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飞：“第九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3-20 09:50:22

　　2022年9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九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海晏主持，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高士华分别致辞。

　　本次会议收到投稿219篇，经遴选，有29篇入选参会。会议按论题分为六场讨论，并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评议。每场讨论既有作者互评，也有专家总评。本届研讨会一如既往，本着务实高效、精益求精的原则，评议意见以批评建议为主。

　　一、 战时组织与动员

　　战时中共组织动员及根据地政治经济一直是抗战史学界关注的重点。浙江外国语学院印驰、袁丁《“侨党”：卢沟桥事变前中共东南亚分支的起源、特征及其发展》基于东南亚“侨党”相关当事者的回忆性文章及各类机构所编资料，呈现并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东南亚各地分支组织的起源、特征、发展等情形，这种将中共革命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脉络中考察的方法推进了对中共海外分支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梁馨蕾认为档案资料的欠缺影响了该文论述主题的深度，同时建议作者在中共与其东南亚分支的关系、共产国际和中共东南亚分支的关系、侨党的具体发展程度和影响力等方面进行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敏超认为文章以描述为主，专题性、研究性不足，且资料来源单一，建议作者挖掘侨党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调整谋篇布局，突出文章的层次感。

　　山西大学贺翕《中共太行抗日根据地土地流转中的典押与回赎》利用大量未刊档案还原太行抗日根据地基层县域乃至乡村土地典押的整体情况，认为在中共新土地政策下，土地出现从地主富农向中农、贫农流动的趋向，这个变化构成太行抗日根据地政治及社会变革的基础。陕西师范大学胡杨认为文章对传统的土地回赎情况说明不足，对1940年以前中共的典押回赎政策缺乏梳理，对中共通过新土地政策纠正偏差的过程缺乏具体性解释。华中师范大学王龙飞赞赏文章的论述角度和其中大量的数据整理，同时提示作者注意流转的土地在土地总量中的比例，以及土地流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如果比例较低或者与中共新政策实施之前并无显著变化，则需要重新评估这种本属常态的土地流转对于政治变革的意义。

　　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总结各时期中共军队军鞋供给的不同模式，展现紧密的军民关系对后勤保障的作用。文章指出，中共能够高度结合环境、战争、民众等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动员和供给工作，保障了战争的胜利。北京大学赵诺认为军鞋问题是一个物质史、社会史、军事史的交叉议题，文章的核心是后勤保障和动员机制，但是缺乏集中的案例，故建议作者进一步结合西方物质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龙飞认为，文章着眼于军鞋是很好的“眼光向下”的取向，对于细化战时军队的研究很有意义。他同时建议作者进一步挖掘和呈现军鞋的制作、运输、使用以及战争局势变动对军鞋供应模式的影响等重要细节。南开大学江沛建议文章可以在军鞋的制作成本、材料供应、报酬、动员、民众心理等方面加以具体化。

　　赵诺《抗战胜利前后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以干部群体的思与行为中心》探讨抗战胜利前后减租减息运动的推进与反复，认为干部群体的思想倾向与行为取向对中共土改政策的选择有重要而又微妙的影响。王龙飞认为，文章对抗战胜利前后这一时段及干部群体这一对象的选择颇具眼光，若干未刊史料的运用也具有说服力。他提出几点修改意见：第一，抗战胜利前后的局势变化对中共在根据地内的治理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点需要更加明晰地体现出来;第二，减租减息与中共政治动员的内在逻辑关联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文章对运动进展和干部群体的行为思考两个主题难以兼顾，建议突出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干部。北京大学王奇生认为，赵诺判断抗战胜利前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从经济动员转向政治动员基本准确，但是时人是否有抗战胜利的预感尚存疑问，因此基层干部的行为究竟是出于政治动员的考虑，还是对传统阶级斗争意识的回归仍值得思量。

