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战场主要有三股力量在作战：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不同于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进行的广泛战斗，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却很少得到国内外新闻界的报道。这一方面是由于分散的游击战不如大型战役引人注意，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封锁，外人很难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无法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零星的报道。1936年，著名美国记者斯诺撰写著作《西行漫记》，拉开了西方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日根据地情况的序幕。此后，这一类的报道陆续增加，但数量有限。
国民党执行对共产党抗日敌后根据地严格的新闻封锁，导致西方舆论一直对延安充满疑问和好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共冲突成为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
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抗战力量让美国政府更加迫切希望了解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真实状况。随着抗战的进程，罗斯福对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感到不满。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加深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场局势的忧虑。于是，罗斯福总统决定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组织结构与战斗力、根据地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力度。
同时，罗斯福希望能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设立气象站为美国空军提供气象预测。军事观察组成员到延安后，向华盛顿发回了上百篇关于延安的报告，包括对延安社会风貌的描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以及对延安地区根据地建设的观察。
这些新闻报道和报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档案记录，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各方面基本形象，同时，观察组的报告还得出了“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的结论。
1938年版的《西行漫记》
一、抗战爆发后美国新闻报道中展现的延安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在中国的各种战争暴行被国际媒体报道出来，在美国引发了公众强烈的同情和关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事迹更是多次登上了《时代》周刊。
根据1937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一年度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件排名第二的就是中日战争。美国公众的同情更是明显倾向中国。根据调查显示，美国人不仅对于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感到震惊，对于战争的暴行更是感到愤怒，对于中国的同情率从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了1939年的74%。
但是，国民党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不允许报道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情况。西方记者中首先冲破新闻封锁的是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抗战爆发前一年，斯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冒险进入陕甘宁边区(即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访，于1936年写成《红星照耀中国》，生动翔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各项建设和成就。这一著作在1937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西方舆论界的极大兴趣。
1937年10月11日，《时代》周刊在海外视角栏目中，第一次大篇幅报道中日战争最新状况，表达对于中日战争进程的担忧，指出“军事观察家们甚至感觉到蒋的失败和撤退是故意为之”。报道还配发了十余张战场图片，并在地图中对于战争的交战区域进行了详细讲解。
紧随这篇报道之后，《时代》周刊首次介绍了延安八路军抗战情况。报道中将中国共产党介绍为“真正牵动人心的X因素”，“与国民党军队战斗长达十年的军队”，在国家危难之前，愿意“效忠于蒋，只要蒋能够坚持抗战立场”。文中还配发了1936年冬西安事变后拍摄的共产党军队的照片，并指出：在东北沦陷以后，仍然有大概一万多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发东三省及华北区域，坚持抗战。
其中，对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最为丰富。在长达三页的报道中，出现了十七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日常照片，包括官兵的学习、军事训练、生活用餐、歌咏比赛和篮球、乒乓球等体育娱乐场景。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文字介绍，展示延安的八路军官兵的严谨纪律，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和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该刊还刊出了毛泽东与朱德与官兵们在一起的照片，他俩神态自如，和蔼亲切。还有一组军政大学中的儿童学习照，儿童们与官兵们在同一窑洞中席地而坐，手拿报纸和书籍专注阅读。
