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 ：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卫生行政制度的演进（1906—193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刘嘉   2025-09-13 15:42:28

　　内容提要：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构建起关东都督府、满铁以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共同主导的“三头政治”殖民权力格局。受此影响，东北的殖民卫生行政模式有三种，且各成体系、各自独立。日本认识到分散管理并不利于其对东北社会的殖民渗透，曾尝试统一殖民卫生行政。然而，由于殖民卫生行政问题牵涉更深层次的殖民权力角逐，统一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日本在东北殖民卫生行政制度的演变历程，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日本各殖民机关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不同的利益取向也影响了他们的殖民政策，最终走向失败。

　　关键词：

　　卫生医疗　日本居留民　关东都督府　满铁　关东州租借地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确立了关东都督府、满铁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共同“经营满洲”的“三头政治”殖民统治框架，其职权分工各有侧重又相互重叠。既有研究对关东都督府、满铁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不同时期的职权划分与背后隐藏的权力斗争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缺乏具体的案例来呈现日本各殖民机关既矛盾冲突又协调合作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卫生是“日本对东亚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一个中心战略”。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无不伴随殖民卫生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日本在台湾和朝鲜的殖民卫生举措，尚无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卫生行政制度。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卫生行政大致包括卫生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突发传染病事件的应对、卫生工程的修建、城市清洁的维护、行业卫生监管等多方面，关东都督府、满铁和东北各日本领事馆因权力和资源不相同，所以虽然处理同样的殖民卫生事务，却各有侧重。本文拟利用统计报告等一手档案和报刊资料，系统梳理1906年至193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构建殖民卫生行政制度的演变历程，以揭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权力架构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影响。

　　一、 同质异构：三种殖民卫生模式的形成

　　日俄战争后，日本依据不同的条约特权，分别由关东都督府、满铁和东北各日本领事馆对关东州租借地（旅顺、大连、金州）、满铁附属地和日本居留地三类区域进行殖民统治。他们打着保护日本人健康安全的旗号，在上述三个地区建立了殖民卫生行政制度。

　　日本将卫生事务分为“卫生警察事务”与“普通卫生事务”两类。前者指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或强制执行的卫生事务，一般由警察完成，例如医疗行业的管理、传染病患者的隔离、清洁法的监督、行业卫生的监管。后者指无须采取强制手段的卫生事务，例如街道清洁、疫苗注射、卫生设施的修建运营。为了完成这些卫生事务，日本殖民当局经常需要警察、医疗机关、土木机关、基层殖民统治机构等多方协作。本节将梳理关东州租借地、满铁附属地和日本居留地三类地区处理殖民卫生事务的具体机构，总结三种殖民卫生模式的不同特点。

　　（一）关东州租借地

　　根据1906年8月1日颁布的《关东都督府官制》，关东都督是关东州租借地的最高长官，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总管行政事务，另设陆军部统率军队。关东都督府最初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卫生局，而是依靠民政部警务课统领的警察系统执行卫生行政事务。10月，关东都督府颁布《营业取缔规则》，赋予警察监管各行业卫生状况的权力。同时，关东都督府还逐一制定了制药贩药、屠宰、医师、食品等10多种行业卫生法规，并详细规定了警察应履行的监管职责。当地报刊经常刊载警察对商家实行身体检查的新闻，患有传染病的商家必须停业接受治疗。可见，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的殖民统治深入基层社会，其殖民卫生政策控制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殖民当局每年春秋两季实行清洁法，警察会到居民家里检查卫生，要求颇为严格。大连居民安立宾回忆起接受卫生检查的场景，称：“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组织卫生大检查。由日本警察或被雇佣的中国人充当的巡捕为主，村、屯长和会丁参加，挨门逐户进行检查。一进门先摸门、窗上有无灰尘，再翻炕席有无泥土，院里有无草刺，鸡窝、猪圈的粪便是否清除干净。好的发给合格证，不好的有些被打骂，有些被罚款，每次受刁难。每次卫生检查，人心惶惶，连陪同检查的村屯长、会丁心里也惴惴不安。”

