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两个战场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来源：教育期刊网   2023-01-11 10:39:16

　　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两个战场的配合、呼应，以及演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拖住日本侵略者并最终打败它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抗战两个战场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

　　抗战初期局势促成敌后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政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一再出现大溃败。一年之内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域沪宁杭一带也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蒋介石面对正面战场溃败的现实，为了避免军事上彻底失败，特别需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已经被日军占领大部的北方积极作战，拖住日军，至少使日军不能集中更多兵力进攻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在敌后积极作战，开辟并不断扩大敌后战场，真正起到了拖住日军的作用。因此，敌后战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大溃败之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是“时”与“势”所决定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特殊发展规律使然。

　　毛泽东早在全面抗战开始之时就分析，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将是这样一种状况：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敌小我大，就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大部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区，有200多万正规军;而我军数量少、装备差，抗战开始时仅有4万多人，没有飞机、坦克、大炮，只有步枪、手榴弹，但战斗力较强。与国民党军队严重脱离群众不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有密切的血肉联系，有进行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据此分析，毛泽东预见：在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时，中国必定需要开辟抗日战争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将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导;敌后战场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按照这个分析和预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形成了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深入敌后，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的思路。1937年8月1日，毛泽东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周恩来、博古等发去电报，首次提出红军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果断决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任务。开辟了独当一面的敌后战场，就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形成中国军队在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上夹击日军的有利战略格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个师按照这一战略方针，深入敌后，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很快就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扩大了部队。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时，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敌后战场已经初具规模，因此，毛泽东在太原失守的当天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说：“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山西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敌占区。这些地区虽为日军占领，但日军兵力不足，不能实际长期占领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村，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山区或者两省、三省交界的边远、贫困地区。日军的烧杀政策也激起了这些地区民众的愤怒和反抗，这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些广大地区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提供了基本条件。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八路军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北、山东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进程中，又将力量扩展到更广阔的敌后。继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又在晋察冀边地区、晋西南地区、晋西北地区、晋冀豫边地区，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党在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豫边和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了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苏中、苏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东、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敌后武工队、民兵，积极对日军作战，还在战争中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种人民战争战法，由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迅速扩大。到1943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经覆盖中国北方敌占区广大农村，日军仅仅占领城市和铁路运输线两旁地区。开辟了敌后战场后，毛泽东经过进一步思考，认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且，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按此指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运用，在积极作战中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

　　两个战场相互呼应格局的形成

　　1938年6月到10月，武汉会战打了四个多月，最终以国民党军队弃守，武汉沦陷告终。武汉失守后，日军因为刚刚攻占有2亿人口的区域，需留半数兵力在后方对付共产党游击力量，因此，日军兵力已显不足，无力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打得有声有色，八路军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互呼应的战争格局。

　　敌后战场的存在和发展，牵制了大批日军，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虽然不断溃败，日军却因为受到敌后战场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牵制而不能集中更多兵力进攻国民党军队。在相持阶段，日军不得不使用相当多兵力，来对付在敌后不断袭击日军的共产党军队，守卫他们已经侵占的广大地方，这就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1939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南昌战役、随枣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就在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起了冀南春季反“扫荡”作战、晋南反“十一路围攻”作战、鲁中夏季反围攻作战、太行区夏季反“扫荡”作战、冀中区冬季反“扫荡”作战、北岳区冬季反“扫荡”等战役。以每次战役日军投入2万人以上算，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抗击了日军20余万人的进攻，这使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势大大减弱。由于这个原因，国民党军队趁机在正面战场发动了冬季战役，给日军以一定程度打击。1940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枣宜战役，投入兵力十余万人。这一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发动晋西北春季反“扫荡”作战、鲁南春季反围攻作战、百团大战、冀中区夏季反“扫荡”作战，西北夏季反“扫荡”作战，仅以这些战役算，共产党军队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抗击日军超过了30万，还不算伪军。1941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上高战役、第二次长沙战役、第三次长沙战役、中条山战役，投入兵力20多万人。就在这一年，八路军发起晋西北作战、1940年冬季至1941年春季的反“扫荡”作战、鲁西南反围攻作战、冀中军区反蚕食作战、讨伐伪军李长江作战、冀中区春季反“扫荡”作战、冀东区夏季反“扫荡”作战、晋察冀秋季反“扫荡”作战、太岳区秋季反“扫荡”作战、蒙山反“扫荡”作战等，使日军不得不抽调很多兵力到后方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势大为减弱。敌后战场这一系列作战，在大量消灭日伪军的同时，多次切断日军补给线，给日军后方造成极大威胁，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另一方面，正面战场的存在，200万左右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也使日军不能不在正面战场保持大批兵力，不能集中兵力回头全力对付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特别是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这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队虽然不断溃败，但仍然坚持抗战，为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过：“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在这一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性会战，歼灭日军25万余人，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起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组织了22次大会战，使日军把许多兵力用于正面战场，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提条件。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先后建立大小抗日根据地24块。八路军、新四军也迅速发展壮大，从出师抗日前线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1万余人，壮大了近4倍。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也说过：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友军的协助是很明显的，没有正面战场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个话是客观的。

