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以主流媒体的抗战宣传为中心的探讨
来源：《青年记者》   2026-08-08 10:38:38

　　抗日爱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华民族抗战“集体头脑”的形成、发育及成熟，陷日本侵略者于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弥补了现代武器的不足，其历史功劳永不可磨灭。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这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业绩。深受爱国民族主义精神熏陶的我国新闻媒体，在战争社会动员、“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的凝聚与提振，争取英美援助，形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以及反击日寇强盗舆论，打击日军侵华嚣张气焰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抹杀的抗战贡献，是中国人民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之一。①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抗战贡献，对新闻传播领域在抗战中的贡献有所忽略。基于此，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梳理我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抗战期间，抗战爱国的新闻媒体依其所有权大致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媒体，国民党及南京政权的官方新闻媒体，及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主要隶属于私人资本的民营新闻媒体。因此，笔者从上述三类媒体中选取代表，分别论述其抗战贡献。

　　 中流砥柱：《解放日报》等中共媒体的抗战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虽不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其中流砥柱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切实维系了国共合作，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2.开辟了敌后大后方战场，以其游击战、持久战的战术拖住日本大部分兵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3.以实际行动牵制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动摇”心态，确保了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共媒体，以其“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角色与宣传实践，在抗日战争中亦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有：

　　1.直指“亡国论”、“速胜论”的危害，传播了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及时消除了国统区错误的抗战舆论。面对汪精卫散播的“亡国论”及台儿庄大捷带来的“速胜论”的舆情在国统区的蔓延，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刊载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论著及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的文章，直指“亡国论”、“速胜论”的严重危害，详细阐释持久战、游击战思想，为国统区抗战宣传设定了“持久战”的报道议程。

　　2.最大程度地将国统区爱国新闻工作者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增强了抗战动员、攻击日寇、争取友邦的舆论能力，确保了国统区抗战舆论的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1）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尽可能地团结抗战爱国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创刊不久，发行量就增加到3500份。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7年11月4日成立，出版《新闻记者》月刊，在成都、长沙、广州、延安等地成立分会，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左右。②此外，还以“青记”为基础成立国际新闻社，为国内外报刊提供抗日爱国的稿件，登载“国新社”稿件的媒体曾达到150多家。③（2）派秘密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如郭沫若等中共党员领导的第三厅第七处，编印了大量的对敌宣传品，其宣传效果被郭沫若称为“三厅的‘台儿庄’”。④（3）参与国民党倡议的10家大报组成的重庆各报联合版。联合版自1939年5月6日出版，于8月12日止，在重庆最困难时期保证了重庆抗战宣传的持续。

　　3.有效回击国民党制造的国共摩擦，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的舆论，使蒋介石意识到叛国投降的严重后果。蒋在抗战中抱有借机整合中共乃至消灭中共的企图，面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强大及日本政治诱降，蒋在抗战相持阶段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皖南事变。对此，中共以事实和舆论全力反击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穿了国民党反共的真相。中共采取多种手段以强力舆论反击国民党反共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的反共阴谋，使蒋在国内抗战舆论、英美盟友的压力下，在抗战中后期保持了与中共的表面合作，减少了抗战取胜的历史变数。

　　4.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对外宣传，及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尤其是赵超构、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等中外记者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等，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使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还有一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增强了英美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5.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中心，及《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华日报》华东版（晋冀鲁豫根据地）、《大众日报》（山东根据地）、《抗敌报》（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各大根据地报刊为辅的中共媒体体系。1944年统计，解放区报纸总数达到198种，其中华北115种，华中35种，陕甘宁边区48种，⑤实际数量远超过此数（一说总数达400多种）。虽然中共媒体的物质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然其强有力的组织、有效的“全党办报”模式与饱满的战斗精神，尤其是由《解放日报》改版掀起的全党范围的媒体“整风”，使中共媒体在战争语境中的社会动员能力进一步增强。在中共媒体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下，解放区民众真正凝聚成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信仰与行动一致的命运共同体，真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一支非常有战斗力，让日伪敬畏、国民党害怕的抗战爱国的武装力量。