此后，关于共产党的零散报道陆续出现在《时代》周刊上。1938年《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写道：“蒋介石的一些最精良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游击队破坏铁路线，偷袭日军，护送军需品，消灭小股日军”，“共产党的军队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还刊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系列报道：1938年8月，专门发文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1943年刊登《来自人民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一文，报道了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所进行的一部分游击战情况。
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真理和道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八路军第一个随军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完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该书出版以后，《时代》周刊立即发表书评，引起很大反响，被《纽约时报》全文转载。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征战的见闻，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素养和领袖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经过《时代》周刊的宣传，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更多的声音要求对延安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情况，《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描述朱德是“中国第一号的游击队战士”。时代集团旗下的另外一本杂志《财富》也赞扬中国共产党，称“谦虚、笑眯眯的朱德和他的游击队是”“一群难以想象的高效率的人”。
美国记者等对边区所见所闻的报道，引发外界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情况的呼声。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担任驻华武官后，成为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曾跟随中国共产党游击队行军作战的美国军官。1940年，他在纽约出版著作《中国的双星》，高度赞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3月16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给美国国务卿写信，附上了在延安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医生、曾经到达过延安的军官等人写的报告。报告认为，延安已经是“中国最为高效的政治组织”，八路军是“为了人民和中国的利益”，“无限忠诚”的战斗队伍。对这些报告，纳尔逊感慨：“虽然我认为延安的外交政策依然受到一些苏联的影响，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和牺牲精神让我肃然起敬。”
还有一些到达了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也开始写下自己的见闻。1942年5月，美国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从北平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停留了整整六个月。霍尔在随后给美国使馆的报告中强调，自己在去根据地前，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是“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而“华北地区人民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和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的(抗日)惰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对延安的调查与报告
(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访问调查的背景
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美军高级将领迫切希望更多了解八路军抗日行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边区情况。1943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根据日本相关报道和斯坦因等人刊发的新闻中的数据，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指出：“显而易见日本人在华北遭遇到了严重的损失”，“尽管他们在伪军，一千架机关枪，四台坦克的帮助下”，“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作战”，但是在“这些地区的”战斗报告中，“共产党的游击作战”成效值得“特别注意”。
同一时期，美国诸多的飞行员在与日军空战中跳伞，得到八路军及民众的努力救援，他们也带回来一些和国民党新闻报道迥异的故事。他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军队“并非饥肠辘辘或者组织涣散”，“而是相反，在保卫自己的村庄，抗击强大到足以在正规战线攻占一个个城市的敌军”。他们证实，他们看到 “中国军队在坚守地盘，而不是节节后退”。
1943年9月，蒋介石决定，要千方百计打消美国人把中国共产党列入抗日伙伴的想法。蒋介石甚至预料到，美国政府会在1943年12月举办的开罗会议提出中国问题。于是，蒋介石在和罗斯福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罗斯福对他的儿子(Elliot)谈到本次谈话时说，“蒋介石试图让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抗日。然而，我们知道这并非如此”。对蒋介石话语的怀疑，坚定了罗斯福要派观察组前往延安进行社会考察和观察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决心。
1944年1月15日，深得罗斯福信任的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提出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派遣观察组。他在信中写道：“自从我们派遣正式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前往共产党人的地区，已经是六年前了。自那以后，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一切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报告都来自于二手资料，而非正式报告。”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最大的军事和工业基地附近有军事作战指挥基地”，“他们可能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最大的挑战”，同时他们还说过“非常欢迎我们观察组的到来”。