　　从日本方面来说，中国两个抗日战场的形成，使日军刚刚进入中国内地，就不得不分兵应付正面和敌后两方面的中国军队，陷入不能首尾兼顾的被动局面。因此，在中国已经形成两个战场的情况下，日军前不能集中兵力突破凭借云贵川险峻地势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防线，后不能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北方和华中不断挺进敌后开展的运动战、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日军始终没有摆脱战线过长，首尾不能相顾，军事上难有大作为的局面，显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弱点。日军开始侵华时制定的“巩固后方，以战养战”的战略，化为泡影。两个战场格局的出现，也使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人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日军打消了进攻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占领西南，从而占领全中国的意图，转而试图“剿除”八路军、新四军。这使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的防守阵地得以巩固，国民党军队得到休整的时间，并在适当时机发起一些局部反攻作战，形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互有攻防的局面。在两个战场夹击下，连日本人都看出，中国在持久战中迟早会打败日军。

　　总揽抗日战争全过程可见，这种战争格局的形成，对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这种战场格局后，抗日战场就形成了五个事实：第一，中国军队可以通过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配合作战，形成前后夹击日军之优势，从而使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兵力愈加分散，占领武汉后再也无力发起战略进攻。第二，日军后方不稳，不敢集中更多兵力南下参加正面战场作战。第三，敌后战场上的游击战和破袭战使日军供给线不能畅通。第四，敌后战场上的大量日伪军被消灭，使日军不能建立稳固的汉奸政权。第五，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实行全民武装全民参战，真正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局面。这五个事实，说到底就是中国军队形成了五大优势。而对于日军来说，则是产生了相反的五大劣势。

　　敌后战场共产党主导地位的巩固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也对敌后战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希望敌后战场存在和扩大以牵制日军，又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形成了一个设想：国民党军队要成为敌后战场的主导。他采取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发动反共高潮，派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军队，削弱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派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予以坚决回击，同时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不仅打退国民党的进攻，继续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保持了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领导地位，而且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防止出现严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发展得足够强大，不论是日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不了。二是日本侵略军仍然在中国，抗日战争仍在进行当中。大敌当前，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还把抗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愿意让日本人占中国内争扩大的便宜。

　　蒋介石采取的另一个办法，是抽调部分国民党军队，组织游击军，深入日军占领区域。他的目的是使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创造由国民党主导敌后战场的条件。1938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随后，蒋介石即着手组建国民党游击军，并将国民党游击军分为“游击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两大部分，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抗战八年，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游击军，最多时曾有近百万正规军和近百万游击队，最少时也有几十万正规军和几十万游击队。国民党游击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袭扰了敌占区，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1940年至1942年国民党向敌后派遣游击军数量较多，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游击军在山西游击区、大别山游击区、冀察鲁苏游击区共牵制日军10个师团以上。但是，蒋介石搞的游击军不仅没有在敌后战场起主导作用，最终也没有在敌后站住脚，一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日军打回西南国统区，一部分叛变投敌。

