抗战时期史料，向人们展示出这一时期八桂医护人员在各抗日战场进行医疗救护的历史画面。

　　【关键词】 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第三班;医疗救护;桂柳会战;滇西反击战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19)06-0038-09

　　2015年9月3日，全世界亿万爱好和平人民瞩目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上午阅兵开始，10时45分抗战老兵和抗日英雄子女乘车方队尊享首发出场。其中1号受阅车上有一位身着国民政府军政部第四医疗防疫大队军服，曾以少校队长身份率领自己的医防区队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抗击日军入侵广西的桂柳会战战场以及贵州等战地救死扶伤的抗战老兵宋鸿基 [1 ]。1943年8月21日毕业于广西省立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宋鸿基主任医师，是此次参加阅兵式中仅有的两名百岁抗战老兵之一。而其当年所在的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第三班(届)，也是一个抗战老兵的无名英雄集体。

　　一、颠沛流离的第三班历程

　　1934年7月广西省立医学院在南宁市创建，首任院长是留日博士、原北平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戈绍龙。10月招收六年制本科生30人，开创了广西高等医学本科教育之先河，是全国建校时间最早的22所医学院校之一。

　　1935年9月广西省立医学院发布招生公告，对考取入学的学生，膳宿、讲义、实习各费由省款供给，学费免缴。修业期满，分派各县服务。考试科目：初试党义、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复试国文、英文、理化、生物、体格检查;考试日期：初试九月十一至十二日，复试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报名及考试地址：南宁在民权路内本院，梧州在省立梧州医院，桂林在省立桂林医院。经过初试、复试和体格检查，于十月四日由院长戈绍龙签署的录取名单放榜。第三班(届)南宁考点正取生：曾钜宣、黄丽华、童思恭(1938年11月退学)、吴英仁(1941年以后退学)、邓承天(1938年10月退学)、滕汉旭、杨成汉、廖琼堂(入学后1937年被逮捕)、陆钟珣、严济邦(后转入第四班)、文云海(1940年退学)、黄猷(入学后于1937年加入共产党，不参加广西军医学校支部活动，由中共邕宁中心县委领导，同年被逮捕)、李治芬(1941年休学)、宋鸿基、陈枌芳、曾振纪(1941年以后退学)、唐耀祖、黄庆彰、雷璧珍、程炽(1937年退学)等二十一名;桂林考点正取生：吴肇元(后转入第四班)、何日先(广西军医学校的首个中共党支部书记，1939年11月底因抗日需要退学)、李开儒(1938年12月退学)、钟荣顺、龙幼霖(1939年9月后退学)、张维新(1939年9月后退学)六人;梧州考点正取生：黄育仁(1940年退学)、林明仁、黄立国、吴竖基、张庆三、莫华庞、陈海成(后转入第四班)、黄立光(1938年12月报请恢复原名全世元)、甘振运、李伟诰、蔡有章、李德基、黄冠中(因肺病于1938年3月退学)、唐梓新、张祖燊(1937年退学)、蓝永英、王祥禄、梁佩铎、潘蔚鸿、蒙溥荪等二十三人;备取生十名 [2 ]。据注册课负责人称，本次录取新生，抱宁少不滥主义，所定取录标准较上一届略高，因投考者踊跃，录取各生的成绩均超过原定标准五分或十余分不等。十月十一日至廿日各生办理入学手续。二十八日第三班(届)新生在东门(今民生路与南环路交汇处)内原广西省立第一妇女工读学校旧址上课 [3 ]，开始了广西省立医学院学习生涯的首日。此后，1936年7月奉广西省政府令改隶广西大学，第三班(届)又成了广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1937年1月25日，奉第四集团军总部与广西省政府电令，广西大学医学院改名广西军医学校。此时学生的待遇变成在修业期间之被服、装具等费均由学校供给，并每名月支津贴伙食小洋十二元，结业后在实习期间，每名月支津贴国币四十元。毕业后成绩优良者，报请以三等军医正任用。学生毕业后，应受本省最高军事机关派遣服务，其服务规则另定之。该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紧接着淞沪会战打响。8月8日校长王士成在开学典礼上讲话，阐述日本侵略我国的经过与本校实行非常时期教育的意义，并在《医学的战时总动员》中称：“吾人对日抗战所应用之战术，为持久战，为消耗战，战事愈持久，敌人之消耗愈多，而吾人胜利之把握愈大。” [4 ]9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广西军医学校的首个中共党支部成立，何日先任书记、钟荣顺为组织委员，党员陈海成、黄丽华(10月入党)。尔后，黄猷、廖琼堂等学生被广西军医学校以“思想不正”的莫须有罪名开除，并遭当局逮捕 [5 ]。10月，作为大后方的广西也无法平静下来，桂军第21集团军开赴上海前线作战。6日，广西军医学校医、药科学生在南宁市郊西乡塘等地作野外演习。18日，南宁军医院组织巡回军阵外科手术团，由外科周泽昭主任任团长，率同医官祁开仁、石新寰、陈石君，技术员潘绍耀，及外科护士十余人北上救治抗日负伤将士 [6 ]。广西军医学校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开大会欢送巡回军阵外科手术团，并且该校先后增设军医、司药、看护和担架军士以及毒气疗法训练班等支持抗战。12月27日上午七时半，广西军医学校在校本部举行纪念周，全校师生三百余人聆听戴天放教官介绍上海与敌抗战详情，至九时散会。

