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记者王海欣摄
老兵档案
姓名:徐月厚年龄:84岁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峪村
放羊人身份做掩护躲避日本人盘查
13岁羊倌成为八路军通讯员
讲述·老兵
羊倌身份做掩护传递消息
我叫徐月厚,北京昌平人,1931年出生,今年84岁了。1944年、1945年两年里,我以放羊人的身份,给在昌平南邵四合庄、大辛峰、九里山一带的八路军、地下党传递情报。这段经历我之前从未对人讲过,包括我的子女。那时的九里山上,谁来谁打,山上净是子弹壳子和手榴弹把儿。我庆幸那时的流弹没有把我打死,日本人也没有发现我,如果那时我死在山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
1944年,我13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四合庄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我姑奶奶的儿子,我叫他表叔,他家家境比较殷实,有房有地,雇了一些伙计。那年正月初六,我表叔家买了25只小羊没人放,让我去给他放羊,我就去了。
我白天去九里山放羊,晚上就住在表叔家的长房里。和我住在一个屋的,是一个姓陈的老头,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老头五十多岁,皮肤特别黑,又矮又瘦。他和我住一间屋,睡在一个炕上。
1944年的五一,吃完晚饭没什么事,老陈突然问我,“我给你点工作,敢不敢做?”他说他岁数大了,走路也不行了,你不是天天去九里山放羊嘛,有一封信,你帮我送到九里山,那边有人来接,不过道儿上这信你可别让别人瞧。我说,我一个小叫花子,谁检查我呀。后来,他就给我一张手指宽的纸条并折好。他说到了九里山以后,那边有俩人等着我,还告诉我一个暗号。山那边人说“西方来”,我说“我是西方来”,然后我说“东方去”,那边说“我到东方去”,然后就可以把信交给他们。见面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直到看到他们。那两个人披着灰色大衣,里面是军装,衣服里背着长枪,腰上还有手枪,我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来和我接头的两个人,一个姓高,一个姓唐。就这样,我成为了八路军的通讯员。每天上午,我都赶着羊去九里山,有时老陈这边儿没信送,我也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信息要带过来。
翻山越岭夜送重要情报
1945年秋,天气开始转凉,表叔家已经开始刨白薯了。有一天傍晚,老陈突然找我,问我吃饭了没,我说吃了,他问我黑天敢不敢出去,我说黑天出去干吗?他说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今晚就送过去。我说你说吧,他说,你去大辛峰一趟。
大辛峰离四合庄十几里路不说,村里上百户人家,我去找谁呀?老陈说,你别着急,到了村里,你到村最北头,有一条东西向的后街,看见一个独门独院的三间瓦房,就到了。他问我敢不敢去,我说试试吧。那天晚上有月亮,也有云彩,天黑蒙蒙的,脚下有时瞅得见又有时瞅不见。我一出门就奔辛庄,那会儿没大马路,相邻的村子间才有路,只能从一个村奔另一个村,我一口气穿了5个村才到大辛峰。
那时昌平时有狼群出现,晚上更是没人敢出门,我就一路拿着放羊的小鞭子,吧嗒吧嗒敲着壮胆。在大辛峰村南面的天地庙,我坐下来歇一口气,才发现我身上的褂子都是被汗打湿了。进了大辛峰村,外面一个人都没有,连狗都不叫,我就一路奔北,走到最北头,看到一户人家。三间瓦房,独门独院,和老陈和我说的一样。我知道我到了,就开始叫门。南房里,有站岗的兵,哗啦哗啦推子弹。“干吗的”,他们问我。“串亲戚的”,我小声儿说。这时,里面出来俩人,让我把手举起来,我把手里的小鞭子扔了,他们开始摸我身上有没有东西,摸了半天没发现才让我进去。我还没进屋,屋里的人出来说,“你这么晚来干吗?”
我抬眼一瞅,嘿,屋里的人我认识好几个,都是以前我送过信儿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八路军老十团的一个营部。我把信给他们的头儿,他一拍大腿,说了声“嗨”,然后又写一个纸条交给我带回去。
八路军截获情报伏击日军
当晚我赶回来后,老陈跟我说,明天早上你放羊别那么早出去,晚着点儿。
我当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我刚把羊赶出圈,就发现大门外头,日本人的警备队猫儿着腰跑。我就赶紧把羊往回赶,进院后没多久,枪声就响起来了。
我和其他的长工都躲进红薯窖。一会儿功夫,八路军就杀过来了,警备队被打得抱头鼠窜,我这才知道头一天晚上送的情报可能就是这个。
我给他们送信两年零两个月,慢慢地和他们熟悉了,后来有一个姓高的八路军想带我走,跟着他们参军,但因为我太矮了,最终没能去成。
在给八路军送信的这两年两个月里,我没有受到日本人盘查。因为我赶着羊,穿着和叫花子似的,也没人理我。老陈也是充分利用我这优点,让我拿着信走,他绝对放心。1946年6月,共产党在西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我们家有房有地了,我妈让我回家种地。就这样,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月的通讯员工作。当时我身边的人,除了老陈和我,谁也不知道我这份“秘密”工作。
讲述·儿子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特别忙
我叫徐长富,是徐月厚的长子,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1955年生人,从我记事开始,我爸就特别忙,特别累。我爸小的时候上过一年半私塾,他特好学。1956年到1965年,他就一直在村里做会计,四清的时候,上面来查账,我爸任何贪污的事儿都没有,公家的东西分文不取,后来上面得出结论——这人是个好人。
1965年,我爸成为村里的书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主动请辞支部书记一职。当书记不容易,要负责一村人的吃穿,所以他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为村里办了不少事。现在村里的路,就是他带人修的,水井也是他带人打的,还开了好多矿山。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曾多次被评为昌平区(县)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后来辞去书记一职,除了两袖清风,我爸爸什么也没带走。
我爸爸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值得铭记和深思。他给八路军传递情况时,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面对日本侵略时,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反抗,日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再一点,我爸爸的这段经历,也可以作为日本侵华的证据,现在村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人已经没几个了,这段历史,应该有人记住它。
本版稿件京华时报记者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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