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殖民与精神控制：日伪“新民会”的罪恶历史
来源：《文史天地》 文/张静静    2024-08-20 09:10:17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在沦陷区实施了有目的的文化殖民，企图从军事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征服中国，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沦陷区扶植起来的汉奸组织“新民会”，便是当时承担“思想教化”文化殖民工作的重要机构。

　　一、“中华民国新民会”的源起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满足于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占领，加紧了对我国华北地区的渗透与侵略。华北地区包括冀、察、绥、晋、鲁五个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市，这里地广人稠，资源丰富，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久为日本所垂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华北诸省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实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目标，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以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等为首的一批汉奸，在北平(北京)成立了一个整个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继承“中华民国”的年号，恢复五色旗为国旗，其主体行政委员会大都是由北洋时代的旧政客组成。显然，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日本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生存乃至在整个华北沦陷区的“统治”均处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控制之下。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为了进一步从思想情感上打消华北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天后，侵华日军又于1937年12月24日炮制出一个似党非党的汉奸组织“中华民国新民会”。“新民会”脱胎于“伪满洲国”的“协和会”，它们都是日本侵略者妄图消解人们的反抗情绪而对沦陷区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对中国人进行文化控制的“思想教化的国民组织”。

　　作为伪政权的辅佐机构，“新民会”披着一层“民众团体”“民意机关”的外衣，以“立于政府与民众之中间”的姿态，成为辅助伪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伪政府是对民众发号施令的“严父”，而“新民会”则是“上情下宣、下情上达”的“慈母”。

　　“新民会”一开始只是一个用来收买与安抚人心的“思想教化团体”，着重于“精神方面”的工作。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民会”扩展为一个庞杂的组织，它的触角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各个领域，甚至承担起伪政权的行政职能，成为抗战时期日军御用的一个仅次于伪政权的机构。作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和帮凶，“新民会”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助其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流毒甚广、危害最恶的汉奸组织。

　　二、“新民会”机构组织及其纲领

　　根据所谓“政会一体”原则，“新民会”建立之初，其“中央”一级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兼任新民会会长;地方上，在沦陷区各省市设立“新民会指导部”，由伪省长、道尹、县知事依次分任同级新民会会长。但是该组织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由日本人或直接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顾问”“参议”等身份指导工作，掌握“新民会”实权。

“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大门

　　1937年年底“新民会”成立之初，其纲领共有五条：“一、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二、开发产业，以安民生。三、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反共战线。五、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贡献人类之和平。”那么这五条纲领应如何解读?第一条，“新民会”直言不讳自己就是“新政权”的辅助机构，并标榜自己是以“畅达民意”为宗旨。第二条，从“新民会”的实际操作来看，“开发产业，以安民生”不过是其协助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独占华北市场的幌子。第三条，以“发扬东方文化”邀买中国人人心，趁机播种日本文化、殖民地文化。第四条，以“反共”为旗帜，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又由于此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便将“剿共(产党)”“灭(国民)党”并提。第五条，将日本侵略者描绘为“友邻”，将傀儡政权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依附包装成“缔盟”，将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军事占领解读为“贡献和平”，总之，就是要让沦陷区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伪政权的统治。

　　1938年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粉墨登场。由于汪精卫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威望，日本方面决定支持“汪伪”政权为新的伪中央政权，那么原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然要降级为地方政权。在此背景下，1940年3月8日，“新民会”在北平重新举行组成仪式，并颁布了“新纲领”四条：“一、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二、实行反共，复兴文化，主张和平。三、振兴产业，改善民生。四、善邻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新纲领”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删去了“灭(国民)党”，只保留“反共”，毕竟汪精卫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并建立了“中央政权”，而这一时期日本对国民党蒋介石也是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为策略，“新民会”的纲领自然不可再提“灭党”;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侵华日军“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实行反共”也就成为“新民会”的工作重点。“新纲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为了推行其排挤英美、独霸东亚的国策，在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时首次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侵华日军重要帮凶的“新民会”当然要紧随其后，卖力宣传。

　　1942年10月，“新民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其纲领为：“一、发扬新民精神。二、实行和平反共。三、完成国民组织。四、团结东亚民族。五、建设世界新秩序。”这次修改的特点，主要是删改了“表现王道”“建设东亚新秩序”这类常被日本侵略者使用因而散发着浓郁日本气味的表述。此时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侵华日军在中国陷入战争泥潭的同时，又需要抽调兵力前往支撑，导致其在华北地区的武力控制变得愈发力不从心，这就要求日伪更得注意避免刺激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汉奸组织“新民会”需要做的就是设法淡化自身的日本色彩，以便让沦陷区的民众老实听话、节衣缩食，甘愿为“建设世界新秩序”事业献身。三、“新民会”及其“理论”的欺骗手段　　1935年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并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经历了爱国主义洗礼的华北民众的民族意识变得更加强烈。面对这一局面，日本侵略者在设置汉奸机构的过程中，狡猾地认为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某些标签将有助于抵消沦陷区中国人沦为亡国奴的耻辱感;而众汉奸也非常需要一块遮羞布来掩盖其卖国求荣的本质。这便是“新民会”及其理论“新民主义”名称设置的“奥秘”所在。

华北沦陷区某地标语“绝对排击国共两党”