　　二、 战时军事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军事史的研究逐步转向军队编制、后勤供给、兵役制度、参谋制度、兵工生产与武器装备等更为具体的关于如何保障战争的实证研究，本场会议亦不乏此类佳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廖利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与战前战争动员体制的筹划》利用相关档案对战前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筹划战争动员体制中的角色进行细致梳理，并从该机构的人员构成和职权划分等方面说明为何其在战前筹划效力低下。四川大学陈默认为，文章没有揭示参谋本部的核心问题，即名与实的问题。实际上该机构并不拥有核心决策权，而且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对参谋本部的权力掣肘极大，影响到参谋本部的职权和效能。

　　南京理工大学高翔《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火炮生产》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呈现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火炮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军政部兵工署兼顾生产条件和实战需要调整生产策略的过程。作者认为后方兵工厂能够缓解战时火炮短缺问题，但在缩小装备差距和提升技术方面成绩有限。廖利明指出，兵工署内部相关部门对火炮生产亦提供了不少技术支持。火炮生产关涉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和军事资源分配等宏观问题，故研究不应受限于微观的生产技术层面。陈默认为，文章的问题意识不足，没有突出炮兵在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卞修跃提示文章在火炮的运输、野战部队的配置补充、杀伤力等方面都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李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述论》梳理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三个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总结出国民政府的僧人兵役政策具有以行政指令代替兵役法规与重兵役、轻佛教两大显著特征，认为国民政府和佛教群体之间存在改造与抗争的博弈关系。陈默认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不对题的问题，文章描述了国民政府与佛教群体长时期的博弈关系，而不仅是兵役政策的制度史，建议进行相应调整。

　　华中师范大学高航《抗战胜利后鄂豫边区“三路会师”与中原局的战略转移》详细梳理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八路军三五九旅三方会师的艰难历程和会师后中原局战略转移的过程，认为与高歌猛进、攻城略地的军团不同，鄂豫边三支部队和中原军区为中共牵制国民党兵力，为配合东北、华北等地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何思源指出，文章多次提到中共中央与地方领导人对于鄂豫边区的发展有不同态度，其中的央地互动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昭荔《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工干部——以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以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周复在敌后军队的境况及协调军政关系的种种努力，反映国民党敌后军队政工干部和体制建设之困境。作者认为政工制度的缺陷、地方军政矛盾、政工人员素质参差等多重因素导致敌后政治工作趋于衰败。卞修跃指出，文章应考虑资料的支撑力度，区域、事件和人物的选择有无典型性，人物关系和措施之间有无必然逻辑关系等，比如周复作为个体如何映射整体情况。南开大学贺江枫提示，国民党推行政工制度不仅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地区军队的控制，政工制度对战争动员的影响，以及在国共摩擦中展现出的面相也值得探究。陈默认为，文中将八路军和国民党的政工制度进行对比不甚恰当，因为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和国民党军队的政治部主任并不等同。王龙飞建议对全面抗战前后山东的时局背景做进一步补充，以更好地说明国民党军政工的困境。

　　浙江大学祁复璁《豫中会战国军的派系纠葛——以蒋、汤失和为中心》依托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史料，梳理豫中会战前后蒋鼎文和汤恩伯的恩怨纠葛，从派系和人事的角度揭示豫中会战失利的原因，呈现出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样态。郝昭荔建议文章从央地互动的角度深化对蒋、汤关系的认识。卞修跃指出不应过分强调战局失利中的派系因素。陈默认为文章对蒋、汤关系是描述式的，条理不够清晰，对国民党军队的派系划分也不够精确。

　　三、 日本对华政策及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承红磊《五管齐下，深度参与——日本在护国战争期间的对华情报系统运作》展现护国战争期间日本为干预中国内政，实现其“倒袁”并扶植亲日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海军司令部、各县与警视厅，以及非官方机构人员“五管齐下”，多方面获取中国情报，并深度参与中国内政运作的过程。南开大学宋志勇指出文章没有准确区分狭义情报和广义情报，一般的外交活动算不算“情报”需要进一步厘定。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指出在评估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效果上，具体是日本收集的情报本身对护国运动产生影响，还是前述情报收集机构自身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对此略有混淆。