　　1938年9月4日，第四批全国各地214名难童抵达南宁，为给予他们精神、物质等方面的安抚，广西军医学校全体师生前往保育院慰劳难童，由本科第二班(届)代表石毓秀、第三班(届)代表何日先等致词慰问，并捐赠桂币四百余元。难童代表答谢、报告被难经过，最后难童们唱起了令人悲愤难忘的《流亡曲》 [7 ]。

　　为了解抗战期间战时医务工作情形，以求逐渐改善，奉第五路军总部电令，广西军医学校校长王士成将校长职务交由主任教官张延华代理，亲自挂帅任团长，率该校第五年级(本科第一班)学生二十二人组成第五路军战地卫生调查团 [8 ]。1938年9月10日由南宁启程到桂林，旋于14日晨乘车离开桂林赴衡阳，转赴前线考察。该团行抵宋埠(今湖北麻城宋埠镇)时，突遭敌机空袭，团员魏尊善、蒙始著同学被炸成重伤，不治殉国。考察完毕返桂，该校师生以两同学不幸被炸殉难，为表彰忠魂，慰藉英灵，11月6日特组织召开追悼魏、蒙两同学殉国大会，并捐金赠慰其家属 [9 ]。第三班(届)同学亲见学长为国捐躯，无不义愤填膺。军医学校学生以现值抗战时期，为使一般民众认识抗战意义起见，特地每周按期出版街头画报。本年全世元入党，广西军医学校的共产党支部发展迅速，随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支部下辖医学本科小组(小组长黄丽华)和速成班小组。

　　1938年9月11日，日军侵占涠洲岛。自此，南宁隔三差五就遭受敌机侵扰，如9月19日日机19架空袭南宁，投弹65枚;22日复有敌机27架投弹30余枚，致使南宁人民财产、生命蒙受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从此，第三班(届)学生开始亲身经历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课桌的战乱生活，上课时间被迫改为下午四时至晚上九时。11月，广西军医学校被敌机轰炸，学校及军医医院相继疏散至田阳县的那坡和田州，并在危难艰苦中坚持教学和医疗两不误。

　　1939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在灵川县南藩乡(现属灵川镇)由工委书记陈岸负责开办一期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班，何日先、黄丽华参加学习。何日先被中共广西省工委组织部长黄彰指定参加田东中心县委并任宣传部长，后于11月奉命离开学校，担任南宁战时工作团第二中队(后转任第一中队)中队长，到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参战打击日军，慰劳前方将士，并向张声震等队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0]。黄丽华接任广西军医学校支部书记。1939年乃多事之秋，4月26日广西省政府第407次委员会决议，将广西军医学校改为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9月，广西省政府下令恢复广西省立医学院。此时的第三班(届)由于被逮捕、开除和休学等变故，只剩下40名同学。11月14日，侵华日军发动了旨在切断国民政府补给运输动脉、胁迫国民政府投降的桂南会战，24日南宁沦陷。包括第三班(届)在内的广西省立医学院全体师生加入了有家不能回的“难民”行列。面对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广西省立医学院党支部毅然决然地动员军医速成班和医护班的34名学员参加学生军，走上了抗战的最前线。