　　日伪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于是“新民会”的“新民”二字便直接取自“四书五经”之首《大学》卷首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这种方式，“新民会”一开始就将自己与孔学儒教的招牌绑定在一起。而“新民”二字的选用还暗含另一个重要的阴谋，就是提醒华北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要面对现实，接受新政权，迎新生，作新民!与此同时，“新民会”的“理论家”宋介(任“新民会教化部”部长)和缪斌(任“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等汉奸文人粉墨登场，陆续拼凑出所谓“新民主义”并进行宣传鼓吹，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归根到底，就是“王道精神”，而“新民精神”就是“王道精神”，新政权的政治也是“王道政治”。宋介在《新民会大纲说明》中提出，如今民生之所以不安，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东方文化道德”即儒家文化道德的破坏，华北新政权的建立，正是基于东方的文化道德，而只要恢复“东方文化道德”便能复兴东方民族;缪斌对“新民主义”所做的阐述更加系统，并于1938年出版《新民主义》一书，鼓吹要用“王道”一统天下。

　　日伪“新民会”及其汉奸文人当然不是真的想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考证剖析中国历史上的“王道政治”，而是企图利用中国人对儒教的信任与推崇，将孔学的一些概念加以扭曲，拼凑出符合其殖民统治需要的结论。例如，出自《大学》的“格物致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提倡的是人文精神的培育与独立人格的塑造，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然而到了日伪“新民会”这里，竟成了扼杀抗日思想、强化傀儡统治的工具。缪斌在其《新民主义浅说》中提出，“格的意思就是格斗……格物之学，便应当先把心中之贼格去”，那么什么是“心中之贼?”缪斌没有直说，而是拿出了中国人抗日的例子并称其“在坏的路上”，其意不言自明——“抗日思想”就是“心中之贼”，是要“格”去的!接着，在讲解“致知”的过程中，缪斌说想要做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关键是得明白“知易行难”的道理，而今天许多中国人却是“知难行易”，主要表现为那些反日分子“没有把日本研究清楚，日本的历史、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社会，以及一切日本的军事政治的力量，都没有过精细的研究，只是盲目反日。”——“新民会”的汉奸文人就是这样摆弄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诋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

华北沦陷区某地“作新民”“中日提携”匾额

　　缪斌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平天下”这一理学纲领的解读，更是将“新民会”助纣为虐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如何证明日本侵占中国土地的“合理性”就成了汉奸文人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缪斌在《新民主义之实行·平天下》开篇写道：“土地者，天下人之土地也。”指出土地资源不应由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永久独占，继而引经据典：“《大学》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故土地之所有，吾人主张当属于有德者。”即“天下人之土地”最终应当归“有德者”所有，“此王道天下之大义也”。那么重点来了，谁是“有德者?”对此，缪斌并不直接给出答案，他说，谁能更好地开发利用这片土地，谁就是“有德者”，反之则是“败家之子”，而“败国之政府，则失其土。”将这番解释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便是：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反倒说明日本“有德”;中国遭受侵略失去土地人口，只能怪中国政府自己“败家”“败国”。缪斌继续说道：“四海同胞，皆兄弟也”“如日本，中国，满洲可以为一联盟……协和万邦，而成王道之天下。”中、日、“满”既然是同胞兄弟，自然不应再分彼此，更不能兄弟阋墙，中国、“满洲”应将各种资源无条件地奉献给日本以确保后者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取胜，实现“大亚细亚之联盟”，“则天下平治矣。”——这就是缪斌口中的“平天下”。

　　“新民会”汉奸文人通过断章取义歪曲儒家思想附会其所谓“新民理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就是迎合其主子及自身的需要，采取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形式，设计并输出“侵略有理，抵抗有罪”的汉奸文字。目的就是要让沦陷区的中国人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得一时苟安，为日本侵华扫除障碍。

　　四、“新民会”的失败与终结

　　日伪“新民会”的目标是“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争取“全民皆会”，到1944年，该组织会员一度膨胀到1000万人，占当时华北人口的十分之一。“新民会”通过广播、电影、游行、集会、讲演会、恳谈会、训练班、传单、报纸期刊、新民茶馆、新民图书馆、新民教育馆、新民识字班等等劳民伤财之手段与机构设置，大力宣传“新民主义”“王道政治”“共同防共”“大东亚共荣”等奴化思想，配合日伪的殖民统治。　　然而正如孔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残暴屠杀中国人民，已属极端不仁，所以再巧妙的宣传教化手段在日军的残暴行动面前，其效果最终也化为泡影。况且仓促间拼凑而成的“新民理论”原本就是汉奸文人投机取巧的产物，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破绽百出，对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产生说服力;而过于抽象、超越现实的特点，又导致一般民众既无法理解也不感兴趣。加入“新民会”的普通中国人又多是迫于无奈，真正丧心病狂甘愿充当民族罪人的是极少数。因此，“新民会”及其卖国理论在中国群众中没有市场，它的宣传教化活动虽然影响恶劣，却终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与此同时，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反宣传活动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抗日军队，瓦解了日伪的反动教育;而八路军、游击队向来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这本身就是最令人信服的宣传材料，更使敌人的欺骗行径不攻自破。　　从1943年开始，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新民会”里的日籍人员大都被抽调至前线成为炮灰。1944年4月，“新民会”的言论机关《新民报》因经费困难停刊。眼看日本战败的迹象日益明显，“新民会”内部大小汉奸态度也日趋消极，没有了昔日那种卖命精神。1945年年初，“新民会”已陷入半停顿状态。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失去靠山的“新民会”随即树倒猢狲散。宋介、缪斌等“新民会”主要汉奸，或入狱，或被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卖国求荣的汉奸理论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作者：张静静，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