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右)在“八办”会客室
青少年参加献金救国运动
“八办”将湖南各界捐赠的物资运往前线
楚天都市报记者向清顺 摄影:楚天 都市报记者王永胜翻拍
汉口长春街57号,一栋灰色的四层小洋楼,气质笃厚,安静。如果不细看悬挂在大门口的招牌,很难将它与
一段激荡的烽火岁月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伫立于此已有七十余载,几经沧桑:它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和见证,目睹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诸多革命领袖抗日救国的身影。
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旧址。
小楼藏着动人心魄的岁月
7月15日,江城暴雨如注,楚天都市报记者走进武汉“八办”。
如今,这座4层的小楼已变成一座抗战旧址纪念馆。一条“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的横幅格外醒目。
二楼,正在举行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览。展柜内,陈列着侵华日军生化部队使用的清毒喷雾器、防毒面具、铁蹄靴等实物,屠戮百姓、砍杀头颅,焚烧尸体……一张张侵华日军的暴行图片让人静默沉思。
大雨倾盆,仍抵挡不住市民的观展热情。家住汉口三阳路的张实先生,读初中时多次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八办”,了解抗战历史。如今,他的儿子张昕炎已经8岁了,他第一次带儿子到这里,“希望儿子也能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闭上眼,那些曾经的历史仿佛呼啸而来,硝烟炮火、摇旗呐喊、抗日歌声都一一穿透岁月,直抵耳畔。时间,在这里一下子回溯到78年前。
印章见证抗战物资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0月,经董必武积极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安仁里一号(今长春街57号)正式成立。
武汉“八办”是八路军在国民党管辖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最初,它的重要任务是通过与国民政府联系,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
当时,这些物资的领取,必须出示收据,加盖“八办”和处长钱之光的印章。领到物资后,钱之光同志还要负责联系运输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
记者看到了该馆珍藏至今的这枚水晶印章,虽然年代久远,但印章仍晶莹剔透,印面为正方形,上面刻有“钱之光”三个字。如今,这枚印章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汉“八办”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傅少瑾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38年间,共运送上万套军服,大批枪支弹药及各种救护用品,为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运送了数十万斤大米和面粉。
四楼总有一间房的灯亮着
在武汉“八办”的四楼,除了电台和机要科,同时也是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住宅和办公点,一般人不许进入,整个办公楼有众多警卫把守。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军政中心撤至武汉,在野党派的领袖、社会各界名流以及抗日团体都集中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八办”办公,楼内设有一座电台。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整个“八办”大楼内,有一个房间的灯总是通宵亮着,那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所和办公室。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居所,放着两张单人床铺,同时,这里也是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上,周恩来通宵达旦地工作,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937年12月,邓颖超随周恩来到达武汉后,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工作,也经常与周恩来一起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加班工作,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
周恩来曾在此接待国际友人
“八办”顶楼有个露天花园,如今被荒草淹没,大门紧锁,依旧显得神秘。当年,那里是周恩来、叶剑英等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所。同时,这里还装着一台发电机,确保电力系统被破坏后,长江局还能从这里向外发送电报。
1938年9月,来自印度的柯棣华和他的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长江局就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此后他们奔赴抗日前线。而在八个月前,也是在这里,周恩来把来自加拿大的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送往延安。
“武汉‘八办’是中共当时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桥梁和中心据点。”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徐明庭介绍,1938年5月至8月,经“八办”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00多名,居全国之首。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八办”才不得不撤出武汉。至此,武汉“八办”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使命,从此逐渐淡出历史。而今天的“八办”,也非当初的“八办”。1944年,原“八办”的四层小洋楼毁于战火。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成为如今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的纪念馆。
人不再,物已非。但那段历史,永远值得铭记。
讲述
年近九旬的武汉老者曾见证江汉关献金
50余万人献金逾百万元
“当时的献金运动,武汉全民参与,轰动全国。”昨日,谈到武汉“八办”,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如今已89岁高龄的徐明庭对他亲历的献金运动如数家珍。
徐明庭回忆,1938年7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八办”所有人带头捐献,武汉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原定三天,没想到捐钱人太多,活动不得不延长到7月11日。当时,除了江汉关、三民路、水塔、五芳斋、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等固定献金台外,路上还设了一座流动献金台。
当年12岁的徐明庭,读五年级。“听到大人们都在谈论献金的事,我从屋子里翻出存钱罐,在巷子里将其摔碎后,尽是些零钱。后父母凑了一些,共凑了五十块,去江汉关献金台”。“自发去献金的人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动人。”徐明庭老人还清晰记得,一位60多岁的爹爹,全家就靠他儿子摆香烟摊过活。爹爹把自己的寿材变卖全部捐出。
据了解,这次献金活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上到军政要员,下到人力车夫、工人、小贩等普通百姓,共有50多万人参与献金运动,武汉市民献金超过100万元,有效支持了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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