与此同时，英国人试图收复东南亚殖民地的战略构想促使戴维斯向白宫建议，将美国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中国。而这就要求美国必须要接触和了解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戴维斯的信给了罗斯福更多的信心。1944年2月2日，他在写给蒋介石的密函中写道：“为了我们共同的军事目标日本”，为了能“从空中和海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我们需要了解“华北更多的军事情报”，因此，派遣观察组前往“华北和陕西等地”变得“十分迫切”。
1944年7月，在华盛顿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和随行的中外记者团先后到达延安进行报道。中国共产党对考察团的到来极其重视。考察团到来前，毛泽东给董必武发电报，详细描述了延安机场的设施，并提出“关于飞机场一般情况及降落时应注意事件，望若飞与他们详谈一次”，不仅如此，他还在《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中，加上“战友们”三个字，将观察组到达延安定义为“抗战开始以来激动人心的事件”，并认为“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争取一切抗日力量的极大重视。
毛泽东、朱德和包瑞德在延安
(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开展的调查工作
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不要特别招待”，“不当看客对待”，吃饭和住宿与延安方面“同样”。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启程前谈道：“我感觉此次任务很重大，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列出的考察项目主要是：
共产党军队力量、组成、驻地及其装备;共产党军队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作战情况;共产党军队统治地区之介绍;共产党军官之全部名单;共产党在战区情报之使用法;轰炸目标之情报;关于美空军轰炸效果之情报;华北气象的观察和报道;华北道路和交通;华北日军机场及防空设备;日军战斗序列;日军空军战斗序列;伪军战斗序列;日军作战情况;经济情报和海军情报。
其目的主要是了解日军空军陆军力量及其位置，通过会见日军俘虏，研究所有缴获的日军文件，访问中国研究日军战斗序列之人员。参与观察组的第一批美方人员共计18人，名单如下：
中外记者团的记者在延安停留了两个月，进行了一系列访谈。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更加复杂，根据这些安排，美军观察组召开会议，听取八路军将领情况介绍;召开关于通讯、飞行员救护、政治工作与民兵游击队、海军情报、爆破等方面的专业座谈会;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参加联欢活动等各项活动。
中共中央对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认为“观察和访问”不能当作“普通的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始”，“国际统战工作，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记者团和观察组在延安都得到了极大的采访和观察空间，包瑞德刚到达延安第一周就写下报告说：“观察组工作进展虽然不快，但是总体令人满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军政官员尽其所能给予配合”。
(三)美国新闻界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考察报告展示的延安形象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后，从1944年7月开始，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写了大量的报道和报告，从多个方面描述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展示全面而真实的延安形象。
1.对延安社会状况的描述
到达延安后，白修德详细描绘了对延安的第一印象：“延安市区里面有四万多人，其中一万一千是陕西本地人”，“其余是首脑和心脏，中国共产党中心机器各部局与其他各行动机构的人物”。“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两房屋，那里面是军队的总部和党的总部。军队总部隐藏在山脚下一个清明美丽的花园中，用泥和灰色的砖所造成的一些建筑物”。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的记者福尔曼介绍说，虽然“古老的延安城被日本人炸毁了”，但是“并没有能够赶跑共产党的政府和人民”，他们“搬到延安山谷”，这个“窑洞城市可以防御敌机的轰炸”。
在斯坦因的笔下，延安则更加具有文艺气息，他写道：“延安看来安静朴素，与其说像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不如说是像中世纪学院的校园”，“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会合的山岩上，高大金黄”，“一排排陡峭的山峰，或是长着绿油油的小麦小米，闪耀着”。
对于延安的政治环境，斯坦因写道：“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就去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习惯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斯坦因，对此反而感到有点不适应，因为“共产党人不急于宣传”，墙上的画“很明显不是为了我们才挂起来的”。“共产党中央是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在这里，几百个负责人员的工作和私生活似乎已经融合在一种踏实的自发的热情的开路先锋的气氛中了。”
相比之下，美军观察组成员更多地关注到延安的高效、整洁，热火朝天的生产面貌。谢伟思在报告中写道：“这里的人民、精神风貌和氛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简单却非常积极昂扬”，百姓之中充满了一种“民主而亲密”的乐观氛围。虽然“因为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棉花、糖、火柴和米都非常短缺”，但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成效是让人注目的”，不管是百姓的“聚会”，还是“学校都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不仅百姓积极参加生产运动，而且连“学生和士兵都要参加”。
