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张治中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改革(1940—1945)
来源：《团结报》2024年第4期 作者：郭洋   2024-11-10 09:31:25

　　【精彩提要】

　　民革前辈张治中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身兼重任。长沙大火事件后，他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成为“无声的要角”。陈诚于1940年夏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职务，蒋介石选定张治中接替陈诚，执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治中励精图治，在任内积极推动政工改革，为民族抗战之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民革前辈张治中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受他在1949年鼎革之际所做政治选择的影响，既有研究多聚焦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有关抗战时期张治中的研究，多关注到他短暂主政湖南的相关史事。实际上，抗战时期张治中扮演的政治角色极为重要。在淞沪会战中，张治中是独当一面的大员，尔后他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因“文夕大火”事件仕途短暂受挫，但仍得到蒋介石信任，不久便进入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工作，与陈布雷一起辅助蒋介石处理日常事务。从1940年8月至抗战结束，张治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并列。目前尚未有专题论文就张治中与战时军队政工相关史事展开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原始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聚焦张治中执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文简称军委会政治部)期间开展改革一事，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剖析改革效果。本文可以弥补既有张治中研究之不足，让他的历史形象更加饱满，揭示他为民族抗战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01、张治中接替陈诚执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国民党战时体制的产物。此机构负责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以图“再造党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因战前准备工作不足，国民党建立战时体制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完善的过程。与日本迅速在本土设立战时大本营不同，国民党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抗日大本营，充当战时最高统帅部。1939年后，随着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认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后，需要施行全国总动员，动员一切有生力量。政治与军事并重，民众与士兵并重，精神与物质并重。在此背景下，军队政治工作自当扮演重要角色。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战时体制建构过程中新出现的重要机构。1938年2月11日，该机构正式开始运作。首任部长陈诚认为政治部设立的意义是：“第一，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的目的。第二，组训全国民众，集中全国力量。第三，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敌人的战意和野心”。陈诚给予政治部很高期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开始了一系列拓展性工作。各军事学校、军、师政训处陆续改为政治部，扩充编制;各行营、战区、集团军增设政治部，协助地方政府办理政务;各军医院、休养院等一律设置监理员室，训练伤兵;各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改为国民军训处。

　　不过，陈诚身兼数个要职，既要赴前线指挥作战，又要在后方处理日常工作，无法全心投入军委会政治部事务中去。陈诚还需面对军委会政治部系统内的派系斗争，感觉心力交瘁。进入1940年，在军委会政治部的派系斗争、人事风波发酵下，陈诚选择辞职离部。

　　这年8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迎来人事更迭。陈诚不再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前往鄂西，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奉命执掌军委会政治部。政治部秘书长及四个厅的厅长全部更换。

　　张治中对军队政治教育工作并不陌生。北伐战争结束后，张治中主持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务近十年，是国民党陆军军官教育的核心负责人之一。蒋介石以张治中取代陈诚主持战时军队政治工作，体现出蒋介石对这一工作的一贯重视。以贺衷寒为代表的原复兴社一派以为驱逐陈诚之后，便可顺势取而代之。他们未料到蒋介石选择了张治中。

　　陈诚用约一年半的时间打造了一个颇具规模、初有成效的军队政工体系。然而，陈诚去职的方式显示出彼时国民党军队政工组织系统已存内在弊端。张治中是“萧规曹随”还是“另起炉灶”?

　　02、张治中大刀阔斧开展改革

　　张治中上任后并未急于施展拳脚，而是熟悉工作，了解军队政工实际运行状况。至1941年底，张治中方才主持任上的首次全国政工会议，正式开启新一轮政工制度改革。蒋介石出席会议，他指出：“政工人员之基本任务，在于提高军队战斗精神，加强军队战斗意志。”张治中希望此次改革能够实现以下目标：制度上军政融为一体;军事上军政相互交流;环境改换，观感一新;造成从头做起彻底刷新之机会;开拓政工人员之出路与前途;提高政工人员之地位。张治中的改革决心可谓坚定，出发点与目标也很中肯。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想要开展一次彻底改革，而不是维持现状。

　　此次改革的首个重要举措是简化军队政工组织结构。具体而言，原来的总部——战区政治部——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军政治部——师政治督导员——团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改为总部——战区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军委会政治部调换300多个师政治部主任，裁撤100多个军政治部和30多个集团军政治部，这些举措既是对陈诚任上一些弊端的纠正，也是为了适应国民党军队新的整军方案。