　　官立医院亦是支撑殖民卫生行政的重要一环。关东都督府在大连、旅顺都设立了官立的疗病院和妇人医院，不过目的并非为当地的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疗病院专门收治各类传染病患者，妇人医院则专门负责妓女的身体检查工作。此外，关东都督府还雇佣公医，为散居农村的日本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承担起预防传染病、种痘等各项卫生工作。不过，关东州租借地最先进的医院并非官立各医院，而是满铁开办的大连医院。当遇到卫生化学分析、传染病细菌检测这类专业性极强的医学技术事务，关东都督府需要医学水平更高的大连医院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关东都督府下属各机关外，卫生组合、会务所等基层殖民机构承担起街道清洁、洒水、消毒、粪尿搬运等普通卫生事务，也负责运营屠宰场、墓地和公厕等卫生设施。1907年2月，关东都督在旅顺、大连和金州三地设立卫生组合，负责落实各项卫生政策。1915年，关东都督府成立大连和旅顺市役所，接管卫生组合的业务。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殖民机构是“会”，其办公机构是会务所。根据1925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会制》，地方各会接受民政署署长或支署长的指挥监督，负责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项行政事务。会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其次是劝业和警备，再次是土木、卫生、救助等公共事业。“1926年各会经费预算总数为755887日元，其中教育费275938日元，劝业费28882日元，警备费56617日元，其他事业的费用只占极少一部分，不足以特别记载”。或许因为各会的日本人数量较少，所以殖民当局并不重视各会的卫生事务。

　　市役所与会务所在处理卫生事务时，存在片面追求营利、忽视中国人利益的弊端。其处理街道清洁、洒水、粪尿搬运等卫生事务的方式，并非直营，而是外包给商人负责。例如，街道清扫工作由多位商人竞标，低价者获得承包权，由市役所或会务所支付费用。粪尿处理则与之相反，由于粪尿能用于制造肥料，所以一般竞标者价高者得，向市役所或会务所支付费用。日本人主导的市役所维护的是当地日本侨民的利益，市政经费多用于改善日本侨民居住区的卫生条件，而中国人居住的小岗子等地的卫生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大雨之后，小岗街之污秽泥泞如海之滩。一旦晴久遇风，则又黑尘弥空，臭气熏人。于卫生上交通上，均有莫大阻碍”。不少中国绅商因“市役所于西岗市民，差别待遇，殊欠公平”而呼吁“尤望不分大街小巷，一律普及扫除”。可见，日本殖民统治下，即使中国人承担了卫生费用，其卫生权益依然难以得到保障。

　　（二）满铁附属地

　　满铁附属地的权力结构较为特殊，关东都督府把控着满铁附属地的警察权，然而附属地的“经营建设”却主要由满铁负责。一方面，关东都督府依仗1906年公布的《关东都督府官制》，自10月起先后在奉天、公主岭、大石桥等满铁附属地设置警务署，在其余附属地设置警务署支署和警务支署出张所。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秘铁第14号命令书，授予满铁在附属地内经营土地房产，进行土木、教育、卫生等必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向附属地居民征税的权力。因此，关东都督府警察机构负责附属地内卫生警察事务，除此之外的卫生行政都由满铁负责。两者也会相互配合，进行卫生检查时，满铁派出卫生检查员与警察共同巡视店铺，将疑似不卫生的食品送到当地的满铁所属医院、“中央试验所”、细菌检查所、卫生研究所等满铁附属机构检查。