　　如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就以动员“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的部分题词）为抗战宣传中心，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路线，创刊4周年，出版424期，共计发行368万份，平均期发行量8000多份，1945年增至几万份，⑥成为山东人民抗战的舆论喉舌。在《大众日报》等中共报刊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成为中共掌控的连接华北和华中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提振人心：《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体的抗战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官方中心。面对日本的“蚕食”，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有“全国总动员”的构想与初步实践。⑦全面抗战后，蒋介石抱“牺牲到底”的抗战决心，以“空间换时间”策略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的战役，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⑧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面对中日军事力量悬殊的现实，蒋介石全面启动“全国总动员”，提出“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全国动员目标。新闻媒体在“全国总动员”中具有基础性作用。1940年，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首次明确了新闻界的抗战责任：“宣扬国策，统一国论，提振人心，一致迈进，达到驱逐敌寇，复兴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⑨然而，国民党新闻媒体抗战宣传的实践表明，唯有“提振人心”的抗战宣传实践效果最好，对抗战取胜的贡献最大。而“统一国论”（即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因国民党实践操作中的狭隘、偏见及失误而未能真正实现，其宣传在某些方面有损于抗战。如对抗战“速胜论”的鼓吹，对抗战“亡国论”的抨击不够深入，对抗战言论的不当钳制，皖南事变及其后对中共抗战的污蔑化宣传等，在客观上均对抗战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为保证国民党抗战声音覆盖国统区，渗透到日伪区，传播到国际领域，国民党在抗战中强化了党营新闻媒体的建设，保证了国民党抗战声音的不中断，并在大后方先后形成了武汉、桂林、重庆三个全国新闻中心，为国共、民营媒体三方新闻人创设了共同抗战的言说环境。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创办庐山版，为《中央日报》设立地方分版之始，⑩南京沦陷，《中央日报》西迁，先后在长沙、重庆、贵阳、芷江、成都、昆明、西京、南郑、武汉、中山、梅县、广西、福建、安徽、福州等地设立18种分版或分社，形成了以重庆《中央日报》为总社的庞大的松散报系。1947年《中央日报》发展到23家，总发行量达45万份以上，占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20%。?地方党报在西迁中“从大变小、由少变多”，将国民党抗战声音渗透到大后方的县级区域，1944年的统计显示，国民党省、特别市一级党报已发展到41种，县级党报397种，其数量已超过战前。?军报发展为以《扫荡报》为中心，《阵中日报》、《扫荡简报》为辅的军报系统，其中《扫荡报》形成了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方分版组成的报系，《阵中日报》为国民党战区的喉舌，开始时分为北战线版和南战线版，后因全国划分10个战区而增至10个分版，以所辖战区军民为读者对象，兼向社会发行；《扫荡简报》为流动性的小型战地军报，由各集团军或军主办，先后约有50种。可见，国民党党营报业在抗战中进一步大众化了，这使国民党的抗战声音进一步渗透到了社会底层。广播为战争宣传的利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西迁重庆中始终未中断播音，其发射功率努力恢复到50千瓦，在国民党地方广播的配合下，国民党广播的声音覆盖了大后方。不仅如此，国民党于1939年在重庆建立了35千瓦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并于2月6日向国际播音，1940年1月正式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该台开设了6套节目，最多使用20多个语种，每天播音10多个小时，使国民党的抗战声音传播到国际社会。?总之，国民党党营媒体的建设与发展，保证了国民党“提振人心”“以求国家总动员之实效”宣传政策的有效落地。

　　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严密监控、指导下，《中央日报》等党营媒体密切配合蒋介石“统一国论，提振人心”的抗战宣传目标。在“提振人心”的宣传方面，《中央日报》等党营官方媒体主要采取：

　　1.大力宣传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广泛传播蒋的抗战言论、国民党及南京政权发表的抗战声明、通告，重要决议等。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明抗战决心，《中央日报》刊发社评《和战之最后关头》（7月17日）、《鲜明的态度》（7月18日），传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9月24日又以《蒋委员长发表谈话，集中力量挽救危亡》为题，刊发中共宣言的主要内容，向国人表明国共结束恩怨，共同抗日。“八一三”事件后，《中央日报》刊发国民政府《抗战自卫声明书》，配发社论《神圣抗战的展开，牺牲的进步》，指出“要望最后的胜利，必须抱着最后牺牲的准备与决心”等。

