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的壮举是国共两党大合作的历史见证
来源：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 文/高伊洛   2025-05-29 16:00:07

　　被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于虎口炮火中争夺中国工业命脉的壮丽篇章，是中国内陆航运史上的胜利凯歌，是中国人民不畏艰难、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热情的真实写照。同时，它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大合作的历史见证。

　　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这就是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其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只有走长江水运。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水急浪高，暗礁险滩密布，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条船可以通过，稍大一点的轮船不能溯江进川，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流一时达到高峰。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待转运入川的货物多达10多万吨。尤其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多天的中水位，其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若错过这短暂的中水位期，轮船便不能正常在川江上航行。这即是说，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40天内运走，否则就会落入敌手。而此时，能在峡江航行的只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船队和两艘外轮，按船队单艘运载量200-600吨计算，完成运送堵塞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则需要一年的时间。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宜昌也已告急，值此危险之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挺身领命担此大任，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直面血火，于绝境中巧施奇谋，采用分段转运，制定出一套40天完成任务的紧急抢运计划。他一方面调动指挥所属全部船只，同时临时增加雇工300余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输轻型物资，实际在整个宜渝航线征用木船总数超过2000只以上。转运过程需要大量的搬运工人，成千上万的宜昌人肩挑背扛，日夜不停，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抢运战斗中。一时间，川江上下万船并发，24艘轮船和2000多只木船不断地在川江上来回穿梭。冒着日军炮火，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紧张地实施宜昌大撤退，从而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努力推动全面抗战，为宜昌大撤退成功实施营造了融洽的氛围

　　宜昌大撤退的谋划和实施，正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中共党的组织大发展、群众队伍大发动、统战工作大开展的一个时期。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为了继续推进国共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南部中共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武汉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公处所(大石洋行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战的大本营。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经共产党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动员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通过郭沫若团结了一大批有名的文化界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曾组织了10个演剧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到工厂、农村、国民党军队中，甚至到敌后，进行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国共合作处于一种较好的态势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中。作为主持实施宜昌大撤退的总指挥卢作孚先生，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惜牺牲民生公司利益，成功实施宜昌大撤退的壮举，也就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因素。一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多次与之接触，做了许多工作。1937年秋，卢作孚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侵占南京时，到了武汉，这时抗日物资的运输、大量人员和工厂物资撤退到重庆，则必须主要依靠以卢作孚为总经理的民生公司的船只。在武汉，周恩来接见了卢作孚，卢先生第一次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支持卢办好民生公司，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就在这时，重庆北碚救国会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罗中典写信给武汉《新华日报》编辑部，询问关于抗日统战问题，这封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北碚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经营的地方，就做好抗日民族统战工作的意义，团结地方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为抗日战争出力，亲自回信答复了罗中典，罗中典根据周恩来回信的精神，在北碚加强了对卢作孚、卢子英的工作，使北碚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和卢作孚到了重庆，在共产党员、人事室主任何乃仁的陪同下，卢作孚又多次去曾家岩50号，会见周恩来。卢作孚作为一个民族实业家，长期与国民党作斗争。卢作孚在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在经济上自有一套办法来应付。卢作孚对国民党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其中，周恩来和南方局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二是通过地方党组织川东特委和北培中心县委做卢作孚的工作的;三是通过进步人士如陶行知等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同时，民生公司的地下党员和党组织也非常重视做卢作孚的统战工作。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使卢作孚先生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是深信不疑的，从而使他逐步向共产党靠近，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和公司的一切利益，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

　　事实证明，宜昌大撤退是在国共合作形势很融洽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实施的。换言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宜昌大撤退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一奇迹的产生。

　　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全民族抗日情绪的高涨，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宜昌大撤退时，当时的宜昌，即是抗战的后方，又是抗战的前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宜昌抗日救亡运动显得生机勃勃。当时，宜昌城本土就拥有30多个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和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联合组织、演出组织。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随之沦陷，武汉告急的危急时刻，地处川鄂咽喉的宜昌，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广大民众更是群情激愤，宣传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正是由于国共合作推动群众性抗日运动，在民族灾难面前，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投入到抗日浪潮中，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当武汉告急，从上海、南京撤至武汉的人员、货物再度撤至宜昌时，小小的宜昌城便显得异常拥挤不堪，混乱不堪，从沿江码头到大街小巷，惶恐不安的人流，随意堆放的货物，凌空而过的敌机，浓重的战争气氛笼罩着宜昌城，素称川鄂咽喉的宜昌，此刻就是全中国命运的咽喉。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就是战时阵地前沿的政治工作。营造一种气氛，充分调动宜昌民众和撤退到宜昌的各界人士的爱国情绪，聚合人心，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宜昌大撤退，在当时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为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

　　党政要员、各界名流云集，一时间，宜昌成了湖北的政治中心和进行抗战动员的指挥中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宜昌大撤退工作的进展。