　　起初，关东都督意图参照关东州租借地模式，组建卫生组合等基层殖民统治机构来承担市政工作。不过，满铁坚决主张成立直属机构接管地方行政事务。1907年4月，满铁成立地方部，专门负责处理附属地的行政事务。其中，满铁地方部卫生课是最高的卫生行政机关，下设医务股、保健防疫股、职业卫生股、学校卫生股四个分科。具体而言，医务股主要负责管理医院、制定卫生法规以及管理医学从业者；保健防疫股负责传染病防控、保健事务，附设巡回诊疗所、温泉疗养所、卫生研究所等机构；职业卫生股负责铁道、矿山和工厂卫生工作；学校卫生股负责学校卫生事宜。1907年10月起，满铁在铁路沿线设立地方部出张所、抚顺炭矿庶务课等地方派出机构，逐步接手了卫生、土木、教育事务。

　　满铁的殖民经营策略，深受其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理念的影响。后藤新平主张，“经营满洲”不应仅仅着眼于经济层面，而需从教育、卫生、学术等领域入手，让大陆政策彻底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而让中国人欢迎日本人的到来。基于此，满铁极为重视发展专业医学，打造了涵盖医院、公医、家庭卫生妇等在内的多层次医疗卫生体系，并依靠这些专业医学人员承担卫生调查、传染病预防、学校卫生、妇婴健康等诸多公共卫生职能。

　　1907年起，满铁成立大连医院，并在其余9个附属地设立下属医院或分院。截至1915年，满铁已在铁路沿线成立了20处医院及分院。为了向偏远地区日本人提供医疗服务，满铁从1914年开始向沿线19地派遣日本人公医。这些公医身兼普通医生、巡回诊疗医、校医等多重角色，承担各项公共卫生事务。1918年，各地方事务所内设置细菌检查所，负责传染病诊断和细菌学检查工作。1923年，满铁卫生课在偏远地区设置巡回家庭卫生妇，向公司的日本职员及其家人提供伤病应急处理和妇婴哺育指导等服务。

　　在满铁的资金支持下，附属地进行了上下水道、公厕、火葬场、屠宰场等卫生工程的建设。至1926年，满铁附属地上水道供水户数达27586户，花费事业费达560多万日元。铁道附属地下水管总长超过41万米，花费442万日元。此外，满铁还在24处附属地设立墓地和火葬场，在9地设立官营屠宰场。不过，满铁建成的各项卫生设施，绝非为了普惠中国大众。例如，清洁的自来水优先供给满铁工业生产、铁道运营，其次满足满铁日本籍职工的用水需求。广大中国民众的用水权益在满铁的考量之外。

　　（三）日本人居留地

　　除了关东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外，奉天、安东、营口、长春、铁岭等地还有不少日侨聚居地，被称作居留地或新市街（以下统称“日本人居留地”）。日本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有权在日本人居留地颁布卫生法规，由领事馆警察监督执行。例如，日本人居留地实行清洁法时，一般由日本领事确定具体日期和实行方法。

　　卫生警察事务以外的各项繁杂卫生事务，均由当地日侨组成的日本人居留民团、居留民会负责。以奉天为例，1906年7月7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发布《居留民会规则》，设立奉天居留民会，并任命了会长、副会长和16名行政委员。奉天居留民会负责土木工程、公共卫生、教育事业，以及其他关乎日本人居留民共同利益的事情，并拥有征收赋课的权力。同年12月25日，奉天居留民会第14次行政委员会制定《工作细则》，设置庶务股、会计股、土木股、教育股、卫生股。其中，卫生股负责传染病防控、街道清洁的维护、卫生设施的管理运营以及处理各类卫生相关事务。

　　奉天居留民会很快设立了奉天健康诊断所、奉天公立医院、卫生组合等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起街道清扫、传染病防治、妓女身体检查、种痘等卫生事务。1906年10月11日，奉天居留民会拨款4000日元公费，成立奉天公立医院，院内开设内科、小儿科、眼科、外科门诊。该院有时也会在奉天城内外设立健康诊断所，为妓女进行健康检查。12月22日，奉天居留民会在大南门设立了奉天健康诊断所和患者收容所，专门向妓女等特殊群体提供健康检查服务。1909年8月，奉天居留民会将奉天公立医院与奉天健康诊断所转让给日本赤十字社经营，重组成奉天赤十字社医院，并将健康检查、校医工作、疫苗接种事务等卫生事务一并委托该医院。奉天居留民会每年支付730日元充作委托费用。奉天居留民会最终采取业务委托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公共卫生事务需要的医疗资源。此外，根据1907年4月29日馆令第2号文件，奉天居留民会将辖区划分成9个卫生组合区，各区选出组合长、副组合长和卫生委员，肩负起所在区域的市政清洁事务。