　　2.充分揭露日寇野蛮暴行，燃起国人保家卫国的激情，营造日寇必败、轴心国日益衰微的舆论场。此类报道不仅官方媒体重视，中共报刊、民营媒体亦非常重视，共同记录了日本侵华的杀、烧、抢、掠、淫的累累罪行。《中央日报》等主流媒体不放过唱衰日本必败、轴心国日益衰微的报道时机，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运用多种报道手段极力唱衰日本，讨伐汪精卫的叛国投降行为，突出汉奸卖国贼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3.营造中国必胜、同盟国日益强大的舆论场，增强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央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浓墨重彩报道中国军队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每一次胜利及出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赞扬官兵的牺牲精神，遮蔽国民党战场中的失败行为，实在遮蔽不住，则淡化处理，或将一些败仗虚构为胜仗，或将败仗解释为 “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需要、或“诱敌深入、断其后路”的战术需要，劝导国民要“注意整个战局之发展勿过重视一城一邑之得失”；?大力报道我国军民齐心协力，纷纷捐资、参军的抗战热情，向民众普及抗战知识；对诸如灾情、疫病、物价暴涨、劳资问题、官场腐败等国统区阴暗面以“民心士气”为由予以封杀；充分报道同盟国的综合实力及取得的重大战役，重点分析重大战役对中国抗战的有利因素等，以此营造中国必胜的社会舆论，增强国人的抗战信心。

　　4.对外报道重在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援助，报道日寇侵华的种种罪行，突出中国被迫应战的事实；报道日寇侵华造成英、美、法等中立国在华利益受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突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意义及卓越贡献，呼吁英美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呼吁华侨捐资抗战等。如，国民党借助太平洋战事爆发时机，大力宣传第三次长沙大捷，蒋介石甚至手谕派专机送外国武官及记者前往参观；国际广播电台专门开办对美广播，并由旧金山专门机构收录转播；蒋介石、宋美龄等国民党领袖更是利用时机发表对美广播演讲，争取到了美国大量战略物资的援助。

　　然而，由于国民党始终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其政府“组织”“统制”而非“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动员模式，?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国民党吏治腐败、部分军人堕落，蒋介石后期消极抗日等“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官方媒体“提振人心”的宣传效果。

　　 同仇敌忾：《大公报》等民营媒体的抗战贡献

　　在日寇面前，国共媒体虽同仇敌忾，却因政见不同时有舆论对抗，有“同仇”不“同心”的现象，除极少数民营媒体、民营新闻人因日本的压力、诱惑投敌叛国外，绝大多数民营媒体及民营新闻人始终坚持抗战爱国，在国共两党媒体之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抗战贡献。新记《大公报》、《文汇报》为代表的“孤岛”抗日报刊，堪称抗战爱国民营媒体中的杰出代表。

　　民营媒体中抗战贡献最为卓越、功劳最高的应是新记《大公报》。首先，该报始终以“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胡政之语）的抗战决心，毅然决然地毁报抒难，克尽言责，“为抗战赢得了一切可以赢得的力量”。?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且“曾经五次搬迁，津、沪、汉、港、桂等馆的资产设备，全部委弃，荡然无存。工作人员则和难民们一起，辗转道路，流离失所，历经艰险，逃回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

　　其次，《大公报》发行量在抗战期间一直稳居前列，其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版均创办不久发行量就扶摇直上，《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最高达9万份，几乎等于《中央日报》等其他九家报纸发行量的总和，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约相当于《广西日报》、《扫荡报》等其他几家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大公报》读者群以政界、学界、商界精英为主，其言论与报道不仅为国共两党高层所重视，且影响波及敌国日本及英美盟国，具有为国内新闻媒体设置报道议程、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决策的能力，也是英美日诸国研判中国抗战舆情的重要依据。

