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兵之友：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的工业合作运动
来源：文史天地 张棣印    2026-11-06 16:52:46

　　全面抗战伊始，沿海核心工业区便相继沦陷。为支撑持久抗战、保障战时经济与军需供给，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等中外人士携手奔走，共同推动了一场遍及全国、支撑持久抗战的工业合作运动。所谓工业合作，即指用小型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或手工业，其工人主要是内迁工人、难民和后方人员，以助力生产，维持抗战。至1942年，全国共有工业合作社1595个，社员22680人，每月产值24 022944元（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为前线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的工业合作运动不仅发展迅猛，更走出了一条独具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径——以大力兴办“伤兵之友”合作社为核心，广泛吸纳伤残军人与军人家属入社，既为前线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又以合作生产的实际行动为抗战前线提供坚实助力。将工合运动和前线受伤军人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宣传抗日救亡精神，更有利于通过切实维护与保障参战将士的尊严与生活，筑牢抗战士气的重要根基。在这一关乎军心士气的关键领域，贵州工合无疑走在前列，堪称践行这一理念的先驱典范。

　　一、贵州工业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贵州省深处中国西南腹地，地形崎岖，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也相对落后。如此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得近代贵州几无工业可言，经济仍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大量沿海先进工业内迁，才给贵州省带来了部分沿海先进的生产方式。

　　1938年，中国工合协会西南办事处在湖南邵阳成立，主要管辖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在西南办事处的发展规划中，1938年以发展湖南省为主，1939年以发展广西省为主，至1940年才开始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省。故直至1940年2月，贵阳工业合作事务所方宣告成立。

西南地区合作社代表〈含贵州工业合作社代表〉在湖南邵阳西南区工合办事处的合影，图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官网

　　事务所首位主任孙德亮，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河北定县从事社会工作多年，而后赴西南办事处任职，先后在桂林、邵阳等地工合社工作，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干事林可胜也一直希望将其所负责的荣誉军人（即伤残军人）就业工作与合作社事业相联系。两人一拍即合，贵阳事务所随即开始大力推动荣誉军人参加工业合作社。

　　此时在贵阳红十字会医院里，住着几百名刚刚痊愈的荣誉军人。他们迫切地想要参加社会生产，为抗战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而工业合作社恰好是这样一个组织。就这样，第一个由荣誉军人组成的工业合作社诞生了。

　　随着前线伤兵的增加，贵州荣誉军人工合社也快速发展起来，虽然总体上规模较小，但种类不断丰富，影响也越来越大。

图表出自《荣誉军人就业辅导》，图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1941年，重庆工合总会指示，贵州省工合协会从西南区中分离，与云南省合并，归云南贵州（滇黔）区办事处管辖。云贵两省间有滇黔公路连通，交通便捷，有利于货物流转运输。除此之外，滇黔两省均用滇币，两省之间经济往来相对便利，极大地方便了贵州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

　　在贵阳工合事务所开设之初，每月经费只有700元，应付日常工作都很困难。但在短短一年后，贵阳事务所的业务就已经扩展至纺织、榨油、造纸、制革、硫磺提纯、火柴、玻璃、毛织各业。此外，贵阳事务所还与信贷机构订约，向特定县集中放贷10万元，以助力地方工合发展。

　　除贵阳外，贵州省镇远县的荣誉军人第四教养院中还有2000多位伤残军人，他们虽然失去了战斗能力，却依旧具备劳动生产能力。1942年，贵阳事务所在镇远设置办事处，在教养院开设工合社，帮助此地的伤残军人重新工作，一时间教养院中“一扫阴冷暗涩之气氛，而变为奋发光明之所在”。（孙德亮《贵阳工合之回顾与前瞻》，《工业合作》第三卷第一、二期）

　　贵州省率先组建以伤残军人为主体的荣誉军人工业合作社，此举影响深远，各省纷纷仿效跟进。湖南、广西、福建、陕西、江西等省参照贵州模式，先后组建起60余个以荣誉军人为主的工业合作社，不仅切实解决了伤残军人与军人家属的就业生计问题，更对鼓舞前线将士士气、凝聚抗战力量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二、伤兵之友：贵州工合发展的独特道路

　　工业生产是一个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生产门类，而大部分国军士兵均未接受过教育，也没有操作工业设备的经验，无法直接参与生产。鉴于此，1940年5月，工合协会贵阳事务所和贵阳红十字会合作，在贵阳开办了荣誉军人职业训练班，根据军人伤残的情况，分别教授不同的制作技能和基本常识。

　　在最初的半年，训练班一共招收了80名因战争致残的荣誉军人。根据情况，训练班将他们分为五组，分别教授织袜、制鞋、缝纫、制皂和硫磺提纯，同时聘请湖南工合社的优秀技师担任教师，以提升教学水平。训练班还针对性地开展知识教育，以提升荣誉军人的知识素养。（孙德亮《贵阳工合之回顾与前瞻》，《工业合作》第三卷第一、二期）

工合协会西南区办事处主编《西南工合》书影，图源：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考虑到大部分社员刚刚出院，身体还需要营养支持，工合社还特别允许社员每月提前借款15元，以购买生活必需品，或用于手术后补充营养，后从工资中扣除。此外，社员的日常饮食由医院提供，平时生活用费由红十字会提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员的生活压力。