包瑞德的报告则更多地关注了延安的效率，每一位“士兵都在高效地执行命令”，“八路军的领袖坦陈八路军虽然缺乏武器、药品”，但是却对“对日作战充满了信心”。观察组到达延安才一个月，就发现延安通信器材和药品的缺少最为突出，但是“一旦解决了通信器材的问题”，就可以立即“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作战情报基地”，从而更好地进行合作对日作战。
2.对延安军民关系的评价
白修德则把延安的民众形容为“一小块黄土中的人民，是共产党抗日战争中的眼睛、耳朵、神经和触角”。与此时国民党疲软无力的抗战相比，白修德写道：“共产党军队能够统帅两到三万有训练的战士在一个区域里单独行动。在这些抗敌力量的后面，还有着农民拥护的基础，他们散布在日本交通线的后面和周围，布满整个华中和华北。”
每周六晚上在党中央总部大会堂举办的舞会，最让外国记者和军官们兴奋。在优美的旋律中，“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会跳起舞步”，“叶剑英还会带来他三岁的女儿妞妞”，连“孤零零驻守在山区里的美军观察组前哨士兵也在受邀之列”。
为了表示对观察组的欢迎，林彪、叶剑英等领导人和普通的百姓、士兵一起伴随着《进军佐治亚》《扬基歌》“旋转摇摆”，在“被踏平的泥地”上跳起舞来。在戴维斯看来，这些舞会就像是自己家乡的“教堂联谊会”一样亲切。显然，“活跃而自然的延安的气氛和愉快热烈的实干的八路军军人似乎把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迷住了”。
延安民主的氛围让斯坦因非常惊讶，“延安政治舞台的后台是大的群众集会、秧歌”。“穿着普通士兵的没有徽章的蓝棉军服的人，和似乎素不相识的老百姓聊天，被介绍给我们时，原来是有名的军队指挥官”。这样小小的延安，如何与当时半个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争胜呢?斯坦因在报道中写道，重庆“越来越松懈，厌战，冗员过多”，而延安的共产党则“真正知道如何利用普通老百姓的心和手”。
除了记者们的报道，谢伟思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更多观察组成员的日常见闻。巴格里奥中尉多次提及军民团结的景象，卡斯伯格少校也证实：“我看见战士行军走过，村民们上前送给他们吃的当礼物，玉米、水果、饽饽等。”而军官和大学教授也“并没有什么特权”，我们多次看到“我们的邻居大学教授在自己的窑洞外进行劳作和修理工作”。
美国军事访问团在延安参加劳动
3.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评价
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还系统整理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总体印象，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年仅23岁”的政党，他们的领导人首先是“年轻”“充满活力”，同时，他们的“行动敏捷”“充满智慧”“思虑周详”。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充满了“热情、忠诚和决心”。
面对艰苦的作战，他们充满“坚强的决心和耐心”和“牺牲精神”，并拥有毋庸置疑的“个人魅力”。在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自律严谨”，也有“灵活的工作方法和民主的工作态度”。这是一个“高效而强大”的组织，他们“运转严密”，并充分具备“团队合作精神”，成员内部“坦率而真诚”。谢伟思总结道，这是一群“成熟而充满实践能力的领导人”，他们“有崇高的信仰”，“强大的执行能力”和“为信仰牺牲的精神”，可以“毫无疑问地让美国人表达对他们的钦佩”。
记者团成员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描写，更加具体生动。斯坦因写道，毛泽东“穿着宽大外衣，高大，和善”，“深思而精确”，“特殊有力的前额，和透视一切极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以及成熟人格所表现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
朱德将军“身体宽厚，虽然已经五十八岁，还是非常强壮，他的话很少，聪明，条理清晰深刻，令人愉快的面容为军队人民所敬爱，因为他和善的微笑使得每一个人都愉快”。贺龙将军“士气十足又很风趣”，周恩来则是“直率而坦诚”，“充满魅力”。
对于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地位，白修德尤其印象深刻。他说，毛泽东受到了民众真诚的爱戴，一部分是由于他不可匹敌的知识上的杰出，也由于在过去二十年的革命中，毛泽东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成就”。
谢伟思和毛泽东曾进行过一次长达八小时的会谈。事后，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的坦诚和乐观精神表达了赞美，并在报告中强调要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因为，虽然缺乏装备，但是“八路军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并且“能真正和日本人战斗”。
《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对朱德进行了专门的采访。在采访中，朱德讲述了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艰苦条件和边区一直缺乏的物资，同时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作战“灵活而充分的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如果可以和美国空军协同作战，美国空军协助运输物资和提供空中火力支持”，八路军则有信心打赢这场艰苦的对日作战。
4.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素养与战斗力的评价
观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素养与战斗力，是美军观察组的重要工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非常缺乏武器”，但是“他们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做的工作是让人惊讶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实现了相当的军事影响力”，很大程度“把日军牵制在了华北一带”。在“过去七年的抗战里”，八路军的作战是“中国战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仅“可以帮助国民党军队共同实现对日作战”，还因为“八路军的军队才是真正愿意对日作战的部队”，而“国民党部队所获得的援助几乎可以供他们开启内战了”。
除了对共产党军队的高效和组织严密再三地表达赞叹与惊奇，白修德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1944年10月与彭德怀的访谈。彭德怀在访谈中回顾了过去20年的红军生涯，知道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区域原来的中共根据地的步枪和其他武器的埋藏地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术。