　　概言之，关东州租借地的殖民卫生行政架构，以关东都督府（关东厅）作为核心主体。关东都督解决卫生问题的办法是颁布卫生法规，再借助警察系统进行监管与处罚；细菌试验、传染病调查等专业性强的医学卫生领域依赖满铁提供帮助。满铁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满铁附属地构建出服务殖民统治的多层次医疗体系。日本居留地处于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的管理下，依赖各居留民团、居留民会为在华日侨的公共医疗卫生进行服务。三类地区的殖民卫生行政制度各具特色，各成体系，呈现组织结构上的异构性。不过，三类制度皆以日本国内的卫生行政为原型，其处理的卫生事务高度相似，具有内容上的同质性。由此，日本在东北地区构建起三种“同质异构”的殖民卫生模式。同质意味着三地的卫生事务存在整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消除异构的尝试却因日本内部的政治斗争难以实行。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日本的殖民卫生行政采取何种组织模式，都不能忽视其包裹在科学与福利外衣下的殖民特征。日本殖民当局将中国人污名化为不卫生的民族，采取的措施带有歧视性，并侵害了中国人的权益。满铁以防疫之名，强行将大连码头的苦力迁至苦力收容所，控制中国劳工的人身自由。甚至在疫情平息后，仍然没有放弃苦力收容的计划。掌握了科学医学的满铁，也并非真心想要拯救中国人的生命。南满医学堂医师尾见熏曾言：“如果日本能以医术治疗中国人之顽疾，解除他们的忧苦，谁还会大声疾呼回收利权，倡导排日呢？”显然，医学慈善的背后潜藏着日本人更深的图谋。

　　二、 求变与阻力：统一殖民卫生行政的尝试

　　日本在东北形成的多头领导的殖民卫生行政体系，使卫生事务政治化，不仅造成满铁附属地内外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而且削弱了其防控传染病的能力。

　　1910年10月暴发的东北大鼠疫，最终造成东三省数万人伤亡。其间，围绕防疫主导权，不仅中日两国之间有争端，而且关东都督府、满铁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之间也发生了争执，这也是关东都督与外务省之间权力争夺的一环。

　　1911年1月15日，关东都督府与满铁联合设立临时防疫事务所，负责共同防疫事务，由关东都督府警视总长佐藤友熊担任负责人。25日，该事务所被迁往奉天，改称奉天临时防疫本部，成为日本进行鼠疫防控的最高机构。

　　关东都督大岛义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希望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听从关东都督府指挥。为此，中村是公曾在1月24日致电拓殖局副总裁后藤新平称，“即使外务大臣向毫无执行防疫权限的领事发出指令，也只是白白妨碍统一行动。希望外务大臣向各相关领事下达训令，今后若对防疫事务有任何意见，务必先与都督协商”。中村完全否定了领事馆的防疫能力，其看似仅是要求各领事与都督“协商”，但“毫无执行防疫权限”的领事自然应该听从都督的安排。1月27日，外务省通令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要求他们在防疫问题上要与关东都督协商，保持步调一致。这改变了此前满铁附属地以外的日侨防疫由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负责的惯例，使关东都督府可以插手附属地以外的防疫事务。