　　出现这个结果的根本原因有三条：第一条，与毛泽东把敌后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认识进而谋划创建两个战场的抗日战争格局不同，蒋介石从心里从来没有把敌后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而仅仅是作为正面战场正规战的补充形式来利用。在武汉失守以前，蒋介石的游击军主要是袭击敌后、破坏交通、阻滞敌人的进攻速度，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1938年初，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上说：“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为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从蒋介石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蒋介石胸中从没有形成两个战场格局的战略思维。他的心中只有正面战场上的节节抵抗的正规战。他向敌后派的游击军只是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袭扰一下日军。南岳军事会议以后，蒋介石对游击战争的作用有所重视，但仍未超出“配合”思想，不承认游击战争的独立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国民党游击军的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国民党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国民党游击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第二条，国民党的游击军不是人民的军队，根本不敢同日军打硬仗，是真正的“游而不击”。有不少国民党游击军还损害人民利益，如大别山区的李品仙部采取各种手段到民众中搜刮财物，搜刮程度比日伪军还严重;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部甚至纵兵抢掠烧杀民众，与日伪军行为无异。还有的国民党游击军勾结日军，鱼肉百姓。连国民党军队一级上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委会四巨头之一的徐永昌在日记中也如实记述道：“游击军”的“伤兵(轻伤及伤愈者)、交通(不善运用及扣车扣船)、游击队(未游击敌人先害及人民)为今之三害”。因此，国民党的“游击军”得不到人民支持，在敌后站不住脚，根本担负不起创建敌后战场的担子。第三条，国民党游击军无法创建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标志是创建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战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但是国民党游击军却从没有打算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相反，他们横行乡里、巧取豪夺，人民根本不支持他们，他们无法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当然难以在敌后坚持和发展。被日军消灭或打回西南，是国民党游击军的必然结局。

　　国民党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及他们的游击军被日军消灭和打回西南，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真正挑起敌后战场抗战重担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两个战场作用的转换

　　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起着抗击日军的主要作用，敌后战场起着辅助作用。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作用发生了转换，敌后战场转化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日的重心和台柱子。

　　早在1938年10月，日军感到前不能攻入云贵川，后方又受到八路军、新四军沉重攻击，便在军事上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战场，以巩固后方.1939年，日军对敌后战场作战使用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不含东北)总兵力的62%，伪军14.5万人，达100%。 1940年，日军调动47万兵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从1941年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战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大部分伪军，便转移到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特别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日军作战重心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方针，便集中兵力对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特务活动等的所谓“总力战”，采取连续“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毁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和1942年，日军使用其侵华兵力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两年间，日军在敌后战场实施数干人兵力的“扫荡”共1322次，1万人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扫荡”持续时间逐渐延长，敌后战场遭受空前压力。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日军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与日军英勇作战，先后取得香城固、齐会、陆房、梁山等战斗的胜利。1939年冬，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日军2万余人大“扫荡”，取得歼敌40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的胜利。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三个半月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佘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自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敌后战场军民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共毙伤俘日伪军近40万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建立与扩大了拥有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主力军发展到50佘万人。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抗日战场抗击着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4年，垂死挣扎的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战役，国民党正面战场全线大溃败，丢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而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军民则已开始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大量歼灭敌人，收复失地。到了1945年，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不断扩大对日军攻势作战的规模。经过春季、夏季对日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收复县城70余座，歼灭日伪军40余万人，基本上扫清了敌后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这一年，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抗击的侵华日军占其总数的69%，抗击伪军占其总数的95%，而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抗击的侵华日军占其总数的31%，抗击伪军占其总数的5%0日本战略分析家也承认：“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

　　由于敌后战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1945年春夏中国对日进行战略反攻时机到来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有955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即指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过去”。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同时进军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敌后战场各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随即对拒不投降仍然顽抗的日军发起强力反攻作战。到1945年底，共歼敌35万余人，攻克县城以上城市250余座，缴获长短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余门，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万，取得了战略大反攻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到日本投降时，八路军、新四军正规军已达130多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而此时，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仍然远处西南，到日本投降时，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还都在日本占领之下，以致蒋介石不得不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继续管理日占区，让日本人继续持有武器，维持地方治安。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