　　当然，贵州工合在开办时，也遭遇了不小的问题：第一，社员的知识水平太低，大部分是文盲，而训练班一期往往只有几个月，时间短任务重，社员们往往跟不上学习进度，生产的质量也相对较差；第二，大部分社员没有商业经验，对于如何购买原材料，如何推销产品，都不知从何下手，故在经营合作社时颇觉不得要领，经济效应并不明显；第三，社员在负伤之前，常年在前线与日寇拼杀，性格多暴躁易怒。大部分社员正处大好年华，却因战争而身体残缺，内心本就抑郁不平，故常一遇小事就开口骂人，乃至演变为斗殴，给管理人员带来了诸多烦恼。

　　为解决这些问题，贵阳事务所没少下功夫，及时调整了原来的组织方式。如针对大部分社员学习困难、缺乏经营合作社经验的问题，贵阳事务所首先适度降低了教学难度，延长教学时间；其次，改进了其他各省在训练班后直接组建全权合作社的惯例，先组建一个由事务所协助经营的合作社，待社员们逐渐熟练后再缓慢放权，在维护其积极性的同时，也提升合作社的工作经营效率。

　　再如对社员性格暴躁、不易管理的问题。贵阳事务所在派员深入调研后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部分社员秉持这样的认知：按照规定，伤残军人在痊愈后即应转入残废院和教养院，而非参加工合工作。大家在心理上没有在工合社长久工作的计划，自然也就行为散漫、不加尊重。考虑到这一点，贵阳事务所和荣誉军人教养院合作，直接将工合社搬入教养院中办理，以解决社员的后顾之忧。（孙德亮《贵阳工合之回顾与前瞻》，《工业合作》第三卷第一、二期）

　　在贵阳事务所的积极组织下，贵州的荣誉军人工业合作运动迅速开展，荣誉军人们的诉求得到了回应，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大部分社员都负过伤，故合作社规定每周日下午是休息时间，但社员们却发挥军人的“奋斗精神”，加班加点积极生产，产品销售也颇为顺畅。以消费合作社为例，因其产品价廉物美，顾客人满为患。合作社只能订立规则，每人每天只能限购一件，还须提前登记方可购买，而来登记者竟有七八千人。（张法祖《工合发轫》）可见此时贵州工业合作社的影响之大，不仅仅解决了伤残军人的生计问题，也为全国抗战提供了独特的贵州力量。

　　三、贵州工合对军人家属的帮扶

　　除了伤残军人，贵州工业合作社还很重视对军人家属的扶助工作。尤其是随着抗战日益持久，后方物价日涨，很多军人家属生活无法维持，影响到了前线士气。于是在1940年10月，香港工合国际协会资助26550元，以扶持贵州工业合作运动，贵阳事务所借此款项，和新生活妇女工作委员会合作，开办了出征军人家属训练班，专门招收军人家属入内学习。首批学员共45人，食宿均由训练班供给。根据情况，训练班将其分为三组，其中织袜16人、化学工艺20人、苗用刺绣9人。她们的日常衣食住行和其他福利由妇女工作会负责，培训机器和教师由贵阳事务所负责。

　　训练班学员每天工作7小时，上课3小时。除去教学工业技艺外，训练班还开设国语、算数、合作常识等学科。每天早上，训练班还组织半个小时的早操，课后还有唱歌、篮球等娱乐活动。由于大部分军人家属都有儿女，为保障妇女积极参加，训练班还开设了一个附属托儿所，以保教军人儿女。军人家属在此接受技术训练后，再由事务所直接组织相关合作社，解决其就业问题。据说，妇女们本来绝大部分是文盲，但结业时技术、专业学习都有很大进步。（《贵阳工合事业积极从事生产》，《大公报》1941年1月5日）这不仅解决了后方军人家属的失业问题，缓解了经济压力，还帮助军人家属自立自强，为前线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随着工业合作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逐渐引起国民政府的猜忌。尤其是工合社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民主工作原则，还得到了中共的赞誉和支持，更使得国民党愈发怀疑工合运动有所谓的“通共嫌疑”，开始大肆打击各地的工业合作运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新的一轮反共高潮，遍布全国的工合社更是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和贵州同处滇黔区工合办事处管辖下的云南大理工合社，就有64名社员因所谓“通共”而被捕。国民政府也随之收紧了对各地工合社的拨贷款支持，在如此压力下，贵州省的工业合作运动迅速衰败下去。

　　贵州省的工业合作运动虽存续时间不长，却在抗战烽火中依托西南后方的特殊区位，走出了一条兼具战时应急与地方特色的独特发展路径——它既弥补了贵州近代工业基础薄弱的短板，又以合作社形式凝聚民间力量，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中国近代工业合作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贵州省“伤兵之友”工业合作社的蓬勃兴起，更将工业生产与爱国拥军深度融合，深刻映照出贵州自古以来军民同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传统。合作社既为伤兵提供了就业康复的渠道，又以生产实绩支援前线，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不仅在抗战时期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更为当代传承爱国精神、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10期，张棣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