　　上海交通大学姜水谣《日本对公共租借的挑战与英美法的联合反制：以1939年“鼓浪屿事件”为中心》注意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与美英法等国的外交关系愈发恶化。文中考察日本运用炮舰外交染指美英法等国在华租界行政权的过程，指出尽管美英法未能长期坚持合作，但是日本的意图也未全部实现。上海师范大学刘峰提出上海公共租界具有典型意义，而文章虽提到厦门公共租界与上海之间的联系，论述深度却不够，应深入展开。此外，炮舰外交也是文章的主题之一，但是双方交涉谈判时，日本除以增兵进行威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表现，文中也没有涉及。徐炳三认为文章部分论述和阐释环节需要更多证据支撑，建议挖掘这一个案的典型意义，从而升华文章的主旨。

　　刘峰《日本“华北特别警备队”对中共抗战的观察与因应》以日方文献资料为主，论述1943年后日本成立“华北特别警备队”这一新的军事力量，在华北地区对中共秘密组织进行“侦谍破摧”工作，并最终走向失败的经过。作者分析该部队的成立过程、行动方式和主要特点，在效果评估中认为该部队整体收效日趋衰微，无法挽救日军颓势。承红磊认为文章还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是“华北特别警备队”本身能力不足，还是抗战末期日军整体衰颓大环境下该部队回天无力?宋志勇指出“华北特别警备队”主要作战对象是中共，建议参考中共方面的史料记录，以相互印证。

　　四、 战时中外关系

　　近年来档案数字化和数据库的推广，大大推进了外交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曹鲁晓《指挥官责任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本高职级战犯的审判》考察国民政府在国际审判文件尚无先例的情况下，在战犯审判中将指挥官责任原则规定于《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事例，认为这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国际刑法的认知与贡献，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民政府处理日本高职级战犯书证不足、难以归责的困境。宋志勇赞赏该文通过指挥官责任原则点出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中国审判的关联性，同时提示作者应注意中国审判与同盟国审判之间的横向对比，尤其是此前马尼拉审判中确定的指挥官责任对中国审判有无影响。徐炳三建议对文中一些案例的背景信息补充交代。

　　上海交通大学龚志伟《美苏互猜与东京审判——以溥仪作证史实的重建为中心》对溥仪出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过程进行再梳理，指出检方本没有计划将溥仪作为证人，苏联欲利用溥仪控诉日本侵苏罪行才做出接洽移送溥仪的举动。检方认为溥仪可以弥补起诉准备工作的不足，但由于美国首席检察官对苏联的意图有所不满，且未能有效提取检方所需证据，导致溥仪的证词价值有限。宋志勇认为在东京审判时，美苏关系尚未完全恶化，并非对立。东京审判是美国主导，苏联配合，将溥仪作证放在美苏互猜这一背景下并不妥当。此外，苏联的相关档案尚未解密，因此关于苏联方面的内容还需要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钊《全面抗战前期中英信贷交涉》通过全面抗战前期的中英信贷交涉，详细梳理英国逐渐放宽对华借款条件的波折过程，认为对华借款是英国在中日战争间平衡其远东利益的体现。与该文相应，山东大学马凡入《人道救援与外交：英国救济中国基金会研究(1937—1942)》重点考察民间组织“英国救济中国基金会”战时援华的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侯中军以滇缅路的开闭为例，建议王钊在评价中英信贷交涉时，综合中英关系与日英关系，将战时英国远东政策纳入考量范围。另一方面，他提示马凡入，英文专有机构需要遵循既有的翻译习惯，时人和学界一般将“英国救济中国基金会”译为“英国华灾救济会”。他同时指出，马凡入文中将该机构视为日后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的基础，这一结论评价过高，需要进一步寻找史料支撑。

　　在中美关系方面，安徽大学肖晓飞《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经费之争与中外博弈》聚焦国际友人、国内民主人士、国共两党共同参与的经济自救运动，分析各方在经费管理、机构发展、权力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认知差异。侯中军提示，在考察“工合”运动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国际进步力量与国共两党间的纠葛。