　　武汉沦陷前，从1938年1月开始，湖北省政府、省直党政机关及各社会团体先后由武汉迁至宜昌。10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撤至宜昌。10月底，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省委秘书长王翰等，同《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留汉人员撤往宜昌。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一些外地救亡组织、著名爱国人士、各界名流以及援华的外国文艺团体，也纷纷西撤，来到宜昌。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一时间，宜昌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于毅夫、程希孟等也都来到宜昌。他们在宜昌进行抗日演讲，号召民众积极抗日。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文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陈波儿等在宜昌积极支持和参与排演抗日救亡剧。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组织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昌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等在宜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同机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病员。宜昌城大街小巷挤满了西撤的人流，江边码头堆满了西撤的货物。大撤退的悲壮景象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集会流行，街头演讲，校园演讲，终日不断。省立图书馆在宜昌设立战时办事处，开展图书借阅活动。华中图书公司宜昌办事处、生活书店宜昌分店在宜昌设点经销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胡绳主编的抗日救亡读物《救中国》由汉口迁到宜昌编辑出版。号召民众，积极抗日。进而有力地推动了宜昌大撤退各项工作的进展。

　　中共党组织水上岸上协调一致，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积极配合，促使宜昌大撤退取得全面胜利

　　宜昌大撤退，是川江航运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奇迹。同时，既是国共合作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又一生动例证。宜昌大撤退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作为既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又是爱国实业家的卢作孚先生，的确是功不可没。宜昌至重庆航程近1000公里，沿途经10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疯狂地在川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几乎每天都有员工遭袭丧命。在整个大撤退抢运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更有不计其数的民间船工纤供、搬运工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营造浩大声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充分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动员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撤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市面秩序不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宜昌的各色人等尚处于惊恐不安的心理状态下。若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支撑，其状况是不可想象的。这方面的工作全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众多的共产党员为主精心安排和组织的。不少爱国知名人士到当时的学院街小学演讲，就是中共党员、该校校长张一之邀请的。宜昌抗战剧团是当时宜昌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团体，而剧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剧团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宜昌大撤退期间，积极宣传，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全力支援大撤退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当时的中共宜昌特支、中共鄂西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等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投入大撤退的全体海员也是这次宜昌大撤退取得奇迹般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海员中有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撤退中，中共在海员中的党组织主动进行了配合，当时，川江海员中建立有10余个工会组织，其中有几个工会组织就是在中共海委领导下的。如“海员分会轻工第二支部”、“海员分会理货支部”、“海员分会舵工支部”、“海员分会水手支部”、“海员分会中舵支部”等组织中，中共党员比较多，其中的理事长、常委、秘书、文书等职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共海委在国共合作期间，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统战方针，经常对海员加强顾全民族利益的教育。一方面积极斗争，争取海员生活的改善，维护海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海员必须以阶级利益服从于人民利益，积极投入抢运滞留宜昌的大批人员及战略物资的战斗。海员的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昂。正值抢运高潮之时，黄色工会组织“中国轮机员联合会”的头目，为着本组织的私利，突然煽动海员，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斗争。若不及时制止，必然使大撤退遭受严重挫折。得此消息，中共海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海员工会，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罢工，一定要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抓紧时间，抢运货物。罢工事件终得平息。全体海员夜以继日，同心协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的任务。将滞留宜昌的战略物资及大批人员撤到了西南地区，加强了后方的战时生产，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条件。 同时，宜昌不少社会名流对大撤退的人员和物资也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1938年10月，易吉光携《新华日报》的人员和设备撤退至宜昌时，同样遇到了一时难于西撤的困难。易吉光通过一番奔走，通过有关人员大力相助，使《新华日报》的人员和机器设备得以提前登船，顺利到达目的地重庆，为尽快投入工作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宜昌大撤退，从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始，至1938年12月下旬江水低落，拥挤在宜昌大街小巷，江岸码头的人员物资被全部运走，历时40多天的宜昌大撤退胜利结束。由沿海沿江西撤至重庆的工厂很快便投入生产。投入生产的这些工厂，虽然大都规模不大，条件也十分简陋，但是，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民众的生活，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一批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都非常关心大后方战时生产的发展。他们常去工厂慰问工人群众，鼓励厂主提高经营积极性并关心工人生活，与工人团结合作，共同为抗战发展生产。1939年1月，中共中央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共中央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前往由胡厥文等民族工商业人士开办的重庆合作五金厂进行视察慰问。周恩来等一行分别题词鼓励，周恩来题词为：“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为：“在极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为：“合作奋斗 发展生产。”大后方的广大职工，在中共南方局和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关怀鼓励下，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生产抗战物资和广大民众的生活用品，支援军民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这天也是法国巴黎沦陷日。德军在敦刻尔克未得到的东西，日军同样在宜昌也未能得手。这里已没有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也没有哀哀无靠的难民，侵略者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分析了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厂设备通过宜昌运往重庆等内地的情况后，十分后悔地称道：“假定在昭和十五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侵略者的遗憾，正体现了“宜昌大撤退”的伟大功绩，它为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宜昌大撤退的壮举，是国共两党大合作的历史见证，其意义是深远的、多方面的。为着民族的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正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宜昌大撤退》解说词所述：“1938年从宜昌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作者单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