　　1940年1月27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电令广西省立医学院由田阳迁往桂林。2月15日六年级(本科第一班)学生开赴桂林省立医院实习，其余师生则暂徙宜山(今宜州区)。7月，桂林新院筹建事宜完毕，全校五年级(本科第二班)以下学生及员工分组徒步迁移桂林。14日，学院运输车队行抵万冈县(今巴马瑶族自治县)，惨遭日军飞机空袭。其中黔字6362号车油箱中弹起火，损失图书3箱、行李34箱，幸无人员伤亡。9月22日，省主席兼院长黄旭初亲自主持开学典礼。第三班(届)的学生和全院师生员工一道，又开始了一段较为宁静的学习生活。

　　二、剑芒初露的战地牙医医务团

　　1942年10月7日，广西省立医学院决定组织由华西大学牙科毕业、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广西军医学校牙科教官兼南宁军医院牙科主任、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口腔卫生上校教官郑昭明博士任团长，包括牙科医生林明仁、唐耀祖、滕汉旭三人，护士二人，及工役一人的战地牙医医务团。预定出发到柳州、南宁、龙州、镇南关(今友谊关)各地为驻军官兵诊疗牙疾，工作时间暂定三个月。此举得到广西各级长官及社会人士的热心赞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捐款五千元、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捐款三千元、副司令长官夏威捐款三千元、统监陈劲节捐款一千元、蔡廷锴将军捐款一千元、张司令长官夫人刘景容女士捐款一千元、张媚华经理捐一千元、广西纺织机械厂捐灰布两匹，同业公会及各药房捐款捐物以及各界赞助者甚多。尤其是首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因嘉许此行，特捐助国币五千元以示奖励 [11 ]。

　　10月22日，广西省立医学院战地牙医医务团自桂林出发，翌日抵达柳州，随带器材药品颇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卫生处张处长及曾副处长对该团甚为赞助，招待该团工作人员下榻卫生处。预定晋谒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即可施行牙病诊疗工作。24日晨晋谒张发奎司令长官，张发奎对该团极为赞许，并指示一切，即令该团自明日起在司令长官部开始诊疗。25日，战地牙医医务团在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卫生处开始工作，长官部全体官佐士兵皆往就诊，先行口腔检查，然后分别治疗。张发奎司令长官及吴石参谋长以该团此次出发战地治疗抗战英勇将士意义重大，特为嘉勉，于当晚在长官部食堂设宴招待战地牙医医务团全体人员。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工作诊治十余天后，又转到战区干训团工作十多天。

　　11月23日，广西省立医学院战地牙医医务团在柳州工作完竣，随即转往南宁。于驻邕某总部从事牙病诊疗工作，并分一队往驻西乡塘的教导队同时开展诊疗工作。至12月10日离开南宁，累计在邕时前往工作之单位共有五个。

　　由于在柳州时龙州驻军188师海竞强师长就亲临拜访团长郑昭明博士，询问赴龙州、镇南关(今友谊关)日期，俾准备欢迎。故该团于12月10日赴龙州前线开展诊疗工作。1943年1月中旬返回，途经柳州时又前往北郊鹧鸪江畔的第16集团军妇孺工读学校施行诊疗，工作至月末31日，方才离开柳州返桂林。此次在第四战区工作四个月，共诊治官兵六千九百九十七人、手术凡五百八十次，颇受各地将士欢迎和各长官之嘉许。

　　1943年3月14日至16日，广西省立医学院战地牙医医务团在桂林举行第四战区工作展览以及口部卫生宣传。并准备于补充药品及器材后，对驻桂林市的英勇武装战士开展诊治 [12 ]。3月15日《(桂林)广西日报》第四版刊登广西省立医学院院长李祖蔚《从战地牙医服务团谈到战地医务工作》[13 ]一文称：“在缺乏医学人才的我国，平时已感觉卫生人员的不够分配，在这抗战时间自然更觉急需了，在后方民众尚感‘求医难’的今日，前方将士自然益觉求医之不易了。现在我们把后方急需的牙医出发到前方去，固然想减少将士们跋涉就医的劳苦，增强抗战的效能，然也想对卫国同胞略致敬意而已。这是本院组织战地牙医医务团的本旨。牙医团的设立，在国内虽属创举，然其孕育长成，却具有历史渊源的。盖二十七年时本院已有第X战地卫生团的组织，由王士成博士率领团员二十余人，出发湘鄂等地，此可为今日组成牙医医务团的先导。所以，牙医团在院史上面是负继往开来的使命的。”文中盛赞战地牙医医务团在“缺乏先天的生存条件，当有流产之虞”的前提下，并不心灰气馁，反而将该团加速建成以自惕。“不能忍视前方将士长患牙疾，待工作条件完备才开始服务，乃在‘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艰苦支持中，和各长指导协助之下”，成功出发了。文章总结此次服务期间工作经验所给予的教训，叹息时间太短(仅四个月)、范围太小(才一个战区)、疗治人员不到需要疗治牙疾的前方将士的百分之一。最后李院长对医务工作者和后方各界人士大声疾呼：