　　不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多次致电外务大臣，希望采取措施阻止关东都督与满铁总裁的行动。听闻中村是公正积极争取防疫本部部长或副部长职务，且日本政府内部亦有人支持中村担任部长的消息，小池张造于2月17日致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恳请他审慎考量这一安排。小池张造认为，中村是公言浮于行，胸无成算，又不懂外交策略，如果由其领导防疫本部，只会阻碍防疫工作。2月22日，小池张造又向外务大臣抱怨，大岛义昌与中村是公对华交涉时态度强硬，一味向清政府提出不切合实际的防疫要求，恐怕会对日本外交造成不良影响。为此，他希望能由政府训令关东都督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并建议换成稳重可靠的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白仁武担任奉天临时防疫本部部长一职。

　　小池张造之所以执着于争取防疫话语权，是为了获得与清政府进行防疫交涉的主动权。日本领事作为专业的外事人员，理应主管外交事务，但此前大岛义昌却多次采取行动，试图将日本领事置于其领导之下。例如，1907年5月，大岛义昌曾向日本内阁提出改革《关东都督府官制》，以便关东都督与清政府地方官直接交涉。同年10月，大岛义昌与时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又提出特别领事制度，试图将日本驻东北各领事置于关东都督的领导之下。上述尝试都在外务省的强烈反对下以失败告终。大岛义昌与中村是公成为奉天临时防疫本部的部长与副部长，无疑侵占了领事馆的职权，自然引起小池张造的不满。不仅如此，大岛义昌与中村是公两人对华强硬的交涉路线，与小池张造追求稳健务实的外交路线多有矛盾，双方的冲突已经激烈到大岛义昌绕开小池张造，暗中派中村是公回日本向政府劝说对华强硬的程度。中村是公还绕开小池张造，私下求见清政府的东三省总督与奉天交涉司使，向他们提出由清政府直接雇佣日本警察、采取与日本同样的防疫措施等个人主张。此事令小池张造大为光火，要求日本政府对中村是公予以训诫。

　　日本原想借设立奉天临时防疫本部来协调内部的不同意见与利益，整合内部的防疫举措，但防疫本部的人事安排反而成为关东都督、满铁总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之间权力争夺的延伸。原本专擅对华外交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因该部的成立失去了对华防疫交涉的主导权。

　　同样因为卷入关东都督府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权力斗争而受到影响的，还有日本居留地的行政权移管问题。1917年关东都督府掀起的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事件中，关东都督府与满铁总裁一同攻击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管理日本居留地的能力，以此佐证行政统一的必要性。关东都督中村觉批判日本领事管辖下的居留地仅能勉强维持卫生教育等事业，其发展水平比不上满铁附属地。时任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认为日本居留民会缺乏专门的经营知识和运营资金，致使居留地的土木工程和卫生设施运营成效比满铁附属地差。他主张把居留地的行政机关并入满铁附属地，以享受“统一有序的行政管理”。对此，外务省表示，附属地内外卫生、教育、赋税等事务不统一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各机关加强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行政统一并非必要的选项。相反，统一反而会引起外界的警惕，阻碍日本扶植在“满洲”的势力。由此可见，日本居留地的行政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不能单以行政效率的角度加以解读。关东都督府与满铁所提出统合方案，形成了东北殖民卫生行政统一的变革动力，但外务省对于外交风险的担忧成为当时的阻力。

　　生活在附属地外的日本人对附属地内外差别待遇感到不满，他们的活动酝酿出另一股统一殖民卫生行政的合力。满铁每年拿出大量盈利补贴附属地的地方事务，因此附属地内拥有完备的城市设施，且赋税更低。以奉天为例，在附属地内外人口数量相当的情况下，奉天的附属地每年能从满铁获得17040日元的教育费、卫生费等补助，所以附属地的日本侨民每年仅负担约4600日元便可。相反，居留地的日本侨民没有补贴，每年需要承担16000日元的费用。附属地内更低的赋税和更完备的城市建设，吸引附属地外的日本侨民源源不断地迁入附属地内，导致各居留民会因人口流失而经营困难。

