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典型示范教育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雷乾芳    2023-09-14 10:49:49

　　【精彩提要】

　　典型示范是运用先进典型及其优秀事迹作为示范，引导人们学习先进典型，提高思想认识的教育方法，兼具时代性、政治性、群众性，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人民立场，以丰富多样的载体来宣传从各阶级、各领域中选树的典型，充分发挥了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功能。

　　01、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立场

　　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典型的政治性与引领力，提升凝聚力与示范作用的必要前提。

　　从领导力量来看，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已然成为抗战时期典型示范教育的根本政治保障。

　　从历史层面来讲，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展开了树立典型人物、创造模范集体的积极探索，为抗战时期的典型示范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现实层面来看，抗战时期，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更好地组织动员群众参与革命事业和各项建设，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整党运动、整军运动等一系列集政治性与群众性为一体的运动，有效推动中国共产党典型示范教育的进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图为同年12月新华日报社出版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统一战线成为获得抗战胜利的必然条件。

　　1937年，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要推动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就必须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断汇聚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对典型模范的塑造正是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实现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

　　为充分发挥典型对各行业、各领域、各阶级人民群众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典型”来源与“示范”对象尽可能兼顾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阶级的人民群众。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典型示范坚持“以人民所赐归还人民”。

　　02、注重内容多元与层次建构

　　鉴于抗战时期阶级的复杂性与斗争的广泛性，教育对象的多层次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示范典型是多层次、多样化的。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典型示范教育时，注重以革命目标为核心，在各阶级、各领域树立典型，旨在构建能够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人民群众思想建设的典型结构，包括在职干部、革命英雄、劳动模范、知识分子、青年群体、妇女儿童等，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

　　两图分别为1943年1月8日《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

　　在职干部典型选树是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成为模范的自觉性并充分发挥其模范引领力。

　　抗战时期对党内在职干部典型选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给全党全军甚至全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如在抗战中英勇就义的杨靖宇、左权、吉鸿昌等;以身作则为社会调查作出突出贡献的林伯渠、张闻天等;与民共苦、开荒种地，带领各界人员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勤奋刻苦、坚持学习的陈云、朱德、周恩来等。

　　战斗英雄及其英雄事迹是鼓舞军民士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宝贵财富。

　　1939年，毛泽东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这时期的英雄模范既有李大钊式坚守信仰、无惧生死的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又有“叶挺独立团”式的勇作先锋、跟随党走的人民革命军，还有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红军英雄。每场战斗结束后，都会收集到一些可歌可泣足以动人的英雄事迹。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塑造劳模以重塑群众价值观，提高群众参与生产劳动和各项建设的积极性。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劳动群众创造出许多惊人事迹，为党的群众宣传提供丰富素材。农业方面产生了吴满有、冯云鹏、刘玉厚等为代表的农业劳模，涉及植棉、移民、水利、农业技术等领域。工业方面产生了赵占魁、袁广发、陈振夏等为代表的工业劳模，涉及纺织、化学、煤矿、印刷等领域。机关单位产生了以岳恒书、高福有、陈长元等为代表的劳模，涉及生产、炊事、运输等领域。

　　青年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头”。

　　抗战时期的青年典型模范，有在抗战前线、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在文化教育活动中、经济建设中、革命战斗中成为成年、青年、儿童的模范的民先队、青年救国联合会、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组织。毛泽东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战中，中共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干部培训、医疗科研及工业部门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边区政府通过表扬儿童模范来动员广大不幸沦为“小难民”的中国儿童刻苦学习、积极生产、参军抗日。刘胡兰、王二小、安定苏区儿童团团长阎六等是典型代表。

　　03、丰富宣传载体与教育形式

　　发挥典型示范教育功能的核心就是宣传典型。

　　借助丰富的宣传载体对典型形象与事迹展开兼具政治性与群众性的宣传，是发挥典型示范功能、提升人民群众思想水平的有效途径。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做宣传鼓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抗战时期可用于宣传典型的平台与载体。