　　“……前方的‘有求无供’，面临‘医护人员荒’ ……为什么独对前方六年来的‘医护人员荒’好像熟视无睹呢?难道要前方英勇将士力疾交锋，扶病杀敌吗?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原则昭示之下，我们医护人员应火速设法抢救前方的‘有求无供’，勇敢的负起大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多出一份力量，少减前方将士一分痛苦，多增倍一分抗敌素。在战地进行医疗工作，因条件的不足，进行医疗工作不无相当困难，然这正是克服困难的试金石!我们大家要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下着‘知不可为而为’的决心，去干大有可为的事业，在战地进行医护工作，在简单设备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克服困难，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的。本院战地牙医医务团……带回前方英勇将士的热望。他们盼望后方医护团体尽量接纳他们急切的要求，另组与本团性质相同的牙医医务团、外科医务团、眼耳鼻喉科各科团等源源出发到前方去!而本团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了。”

　　1943年3月21日至23日，应陆军通讯兵第X团斯团长之邀请，广西省立医学院战地牙医医务团又派队前往，在通讯兵团部为官兵诊治牙患。在广西省立医学院战地牙医医务团行动的带动和鼓舞下，一系列的战地医疗工作热潮被掀起。在得到第16集团军夏威总司令、韦云淞副总司令暨各界捐助五万元后，以李以均为团长的桂南国药疗伤团出发到桂林、全州、衡阳、曲江、长沙、老河口等地，开展对伤病官兵之疗伤服务工作;桂林市医药界筹创医药服务社，计划集中全市医药界力量，从事救助贫病及战时救护等。广西医药界纷纷响应，并立即行动起来支援前线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贡献绵薄之力。

　　三、参加桂柳会战及缅北滇西反攻的征程

　　1943年7月25日参加完毕业考试，从8月起，第三班(届)学生被派入附属医院，担任实习医生工作。期间遵从教育部命令：实施学生暑期作业，假期学生亦不能随意回家，结业班以医院实习的工作报告算为作业成绩。8月21日实习期满，早上8时在学院大礼堂举行广西省立医学院本科第三届暨附设高中班毕业典礼，省主席黄旭初、教育厅长苏希洵等政府官员十余人莅临。典礼由院长叶培主持，报告本届毕业生人数，计本科生三十人，附设高中生三十三人，随后请黄旭初主席训话，并颁发毕业证书及各项奖品。本科受奖毕业生有黄大权、林明仁二人。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早在2月间国民政府行政院就公布了《卫生人员动员实施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受动员之卫生人员范围包括公私立医、药、牙、护、助产院校新毕业学生。随后又颁布《卫生人员动员实施办法补充规定》，指出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所称之公私立医、药、牙院校新毕业学生，军政部征用百分之五十，卫生署征用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十留校缓征一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掌管全国军政的中央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行政、全国总动员之筹划、管区之筹设、兵员之征募编练、军事后勤之保障等。1938年1月，军政部之下增设军医署等。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鉴于当时抗日部队散居广大农村，军民一体，为保障军民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军方也建立了防疫部队。到1941年12月，又扩充为每个战区设立防疫大队、医防大队和流动手术大队，负责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受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配属于各战区的大队下设若干支队(后为中队)，比其规模小的分队则由若干区队(小队)组成。这些中队和小队被分别部署在各地 [14]。大队的人事、设备、经费由军政部军医署负责，业务由司令长官部卫生处领导。大队长为上校，下编有医师、卫生工程师、卫生稽查员、护士、药剂师及药剂士、技工和夫役等，约有官兵131人。防疫大队、医防大队和流动手术大队在后方时，协助训练部队、整休部队及后方医院等;在各兵站时，协助兵站部队、机关及兵站医院等;在野战时，协助各部队救治伤员、施行预防接种、隔离、消毒、驱灭病媒昆虫及鼠类、改良环境卫生、实施细菌学与化学检验，以及部队卫生教育、卫生稽查等其他应办事项。防疫大队、医防大队于1944年12月奉命统一改名为“医疗防疫大队(简称医防大队)”，负责协助各部队及兵站卫生机关之医疗、防疫及卫生教育工作 [15 ]。负责第四战区卫生防疫等工作的是军政部第四医防大队，1944年时大队长为张润吾。