　　改革进一步深入，转向政工人才建设，尤其是充实基层政工人员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战时军队政治工作都有其巨大价值，因此输送优秀工作者进入这个领域极为必要。战时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主要缺少基层工作人员。早在黄埔建军时期，军队连一级单位便设有党代表。随着局势演进，国民党军队中的基层政工逐渐成为被遗忘的“空间”。政工低潮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单位仅能到团一级。抗战爆发后，高层意识到连队建设的重要性，从1938年开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期增设连队指导员，以军校出身或者优秀之连副、排长选充之。但刚过了一年的光景，由于人才和经费种种困难，遂重新改制，将连队指导员撤销。1938年以来，基层连队政治指导员数量不足问题愈发严重，许多连队仍未有指导员。连队是一支军队中极其重要的战术单位，连队建设之优劣关系着整支部队的战斗力。连队指导员匮乏，影响到连队建设。

　　张治中试图在政工人才建设上有所作为。经一番调查后，他发现：“我们需要1600多个团指导员，但是现在只有900多个;我们需要2万左右连指导员，但是现在缺少5000个左右。”为此，张治中决定普遍设立连级指导员。经1942年的调整，军委会政治部将连指导员队伍补充到近2万人，但每个战区仍然缺连指导员300至400人。

　　从微观层面看，一些部队的连指导员短缺已到十分严重地步。1942年1月，第八战区所属各部共有连队1282个，以每连配属一位指导员来算，应该有1282名指导员。然而第八战区实有连指导员仅585人，意味着第八战区约57%的连队没有指导员。1943年5月，步兵104师所辖3个团，原有连指导员22人，其中负伤住院3人，撤职处分1人，调走8人，实际在岗只有10人。一些部队因连指导员不敷用，被迫采取兼任指导员办法，即一个指导员负责两个连队。从以上数据来看，国民党军连队指导员匮乏问题可以说堪忧。

　　经改革后，国民党军队的基层政工人员仍然缺额较大且难以补充。究其原因，一是部分连指导员升为副连长或者连长;二是部分连指导员在作战中阵亡、负伤或失踪;三是军校毕业生多不愿从事基层军队政工。再加上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及各战区自办的政工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数量不大，使得连队指导员补给数量远不能满足军队现实需求。张治中已经尽力，很多事情非他一人所能掌控。

　　第三项措施便是调整军政关系以谋求政工人员地位之提升。国民党军长期存在着带兵打仗的军事指挥官轻视从事文职工作的政工人员之弊病。中国古代军队中常设有“监军”，由于国民党军政工群体角色与职能，常被一般军官视为“监军”。早在北伐战争中，一些军事指挥官便嘲讽政工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高度重视军队政工，但这并不能短期内解决之。抗战时期在个别基层部队，甚至发生了连长派人暗杀指导员的恶性事件。

　　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梁寒操，对于军政关系的两难做过如下表述：“我们的立场，本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站在党代表的地位，对部队采取监督指导的态度，但目前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是绝对秉承部队长官之命，办理部队政训，也因为政工另有系统，人事、经理都独立的缘故，不能实行。”无论是多年以后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声音，均显示战时国民党军队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军政矛盾。军政矛盾不仅影响到军队政治工作效果，还在无形中加剧内耗，削弱本就脆弱的战斗力。

　　张治中欲改变上述状况，提高政工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开展工作。

　　他的解决办法是让军事指挥官与政工人员实　　现职务互通，打通军队中武官与文官的隔阂，让他们可以互相调任、流动。即：师政治部主任兼任副师长，副师长兼任师政治部主任;连队指导员可以做副连长，可以升任连长;连长可以升任团政治指导员，等等。张治中推出此举旨在强化军队政工人员与作战军官之间的人事流动，借此打破军政隔阂。

　　除上述三项重要改革举措外，张治中还组织资深政工人员编纂了一部《政工典范》。该文献总结了国民党军队政工的历史经验，详细介绍了军队政工的内容和方法。时人评价：“我们说，政工人员对于近二十年的建军工作，和革命将士一样有功勋，有贡献，这是一种公平的结论，绝非溢美之词……现在军事委员会颁布的政工典范草案，就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军队政工实际经验的结晶，也是我国军队政工制度随着时代演进的产物。”《政工典范》实际上是一本政工人员开展工作的指导手册。《政工典范》之问世，显示出张治中有意推动国民党军队政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这一努力当值得肯定。