　　其一，报纸和刊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典型的主阵地。

　　抗战时期的报纸刊物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就有700多种抗日小报在华北、华中地区发行。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抗敌报》等。报刊通常以专刊、专栏、社论的形式来宣传典型，发挥其示范引领功能，以组织动员群众。

　　《新华日报》就对生产劳动英雄刘玉厚、英勇救盟友的楷模臧锡兰、国际救援人士白求恩、支援抗战的商人李向荣等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其二，通过文艺作品对典型模范进行大众化、立体化宣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典型模范的文艺形式主要包含文学、戏剧和歌曲。宣传典型模范的文学作品以英雄传记、短篇小说、图文画作多见，如《抗战英雄传记》《八路军的英雄和模范》《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抗战英雄题名录》等英雄集，以及《劳模英雄孙万福》《赵占魁组画》等单个英雄事迹的宣传作品。

　　抗战时期的戏剧被同时赋予革命宣传、民众娱乐、艺术价值三重属性，是抗战时期宣传典型模范的主要形式之一，包括话剧、歌剧、活报剧以及以各种形式综合运用的歌舞剧、京剧、越剧、桂剧等，除了中央剧团，民间宣传剧团也在抗战时期蓬勃发展，创作出如《狼牙山五壮士》《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优秀戏剧，给观众带来了极佳的视听盛宴。宣传英雄模范积极抗日、不畏牺牲的歌曲与电影也在全民族抗战爆发时期趋向成熟，如《游击队之歌》《八路军军歌》《郝梦龄悼歌》等。

　　其三，通过英雄表彰大会、劳模表彰大会等各类具有仪式感与荣誉感的表彰大会展示典型的先进性。

　　以大会开幕式、颁奖典礼、闭幕式以及授予英模的颁奖词、奖章奖品等具有的仪式感与感染力，渲染英模的光辉形象，让置身大会中的人民群众沉浸式体验英模的光辉与荣耀，使其从认识典型、理解典型、接受典型到向往典型，引导其最终成为典型。

　　其四，以学校、群团组织为载体宣传典型。

　　学校教育本身是培养与宣传典型的统一。抗战时期的国民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一方面通过规定教育内容来刻画标准典型形象，引导塑造典型;另一方面将英雄事迹、抗战经验、生产经验等融入教学内容，以宣传典型。此外，中共在各边区建立的针对性宣传教育群众团体，如针对广大农民，建立农救会;针对广大妇女，成立了妇救会;针对广大青年，成立了青救会;针对广大儿童团体，成立了抗日儿童团等，能增强宣传学习典型的效应。

　　重视载体与方法的重组，以发挥宣传教育的耦合效应，提升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典型、发挥其示范教育作用的有效方式与宝贵经验。

　　同一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达到的效果是不同的，同一种宣传方式对不同的受众，其宣传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宣传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内容为王，载体与方法有效组合为术，方能最大限度实现宣传典型、示范育人的效果。

　　以抗战时期在儿童群体中宣传典型为例，为了有效宣传教育儿童，中国共产党打出了宣传组合拳。一是创办儿童专刊，如《东南儿童》等，或开辟副刊，如《抗敌报》副刊《老百姓》等，刊宣儿童英雄故事;二是组织编写儿童抗战故事集以及抗战英雄图文绘本，编排儿童抗战歌舞、儿童抗战短剧，组织儿童抗敌工作团、儿童救亡剧团、歌咏队、舞蹈队、宣传队等，以流动宣讲、贴大字报、歌舞剧表演等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英雄模范事迹;三是在抗日根据地利用儿童节日，如“四四”儿童节，宣传积极参与学习、生产、抗战的儿童模范;四是在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恢复与重建小学，引导儿童参加学校教育，同时也广泛吸纳儿童参与冬学、识字班、夜校、读报组等社会教育，并组织报刊、文艺团体、青年组织等帮助国民教育，让儿童群体在读书识字中领略英雄模范的风采。

　　(作者：雷乾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