　　1943年7月2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征字第二一八号军政部快邮代电” [16 ]送达广西省立医学院，内称“广西省立医学院李院长①：准广西省政府代电，检送该学院卅二年毕业生名册一份到部。查册列毕业生……甘震运等十五名归本部征用。……兹照《卫生人员动员实施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填发该甘震运等十五员动员证十五份(证上应贴各该生相片，由该院收集代贴，并在相片上加盖骑缝章)，仰转发。遵限赴指定服务机关报到……军政部部长 何应钦 午冬”。于是，第三班(届)毕业生甘震运(甘振运在广西省立医学院毕业证上所用名字)、唐梓新、黄立国、蓝永英等收到了前往驻扎在柳州的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服务的动员证;黄庆彰、陈枌芳、宋鸿基、杨成汉等收到了前往驻扎在柳州的军政部第四医疗大队服务的动员证;钟荣顺、蔡有章、李伟诰、全世元、曾钜宣、黄丽华、林明仁等收到了前往驻扎在柳州的军政部第一流动手术大队服务的动员证。他们均于九月三十日限期前赴柳州各自服务的军事医疗机关报到，成为了一名保家卫国、救死扶伤的抗击日本侵略的白衣战士——军医。卫生署征用的第三班(届)毕业生12人则分别服务于广西各医(卫生)院，如吴竖基、唐耀祖在上林卫生院，张庆三到宾阳卫生院，莫华庞去岑溪卫生院，潘蔚鸿奔赴融县(今融安县)卫生院，陆钟珣前往武鸣卫生院，雷璧珍任广西省立柳州医院医生，滕汉旭则服务于贵县(今贵港市)卫生院等。留校的有林郁华、李德基、梁佩铎三人。

　　1944年4月，日寇发动豫湘桂会战。9月12日桂柳会战开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再次践踏我八桂大地。11月10日12时日军完全占领桂林，13时柳州失守。此后，日本侵略军沿黔桂铁路两侧向西进犯，14日占宜山(今宜州区)，22日攻陷河池，25日经下洞坪进攻贵州荔波县之黎明关，28日攻占南丹，12月2日攻陷贵州八寨(今丹寨县)、独山。第四医防大队的全体官兵紧跟着战事的进程，在各个战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枪林弹雨抢救我英勇负伤的前线将士以及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第四医防大队官兵的战斗详情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不过从目前仅存的盖着“军政部第四医防大队关防”大印的杨成汉《军政部第四医防大队征调医师服务期满临时证明书》 [17 ]上“‘惟因战事关系，本队驻地屡迁’致使军政部颁发的正式征调证明书无法收到，而特发临时证明书，藉资证明”寥寥数语，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战事的激烈状况。在桂林，根据宋鸿基的口述 [1 ]，他以少校区队长的身份带领一个医防区队配属第46军卫生处，曾在桂林城内民房里开展医疗救护服务工作，为从前线撤下的伤病员和周边群众疗伤治病。在梧州、在柳州、在河池、在南丹，第四医防大队的官兵们不顾环境的恶劣、条件的简陋，依然坚守着救死扶伤的岗位。最后，宋鸿基接到命令随第四医防大队撤退到贵州独山县，在黔桂公路上目睹了众多横尸路边的难民。整个医防大队于日寇来犯中分崩离析，被淹没于填满公路的逃难人群的洪流之中，部队被难民流冲散，甚至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因座驾吉普车被挤坏，不得不徒步爬山逃难。宋鸿基从独山出来，前后走了12天，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贵阳。1944年底，他终于加入驻扎在贵阳图云关密林深处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该会为适应战局变化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的产物。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汉口将原救护委员会改称救护总队部(全称“中国红十字总会临时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部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f Corps ”，简称“救护总队M.R.C”)，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6月，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底，迁至湖南祁阳、广西桂林。1939年2月，又迁至贵州贵阳的图云关。1946年5月，救护总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奉命解散。贵阳市档案馆根据救护总队部档案整理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名录》 [18 ]所载的不完全名单(比如遗漏了1938年任第4大队大队长的尹亦声以及预备大队的黄大权等)，统计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前后共有成员八九千人，医师约900人。救护总队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还有来自波兰、德国、奥地利、苏联等国家的友人，以及毅然返回祖国共赴国难的爱国华侨。世界各地援华的医药物资经图云关运往抗日前线，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也由此奔赴各战区，使图云关成为当时战地救护的“心脏”。1942年秋，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兼任总队长，医务股得到扩充，决定每个战区设一个医疗大队，大队设有设备齐全的战区医院。每个医疗大队按工作需要下设5个中队，中队设战地医院，有X光机等基本医疗设备;中队下设2个医疗区队和手术队，医疗区队才是最基本的医疗单位，它紧密配合战场救护工作。每个医疗区队配置医师3人、护士5—7人、高级助理员3—5人、初级医护助理员4人、事务员1人，可独立承担伤员的清创、包扎及基本手术。后期由于战场的扩大、战事的延长，每个医疗区队人数常在10人以下。除了正面战场，救护总队也派出医疗队到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敌后战场的将士提供医护服务。