　　奉天居留民会曾三次试图将居留地行政事务移交给满铁经营。第一次移管发生在1917年9月，当时奉天居留民会听闻日本政府有意统一“满洲”的殖民机关，于是主动致信关东都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满铁总裁，提议将居留民会的业务交由满铁经营，但最终未能实现。

　　1923年11月，关东厅向日本驻长春、奉天、辽阳、铁岭各地领事下发《关于卫生及其他设施件》，提议将各日本居留民团、居留民会负责的卫生、教育、消防等事务交由满铁管理，引发奉天居留民会的第二次移管风波。满铁的移管方案包括：奉天居留民会将全部设施及运营经费一并移交满铁；撤销居留民会；提高各项事务的税金。不过，最终奉天居留民会拒绝了这次移管的提议。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说明奉天居留民会拒绝移管的原因，但各居留民会接到了一样的移管方案，因此可以参考长春和铁岭的史料来推测移管失败的原因。长春居留民会希望移管后满铁能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以减轻附属地外日本居留民的负担，反对满铁增加赋课的方案。除了赋税负担，日本领事还担心居留民会移管引发外交问题。日本驻铁岭领事岩村成允给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的回复中强调，当时中国正值回收教育权和其他利权的热潮之中，满铁介入附属地外一事，不利于大局。因此，第二次奉天居留民会移管风波同样不了了之。

　　1927年，奉天居留民会因日侨人数持续减少导致财政困境，加上东北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其内部再度兴起行政移管的讨论。2月24日，奉天居留民会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调查移管居留民会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他们希望满铁能补助居留民会的卫生、教育等事务，减轻日侨税赋负担；也想彻底将居留地并入奉天的满铁附属地，依靠附属地的警备力量对抗中国的反日风潮。奉天居留民会的申请遭到外务省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反对。

　　综上所述，日本并非无心对分立的殖民卫生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卫生事务与警察权、外交权等关键权力的分配紧密相连，绝非单纯的技术或行政效率问题，这也是日本难以统一殖民卫生行政的根本症结。九一八事变前，这种各自为政的殖民卫生格局，是关东都督府（关东厅）、满铁和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多次博弈后达成的均衡态势。卫生行政领域沦为殖民势力相互角逐权力的场域。

　　三、 归并与同化：伪满时期的殖民卫生行政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掌握了日本在东北的最高权力。1932年7月，日本内阁任命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确立了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脑的殖民权力结构。为从制度上稳固关东军对其他在伪满殖民机关的领导地位，1934年7月18日，关东军提出《在“满”机关统一要纲案》，要求政府废除关东厅，确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的“二位一体”权力制度。经过陆军省、外务省、拓务省多方协商，9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关于调整对“满”有关机构的文件》，使关东军完全掌握了领导关东州知事、满铁和在伪满外交官员的权力。至此，日本在东北成功构建起以关东军为核心的一元化殖民权力结构。

　　与此同时，为了塑造虚假的伪满“独立国”形象，实现日本对东北各地的统一管理，关东军积极谋划治外法权的撤废和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转让。早在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其起草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中明确指出，要将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满洲国”；特定条件下把关东州也交付“满洲国”，并尽快撤销治外法权。1933年7月，日伪设立“日满联合治外法权撤废准备委员会”，负责研究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让的具体方案。1934年7月，日伪新设“治外法权撤废地方委员会”，并于次年3月形成《治外法权撤废要纲案》的具体方案。最终，日本和伪满先是在1936年6月10日签订《日本国与“满洲国”关于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居住和“满洲国”课税等条约》和“附属协定”，后于1937年11月5日签订《关于撤废治外法权和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彻底废除了日本在伪满的治外法权和满铁附属地行政权。