　　再次，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始终以“一心抗战”为宣传宗旨，其宣传遵守了战争宣传的基本规律：暴露日伪暴行，对内鼓舞士气，同仇敌忾，抨击危及抗战的言论与行为，尽可能地整合一切抗战力量，对外争取英美苏等中立国的同情、支持，巩固与盟国的友谊，瓦解敌方阵营的团结等。总编辑张季鸾更以老辣独到的抗战社评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贡献，其社评如《最低调的和战论》（1937年12月8日）、《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诉诸全国军民各界》（1937年12月16日）、《为匹夫匹妇复仇》（1937年12月28日）及《汪贼傀儡登场》（1940年3月30日）等均影响一时，对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新闻界的抗战宣传获得美国认可、赞赏的重要表征。

　　《大公报》可谓随正面战场转移的一批民营媒体坚持抗战的典型，《文汇报》则是在逼仄的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2日～1941年12月8日）坚持抗日宣传的杰出代表。从上海沦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英美法未与日本正式宣战，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受英美法保护的 “中立区”。这一特殊的“孤岛”，成为中国抗日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国共两党及爱国人士在“孤岛”利用日伪新闻检查与公共租界保护的制度间隙，创办了《译报》、《集纳》等纯翻译报及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每日译报》、《文汇报》为代表的“洋旗报”，使抗日报刊始终成为“孤岛”报业的中流砥柱，对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15日，以英商报刊面目问世，实际由爱国人士严宝礼等集资创办，徐铸成为实际总主笔。该报大力报道中国军民抗战业绩，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据统计，该报头版头条报道，90%以上都是我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捷报，其社论《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西北大战的展望》、《告若干上海人》等发挥了巨大的鼓动作用，其《文会》、《世纪风》、《灯塔》、《读者园地》等副刊、专刊成为“孤岛”上的一个强大的抗日文学堡垒。该报创刊不到半年，发行量就达5万份，超过了当时的《新闻报》，为日伪所不容。其它抗日报刊在对日伪斗争、宣传我国抗战捷报、鼓舞士气等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复旦大学黄瑚教授评价道，“孤岛”时期的抗日报刊是“维系人心的精神支柱”、“‘孤岛’抗日斗争的领导中枢”、“全国抗战的观察哨所”、“国内外信息的交流站”，?其抗战贡献不能低估。

　　结  语

　　现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精神因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毛泽东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以惨重代价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精神因素是其中的根本性因素。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说：“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虽没有形成团结一致的后盾，中华民族却形成了一致对外、全民抗战的“集体头脑”。虽然在这个“集体头脑”中时有干扰抵抗日本的杂音，却始终未能影响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与毅力。抗日爱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华民族抗战“集体头脑”的形成、发育及成熟，陷日本侵略者于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弥补了现代武器的不足，其历史功劳永不可磨灭。在战争洗礼中的抗日爱国媒体，一方面，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与民族认同感的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得以形成；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洗礼中成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媒体，其现代化因素进一步加强。?在日本右翼势力重新崛起，南海、东海战争阴霾来袭的现实下，总结、提升新闻媒体对抗战的卓越贡献，提炼、传承其抗战精神，对于警惕外敌入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喉舌与训政：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编号：H11YJC860027）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82015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编号：13AXW003）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上将撰文认为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上靠的是‘气胜一筹’。见蔡英挺、郑卫平：《深刻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更加扎实有效》，《人民日报》，2015年7月3日

　　②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3、659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4页

　　④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⑤《解放区的各种统计》，《群众》，1944年第10期

　　⑥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9-840页

　　⑦?吕晓勇：《抗战时期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理念释辨》，《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

　　⑧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

　　⑨蒋介石：《黾勉新闻界战士》，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7卷，第205-206页

　　⑩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2页

　　?王润泽：《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第718宗，第70（重）卷

　　?陈建新：《〈大公报〉与抗战宣传》，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8页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黄瑚：《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载《新闻研究资料》第3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乔玲梅：《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报刊与现代化》，《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9年

　　（刘继忠：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赵佳鹏：时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现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原标题为：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以主流媒体的抗战宣传为中心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