　　服务于第四战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四大队开始驻扎于广西桂林，后移驻柳州。桂林、柳州沦陷后，1945年设于贵州独山，大队长朱润深(广东万宁人，后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由舒道隆接任)。目前查到的资料表明，该大队下辖42中队(421、422区队)、43中队(431、432区队)、44中队(441、442区队)和45中队(451、452区队)等。宋鸿基加入救护总队后，曾任第五大队51中队512区队长，不久转任第四大队45中队452区队长，驻扎在贵州马场坪。甘震运(甘振运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名录》上所用的名字)则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四大队43中队432区队长，驻扎在贵州贵定，仍旧坚守在第四战区的抗战前沿，继续从事难民和抗战将士的救治防疫工作。他们常常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疲倦了就用冷水浇头，然后继续工作。他们凭着自己的苦干精神，“前进是工作，转进还是工作”，始终没有脱离战场，确实做到了“一切为前方”。随着南宁、金城江等失地的收复，第421、422、431、432、441、442等6个区队前进至南丹、宜山一带积极开展工作。其余各区队也分头跟进，直至抗战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总队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共施行外科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起，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X光照相5631起，X光透视52798起，预防接种4632446人次，消毒灭虱792148人，灭虱衣服3881176件。

　　随着逃难大军涌入贵州的还有第四医防大队的黄庆彰、蔡有章、陈枌芳、黄大权等人，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贵阳，并在那里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任命为预备大队的医师 [19 ]。由于缅北、滇西反攻前线的需要，他们分别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十大队051区队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外科流动医院等单位的一员。此时毕业于广西梧州卫生学校的助产士罗绍贤也由南丹县六寨卫生院逃到贵阳，在怀集同乡蔡有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派到第十大队051区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十大队，是为中国远征军服务而特设的一个大队。

　　1939年冬，日军侵占南宁;1940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并与暹罗(泰国)订立“友好条约”;1941年底香港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援华通道。1942年3月16日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次远征军，由云南进入缅甸后对日军作战失利，中日军队在怒江形成持续两年的隔江对峙局面。中国政府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1942年底，大部分部队在保山、永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并成立大理干部训练团(后改名“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为反攻缅甸培训所需的工作人员。至1945年3月，该训练团共招学员约2000人。他们毕业后或者成为部队的连排军官，或者回滇西各县原籍做地方工作，甚至到滇缅敌占区工作，为反攻滇西、缅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援华的陆路运输通道丧失殆尽。于是在云南昆明的巫家坝、呈贡、大理云南驿、寻甸羊街、陆良、沾益等地扩建、开建机场，为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和提供后续反攻的空中支援及运输奠定基础。