尤其让白修德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彭德怀指出：“我们可以帮助乘飞机降落在中国华北的任何美国人，可以断开黄河以北任何铁路，而且需要多久就可以断开多久。”百团大战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彭德怀告诉白修德，如果美国选择与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保证提供100万正规军，外加民兵，在降落地点提供接应支援”。如此高效而让人震撼的军事组织能力，白修德不由得感叹：“以我个人，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我是希望接受与共产党结盟的。”
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战方式，白修德也作了具体描述，“共产党的正规军，通常以一个连或者四五百人的支队出发活动，他们基本的武装是从日本军队和那些只在特殊环境中才作战的军队那里获得的”，而“农民自己已经提高了地雷战术到一个高度的水平”，“农民自己用黑硝和本地信管制成”手榴弹进行战斗，“日军的一切动作和车辆行动，都逃不脱农民的注意和报告”。
这种军民一体的合作无间方式让他大为赞叹，“山上有一些长杆上有毛，远远看去像金雀枝”，当哨兵看到日军动作的时候，“长杆就倒下来”，“妇女和儿童就隐蔽到山里隧道中去”，而“每一个村庄就动员到了如此的地步”。
卡斯伯格少校则对中国共产党情报网的效率感到惊讶，“我们要打一座炮楼，事先就知道敌人的准确人数”，“很多时候甚至连敌人姓什么叫什么都知道”。包瑞德也一再地在报告中提到在延安收集到的“情报数量是超乎估计的”，“急需在延安建立电台情报网”。
对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实力，谢伟思说，“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对于地区的控制是惊人的”，他们有“高效的指挥”和“机动的士兵”，对敌后根据地的影响是“巨大的”。
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和清廉，更是让美国人啧啧称奇。一个美国军官惊讶地向斯坦因说，“他们怎么还不像那边(重庆)的人一样的向我们要东西呢”，延安也“没有人托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美国飞机驾驶员从边区以外的地方为他们自己或者家属带什么东西”，“他们从来不提他们个人的困难”。他们感叹道，“这边和那边多么不一样啊”。
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方便收发电报的电台，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曾写信向周恩来说，希望由观察组提供电台所需材料：“观察组一切组员知悉贵方人员无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点予我人以极佳之印象”，“此纯系应吾人之请所制者”。
斯坦因在报道中还写到，中国共产党的战绩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象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品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任何政体都从未赢得过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拥护，而且不止于此，人民已经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制度看成他们自己的制度了。
延安的魅力，影响了到访的每个人。《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中外记者参观团组建之初，武道被选中成为成员。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加上和宋美龄关系密切，所以记者团别的记者都纷纷抗议，担心武道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武道到达延安之后还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人作战的现场。在武道对于朱德的专访之中，朱德谈到了八路军物资的匮乏，但是“八路军依然远远比胡宗南等人能更加高效地执行命令，并且执行胡宗南、阎锡山等人不愿意去做的对日艰苦作战”，“八路军没有得到苏联任何对华援助的物资”，也“相当缺乏机关枪甚至子弹”，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敌后根据地作战，大大牵制了日本人的武装力量，对于“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予以了很大帮助”。
蒋介石与宋美龄
对于八路军士兵单兵作战能力的观察也是美军观察组的重点关注目标，当在演习中看到八路军普通士兵手榴弹可以投中75码外的目标的时候，美军的军官不由得“脸发起光来”。从延安回重庆之后，武道还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目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大美晚报》上。
福尔曼对八路军的作战能力有着实际体会，在“跟随八路军在敌后共同作战两个月之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的战斗成果叙述“并无夸大”，他们的进攻“受到武器和环境的限制”，“华北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在开战不久就被敌人占领，现在正处在八路军直接而经常的威胁之下”，“日本人只能死守在碉堡里”，八路军“只缺乏收复这些城市的武器”。
1944年12月，程子华将美军观察组的一部分报告和电文翻译后，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赞扬八路军为了配合美国空军工作的气象观测工作卓有成效，不仅“使远离基地之许多我方失事航空人员获救生还”，还有力地加强了和美军的合作，协助美国空军“继续对共同敌人日本作战”。程子华特别说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
5.对中国共产党未来政治地位的展望
在对延安长时间、多角度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战地报道团与美军观察组就国共两党进行了比较对照，得出了他们的看法。谢伟思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做了高度概括：
“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战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国共产党不仅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有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新地区。