　　南京大学马建凯《中美民间联合抗日的力度与限度：以共济会为视点的考察》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中美民间联合抗日的结果，中、美共济会走向联合，但矛盾并未消解，双方会员始终将民族诉求悬于联合抗日及共济会的国际主义精神之上。贺江枫认为，该文综合呈现了中美双方民众联合抗日的张力与限界。同时，共济会本身的宗教普世主义与具体成员之间源于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北京大学陈佳奇《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老题新作，运用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皖南事变后美国对国共关系长时段评判的视角，探讨这一关乎中国内在走向、政权归属的重要问题。该文认为，美国对皖南事变的因应是其二战期间介入国共关系的起点，且美国还存在期待中国政党关系延循西方“文斗”模式而非武力竞逐的想象。对此，南京大学张生表示，美苏两国对于皖南事变这样的中国内政大事自然会予以关注，但并非皖南事变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为事变的影响，故此作者应重新审视文章的论证逻辑。

　　五、 战时经济

　　胡杨《经济突围：合作制经济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盐业》从合作制经济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盐业的生产和运输进行研究，厘清边区盐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展现合作组织和盐业发展二者之间调适和融合的动态过程，认为用合作制经济发展盐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既促进了盐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民众集体意识的建构。吴敏超认为文章以合作制经济的新视角研究盐业问题是一大亮点，但仅以中共方面的资料为依托，缺乏民众、国民党等多方资料，不能展现盐业问题的复杂性与层次感;同时，老题新作要化繁为简以突出新意。

　　华中师范大学张祥梅《组织调整与物资动员：统制经济视野下的农本局改组研究》梳理农本局从统合社会资源、强化政府职能最终走向统购统销的过程，认为该过程恰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策略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针对该论断，华东师范大学桂强提出质疑，认为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最重要的是实行增产政策，而非大规模的统购统销。国民政府在战时统制经济中有的放矢的政策，才是其策略走向成熟的表现。陈默指出全面抗战开始阶段国运较好，粮食产量甚至高于战前，农本局改组对于统制粮食的功效有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通提示可以关注国防资源委员会的相关材料，同时应注意孔祥熙、翁文灏等重要人物对该机构走向的影响。

　　桂强《日伪经济统制与奉贤的地权变动——以土地纠纷案为中心的考察(1937—1945)》探讨战时经济下地权变动的逻辑，认为战时关内沦陷区既有别于减租减息的中共根据地，也不同于日本和伪满强制推行“地籍整理”的东北地区，日本虽未直接干预关内沦陷区的地权分配，但是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土地回赎，米粮统制直接导致业主退佃自种。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指出文章重点就地权买卖进行了原因性分析，但缺乏结果性分析。地权的买卖，包括租赁关系的变动，实质是契约制度的变化。文章在分析过程中虽有归纳买卖的基本制度，但契约的信用保障、法律的制度维护等沦陷区内契约的制度特性还有待深入讨论。

　　六、 战时文化与社会

　　何思源《“抗战建国”：口号政治与战时政界、知识界的多重博弈》围绕国民党提出的“抗战建国”口号，分别剖析国共两党及中间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认为该口号在提出前期获得广泛支持，但后期却逐渐背离人心。李学通认为文章从“抗战建国”这一形式化的口号出发，分析其在政治社会发展中对参与者的影响，视角新颖。他也提示，口号只是斗争的抓手，口号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态度与政治利益的考量。北京大学臧运祜认为，该文需要进一步提炼问题意识，并建议从比较视角探讨国民党“抗战建国”与共产党“抗战救国”口号的关联。