　　1943年2月1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第二次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28日在楚雄建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1月，卫立煌接替因指挥鄂西会战致旧病复发辞职的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推进至怒江边的保山县板桥乡。为配合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中国远征军从1944年5月11日起，利用雨季夜间浓雾的掩护，从北起泸水县六库渡口、栗柴坝古渡口，南至施甸县打黑渡口约150千米的江面分南北两翼巧渡怒江，血战高黎贡山，沿滇缅公路南下，拉开了把日寇逐出国门的滇西反攻作战的序幕。9月7日下午6时左右，第8军全歼松山日军，收复松山;14日，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将腾冲日军全歼。11月6日，攻克龙陵;20日收复芒市(今潞西市芒市镇)。12月夺取遮放(今潞西市遮放镇)之战胜利完成。1945年1月20日，将日军逐出国门畹町(今瑞丽市畹町镇)。27日，新22师主力向紧邻畹町的缅甸芒友日军发动总攻，并将其顺利拿下，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3月8日晨，攻占缅北的新维(又名兴威)、腊戍。30日，第50师从细胞(又名昔卜)出发，与英军会师于乔梅(又名皎梅，距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185千米)。至此，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任务以全胜告终。

　　缅北、滇西反攻计划是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主持制定的，其非常注重后勤、医疗卫生救护的保障，并首次在中国抗战中使用了直升飞机救护手段。救护总队积极配合远征军部署，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并增设第10大队。1944年四五月间，救护总队第10大队所属011、012、021、022、031、032、041、042、051九个区队及附属英国公谊3、4队等同时到达指定位置。12月，021队改编为第8手术队，第7手术队亦到前线，随军开展野战救护。当时救护总队对远征军救护的配属情形是：1.第10大队队部及032医疗区队驻昆明;2.滇越线，第042医疗区队设河口，第031医疗区队设建水，第012医疗区队设开远，第1、2手术队设文山，第3手术队设砚山;3.滇缅线，第011医疗区队设保山，第022医疗区队设镇康，第041医疗区队设顺宁，第051医疗区队设楚雄，第012医疗区队设绥宁。按照预定计划，远征军全部64个医疗队应于9月中旬到达任务地点，但至12月底，至云南区所报到的不到半数。救护总队第10大队的9个区队及总队附属的7个队率先于四五月间就开始工作。由于其余机关应派的各医疗队迟迟未能到达救护区域，以致在战事紧张时期救护总队承担的救护任务特别沉重 [20 ]。

　　第10大队队长徐崇恩曾在《第十大队与缅甸反攻》中记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怒江两岸的交通困难，到了陆地上，只有步行，一脉的高山崇岭，常常会遇到大雨滂沱，一个不小心，就会跌而坠崖去。……051医疗队有一次在雨中跋涉，深夜还投不到宿处，便在敌人放弃的工事中睡过一宵，全体队员全身浸在水中，一夜不能安眠。随军工作的吃的问题……我们就很难了。第051医疗队队长甘理安医师(Leon Kamienetzki，波兰人，1941年12月加入救护总队第10大队)，在高黎贡山施行手术时，对面的排炮飞来，几遭不测，虽知道危险，而他仍在危险中完成手术。”远征军救护工作持续到滇缅反攻胜利。由于救护总队第10大队各医疗区队全体救护人员的努力，在短短数月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工作业绩：内科住院52058人;外科住院86936人，门诊106266人，手术1140人，化验13544人，特别营养44414例，预防接种18300人，X光检查176人。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名录》中，人们可以见到原广西省立医学院第三班、时任救护总队预备大队第17中队172医疗队队长的吴肇元医师(第四届毕业)，时任救护总队第4大队92中队922医疗队队长的李季望医师(第四届毕业)，以及第一届毕业在救护总队部医务科任职的陈桢琳医师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抗战老兵都在祖国的医药卫生战线上继续奉献着，老共产党员钟荣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421医院主任军医;蔡有章是成都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立国任广西区人民医院院长、援尼日尔医疗队队长、主任医师;李伟诰为广西医学院外科教授、中南第二期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队长;黄庆彰是中国药理学会广西分会倡始人兼首任理事长、药理研究员;甘振运为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黄大权为桂林工人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黄明，原文载于《广西地方志》期刊201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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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战地牙医团今日起为军人诊治[N].(桂林)广西日报，1943-3-14(3).

　　[13]李祖蔚.从战地牙医服务团谈到战地医务工作[N].(桂林)广西日报，1943-3-15(4).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卫生机关配备数量表(防疫队)[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805-517.

　　[15] 朱克文等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168.

　　[16] 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政部征字第二一八号军政部快邮代电[Z].广西档案馆档案号L047-001-0320-00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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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33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