“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国民党军队所承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介石的严密封锁。
“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基本的，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所支持的政府和军队。
“蒋委员长依靠他垂头丧气的部队，腐朽不堪的官僚主义机构，枯燥无味的政治道德格言和他所能纠集的使得他胆战心惊的外国援助。他不会取得胜利的，对他来说，共产党人已经太强大了。”
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国民党一心担忧共产党日益强大，担心他们会赢得人民的普遍拥护，而国民党由于自己的本质，是不可能争取到这种拥护的”，“我们应该继续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关切”。谢伟思还分析道：“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及经济政策，以及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敌后打游击战，用毛泽东的话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而刚刚到达延安的斯坦因在日记中写道：“陪我们到达延安的向导离开的时候，心境很坏”，“他们知道我们对于看到听到的都有好印象。其中两个坦白地对我承认，蒋委员长允许我们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我们在边区长期居住会使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作战努力只是欺骗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
全程访谈与观察的“中国通”外交官戴维斯就明确提出，“美国不应该继续错误地一厢情愿地支持，中国的四大家族正在带领中国误入歧途”。“我们必须立即对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而八路军的“国际声誉正在变大”，他们的“根据地正在扩大”，同时“显而易见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用观察组成员克罗里少校的话说，延安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美国战略情报局构想了如何与八路军进行军事上的合作，情报局的保罗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写道：“如果迪克西使团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至少需要同时有一百多个美国人在华北开展活动。”就在批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同时，国民党部队正在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的攻势下溃不成军。而军事观察员们不断发回的报告则明确指出八路军“队伍整齐、纪律严明、工作热心、领导有方”，必须更加“现实地调整我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
三、历史叙事后的思考
美国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道，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系统报道和调查报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首先，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全国人民、美国人民知晓：在中国，除了国民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北、华北等地，同日本侵略者在进行着殊死的抵抗。
其次，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向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延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更让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清廉、朝气与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形成的鲜明对比。
最后，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让美国认识到，“中国是美国忽视的绝好战机，如果美国不赶快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会稍纵即逝”。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战场所做出的贡献。美国政府确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了抗战，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支持。
观察组的报告发回华盛顿后，引起罗斯福政府内部讨论，逐渐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新的中国图景，促成了美国政府此后对华政策的调整。1944年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又亲自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重要例证。
系统检阅美国的新闻报道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在中美元首会晤谈话中指出，“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外交与合作实践，充分感知认识中国共产党坚守的独立自主、平等合作精神，对于今后开展对美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延安的新闻报道，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史学界已经持续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既有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美国现存的外交档案，现在研究所用的资料多为外国记者著作的中文译本。为了深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认真翻译、利用、检阅英文新闻报道资料和美国政府的外交档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的初步成果。
作者：朱叶，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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