　　南京大学周瑞瑞《心灵共同体的对外书写：上海“孤岛”时期〈密勒氏评论报〉上的中国读者来信》通过整理分析《密勒氏评论报》刊载的460余封世界各地华人读者来信呈现战时中国民众的舆论表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萍就文章提出几点意见：一是如何定义“心灵共同体”;二是对来信者的身份应加以分析，有无代写的情况;三是诸多读者来信中，是否有代表性的作者，其观点有无变化，有无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针对抗战时期新闻媒体的研究，刘萍指出尽管新闻史、传播史近来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如何书写、选题的价值，以及切入的角度都需要再思考。陈默也指出传播史的写作若只是简单描述媒介中的历史现象，其意义将大打折扣。

　　北京师范大学钟瀚声《东亚殖民视阈下的“满洲开拓”文学及其影像建构——以〈白兰之歌〉为中心的考察》聚焦“满洲开拓”文学作品，重点分析《白兰之歌》与其改编电影在书写语言与视觉建构上的异同，展现日本战时文艺与“国策”宣传之间的共谋与博弈，同时分析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不同媒介中如何隐藏其侵略意图。华中师范大学赵峥认为跨学科的分析对于历史研究有较大意义，同时提示伪满洲国是否适用于一般的殖民地概念。因为中国东北地区和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有所区别，因此“东亚殖民视阈”这一概念应该再斟酌。

　　沦陷区的社会生活史是近来学界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崔彤《香港沦陷时期的居民日常生活——以刘符诚致陆征祥手札为中心》以中法工商银行董事刘符诚被困香港时期的往来信札为主要资料，论述日本侵华战争对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精神状态造成的影响，并探讨个人命运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付海晏认为沦陷区日常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所运用的史料却是一个人的手札、资料单薄，名不副实。贺江枫指出香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元社会，一些研究将大陆的经验与观念代入香港社会，这样很难将当时香港社会的复杂面相展现出来。

　　常州大学胡勇军《全面抗战前后江南民众的战争感历、情感变化及乡土叙事——基于常熟乡绅徐兆玮的日常生活史考察》从微观史的角度展现常熟乡绅徐兆玮在战争来临前后的日常生活、心态情感等方面的具体变化，并涉及战争与当地的人际网络关系、地方社会秩序等问题。崔彤建议发掘更多人物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资料以相互印证。陈默指出日常生活写作样态重复性高，很多特点具有相似性，因此在个案研究中应注重突出特殊性。王龙飞指出常熟等地地方社会成熟程度相对较高，从社会秩序遭受冲击与恢复的角度展开讨论，或许可避免日常生活史书写同质化的问题。

　　赵峥《战争与体育：“球王”李惠堂与抗战时期中国足球运动的多重样态》以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抗战时期在香港、梅州客属地区，以及大后方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叙述其利用足坛地位举办义赛，开展中外活动，和地方军政当局密切合作募集资金并助力抗战建设等内容，以此探讨战争与体育之间的交互关系。刘萍指出清代以来中国的义赠、义捐活动就比较活跃，战时香港以足球为重要的义捐活动是否和战前的活动有关。王钊对文中引用的李惠堂职业生涯的一些数据提出疑问，认为需要考辨是否夸大。陈默认为文章过于集中李惠堂本人，关注面可以更加广阔。

　　本次会议，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是一个热点，但是相关论文的写作模式，以及论述主旨的升华仍需进一步探索。付海晏指出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目前所做的关于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与以往有何区别?如果仅仅只是做个案考察，研究意义何在?北京大学黄道炫谈到日常生活史应多关注日常中非常态的内容，展现个体在面对时局剧变之时的无力、挣扎，以及求生的希望。个人微观史的写作应呈现大历史与小个体之间发生张力的一面。

　　在综合讨论环节，张生、卞修跃、《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等前辈学者表示，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走过九届，是个互相学习、追踪学术前沿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国史方向、中共党史方向的同人陆续进入，一大批青年伴随研讨会成长为中生代学者。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各展所长，摆脱相对隔绝孤立的书斋式研究，整体上推进了抗战史的研究水平。同时，前辈学者们也期待年轻人保持纯粹的学术初心，正确对待同人的批评建议，互相激励，共同打造抗战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增强和国际学界对话的能力，共同提升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水平。

　　作者：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