　　关东军一元化领导的形成、治外法权的撤废与附属地行政权的转让，改变了“三头政治”造成的殖民卫生行政的分裂局面。日本居留地与满铁附属地的卫生事务被移交给伪满基层伪政权，日本式的卫生行政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了影响力，对东北基层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伪满成立后，日本各居留民团、居留民会逐步将地方行政事务交由伪满的基层伪政权接管。以奉天居留民会为例，1932年11月，奉天居留民会将卫生扫除事务委托给伪奉天市政公署负责，居留民会每年向伪奉天市政公署支付2000日元卫生费。1936年7月1日，奉天居留民会将除了教育、户籍管理、军事和神社之外的所有事务移交伪奉天行政公署。

　　其次，1936年至1937年间，“治外法权撤废地方委员会”通过《市街村设定件》《附属地地方行政处理要领》等文件，明确了满铁附属地并入伪满地方机关的具体方案。满铁附属地自1937年11月起被陆续编入伪满的市、街、村等，其课税、警察、卫生等事务亦被转交伪满。伪满接收了满铁的大部分医疗机构和卫生设施，但满铁也保留了技术设备最为精良的医院和供水设备。

　　最后，关东州租借地内的殖民卫生行政制度基本不变。1934年12月26日，日本颁布《关东州厅官制》，废除了原本的“关东厅”，转而设立隶属于关东局的“关东州厅”。在卫生警察事务方面，“关东州厅”成立警察部卫生课总管殖民卫生行政，地方则设警察署卫生课。总体而言，日本保留了对关东州租借地的直接管理，该区域的卫生事务依旧延续原有的模式：“关东州厅”的警察机构负责卫生警察事务，各市、会承担普通卫生事务，公私立医疗机关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由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卫生机构一部分融入伪满卫生行政体系，另一部分由“关东州厅”留存。日本向伪满派遣官吏，使伪满的卫生行政朝着日本模式发展。首先，在1937年商议撤废治外法权期间，伪满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和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签订协议，将伪满各地的水道供水、水质检查、传染病监测、营业卫生检查等需要专业卫生知识的业务委托给满铁负责。通过这一举措，满铁牢牢把控了伪满地方卫生事务的技术标准。其次，伪满的卫生行政开始模仿日本“经营”殖民卫生事务的做法。1937年，伪奉天市公署的改善市政计划中出现了一系列仿照日本殖民卫生行政的措施：增设避病院、妇人病院、花柳病院等传染病医院；改进污物处理；新建卫生试验所；增加屠宰场数量；施行传染病预防注射；强制对学生进行身体检查。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日本对伪满卫生行政的影响。

　　伪满的成立，变相实现了日本统一其在东北殖民卫生制度的目标。不过，伪满虽在各大城市开展了许多卫生工作，但其医疗卫生资源向日本人倾斜，许多中国人的卫生条件并未得到改善。哈尔滨市民赵福田回忆伪满时期的卫生情况称，“日本人几乎都是自来水，中国人很少用”，“中国人和日本人生活区是分开的，日本人那里很干净，没听说传染病，生活条件也好很多”。

　　结　语

　　日本在东北构建的殖民卫生行政制度，深受三头政治格局与日本本土卫生行政双重影响，并非本土卫生行政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关东都督府、满铁及东北各日本领事馆的权责差异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关东都督府以行政管控为核心手段解决卫生问题，通过卫生警察强制推行各项卫生标准，强行改变基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满铁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卫生设施的建设上更具优势，崇尚技术治理路径。各地日本领事馆因缺乏经费，更多地依靠日本的侨民组织开展卫生工作。

　　日本在东北实施的殖民卫生政策始终未改变其殖民侵略的特性。日本殖民卫生行政考虑的是隔离、防止“不卫生”的中国人威胁日本人的健康安全，而非真正投入资源改善中国人的卫生条件。因此，日本自恃掌握了现代医学与卫生知识，通过将中国人贬斥为“不卫生”的民族，以此获得控制中国人身体的合法性依据。他们丝毫不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强行将本国卫生法规与卫生标准移植到东北地区，无视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肆意干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采取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差别化措施。日本攫取东北的财富资源所建成各项医疗卫生设施，主要服务的是日本人，彰显了殖民卫生制度的侵略属性。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刘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