　　03、改革遇挫但仍有积极效果

　　张治中亲自主持推动了多项系统性的改革举措。动作频繁，牵涉面很广。这些改革举措在贯彻环节，非张治中一人所能够左右。具体改革举措实践环节，主要是提升军队政工人员地位这一项受到较大阻力，其他则相对顺利。

　　国民党军队中普通军官的调任、晋升等权力，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负责。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是军中人事考核的最高机关，它签署发布的任命书才具有法理效力。根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官任官条例，只有军校出身或行伍出身立有战功的军官，方才予以定级考核。尴尬的是，其法律条文中，并不认可军队政工人员的军官身份，也就是说，政工人员只能算是“穿军装的文人”。这一症结不解决，军队政工人员在军中便撕不下“二等公民”的标签。

　　陈诚在任之时，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张治中上任后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不然军队政治干部永无出头之日。1942年初，在呈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他言辞恳切地申诉：“军校出身之政工同志，其中多数人员，从事政工历史悠久，只因为我国人事制度，尚未能施行经历调任，致该项人员永囿于政工范围内，无转任军事工作之机会，本部上年改制，为谋开拓该项人员之出路，故规定各级政工主官得兼任部队各级次官，俾逐渐可以转任军事工作，不复局守一隅，致感出路狭窄之苦。今如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不算其兼职资历，非仅影响其任官部分，且所谓兼任副师长者，将徒负空名。欲使转任军事工作，事实无法实现。”

　　张治中提出的理由都算合理，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人事上存在的巨大弊端。蒋介石批示交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办理。几经讨论之后，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给出的回复是：“第一，党工人员不属最高军事机关管辖，不论是否军官佐出身，在党务工作期间均不核予任官，但原属于军官而改任军队党务工作者，其工作期间之年资得以实职年资计算俟回役后核予任官。第二，政工人员之任官依任官条例之规定其任官条例条款保留暂不修改。第三，政工人员新制成立后，其任用人员之有关任官部分均以本职为主体，不计其兼职资历。”军委会铨叙厅拒绝了张治中的提议。在张治中的不断抗议下，尔后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不得不详细讨论此事，最后给出的决定是：维持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原来意见。这实际上完全抹杀了张治中推行的人事改革。事已至此，张治中备受打击。

　　政工人员不被军事委员会承认是正式军官，不可铨叙;也不被行政院铨叙部承认是行政公务员，不予定级，就成了“不文不武”的特殊群体，即徐永昌日记中所言的“既不是党代表，又不是纯幕僚”。蒋介石也无法完全左右军事委员会。在政工人事改制一事上，因军政、军令系　　统阻力过大，蒋介石给张治中的实际支持不多，这也是此次政工人事改制失败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政工系统作为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高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与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一样是军事委员会的核心组织。然而军队政工人员却没有在军中获得“合法”地位。这种体制下，军政关系不和在所难免。

　　人事改革举措之失利，虽给此次改革蒙上一层阴影，但并没有影响张治中继续推动改革的信心。张治中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期间，在改革举措鼓励下，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于战场上有积极表现。据统计，在1940年至1944年间，历次重大战役中阵亡、负伤、失踪的政治工作人员共计1867人。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是战时为国捐躯的诸政治工作者之代表。1939年开始，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总数大概稳定在30000人，未有较大波动。以当时30000人的政工队伍总数而言，损失比例为6%。这近2000名在战争中损失的政治工作人员，也是中国抗日队伍的一部分。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一笔抹杀。“穿军装的传教者”也可以奋勇杀敌。张治中努力推动改革，向军中政工人员释放积极信号。

　　04、结语

　　张治中怀揣满腔报国之志，积极投身战时军队政工事业，力所能及推动改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贡献。他所制定的改革举措都比较切中时弊，得到系统内部人员的支持。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未实际给予张治中太多支持。军令和军政系统也不愿配合政工改革。国民党党务系统更没有意识到军队政治工作的战略意义。张治中一腔热血，但未能完全实现改革目标。

　　在领导国民党军队政工事业的五年多时间里，张治中深度参与国民党军队高层事务，接触到更多层面的内容。他起初充满干劲，进而动力不足，最后充满无奈，只能勉力维持。通过此次政工改革，他对国民党政权认识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这或许为他在1949年作出的政治选择埋下了伏笔。

　　原载《团结》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郭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