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英雄的山;
太焦人,奋进的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又一次来到太行山上浊漳河畔的太焦线长治北站站区寻访,深深地被那些当年在这方热土上出生入死的老党员、老八路的赤子情怀所感染。他们的故事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炮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又让我受到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担任看护员的我和战友们一道撤离到杨庄村不久,日本鬼子就把我们包围了。很快,步枪声、机枪声响成了一片。
“敌人的子弹不时地从后边打过来,我的棉帽都被子弹打飞了。”
……
翻开采访笔记本,我的眼前闪现的是一位今年87岁高龄、有着几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人。离休前,他曾担任长治北电务段党委书记,他就是“小八路”郭秀昆。
他向笔者讲述了那一幕幕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往事。
“那是抗日烽火点燃后的1937年初秋,八路军在山西省太谷县创立了抗日政府。那时我还是个年仅9岁的孩子,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天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拾柴。同村一个叫靳英维的人担任抗日政府领导,他看到我家生活那样艰难,就关切地引导我说,离咱东曲河村几华里的岳家庄创办了太谷县抗日学校,已招收五六百名学生,大多是八九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胸怀大志,到抗日学校去学知识、受磨炼。
“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于是,我就约上附近4个孩子一同投奔了抗日学校。每天一早,老师就领着我们到四周村庄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自编自演小短剧、教唱抗日歌曲、刷写抗日标语,搞得红火热闹。
“1938年3月,在女老师郭佩祯的引领下,我参加了八路军太行独立支队,在供给处给首长当勤务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1年元旦,我们一二九师十旅卫生处休养所驻扎在山西榆社县关上村、辛庄村一带。这天夜里,我们突遇日本鬼子疯狂扫荡,上级命令我们把轻伤员带走,重伤员由群众掩护就地转移。担任看护员的我和战友们一道撤离到杨庄村不久,日本鬼子就把我们包围了。很快,步枪声、机枪声响成了一片……
“天拂晓时,我们被日本鬼子堵在一孔窑洞内。外面步枪声、机枪声响成一片,情况万分危急。九死一生之际,我们机智地撞开窑洞后窗户突围。敌人的子弹不时地从后边打过来,我的棉帽都被子弹打飞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十几个战士一会儿隐蔽,一会儿撤退,终于在天亮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次鬼子扫荡,我们休养所人员和伤病员牺牲数十人……”
说到这里,郭老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停顿了许久,老人又接着说起来: “1942年春夏之交,为了粉碎侵华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大扫荡,我当时所在的八路军总部青年大队和总部干部团、抗日大学、工人自卫队等各部在彭德怀和左权等首长指挥下,在山西辽县 (现为左权县)、河北涉县一带同日军周旋较量。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根据地遭受极大破坏,我们的部队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吃不到一点食盐,只好以野菜和树叶树皮充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齐心协力,出奇不意地多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壮大和巩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左权参谋长就是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镇十字岭指挥总部直属部突围时牺牲的,至今我都深深地怀念他。
“1945年3月,我们这伙 ‘小八路’被调回延安,担当保卫毛主席的重任,多次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作为延安保卫团警卫排的一名警卫员,我虽然刚满17岁,但也深感肩头责任重大。无论跟随护卫首长,还是粉碎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阴谋,我都英勇善战,冲锋在前。同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后来,不论是调入西北野战军六师一团和师部担任警卫员,还是担任晋中军区卫生部休养连连长;无论是担任乘警队长,还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都坚守岗位,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1960年10月,为支援太焦线建设和发展,我带领全家从繁华的省城来到条件艰苦的太行山区,一干就是二十几个寒暑。1983年,我离休后担任过铁路中学和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为了证实一位战友当年蒙冤牺牲的经历,我与数十位老首长、老战友互通书信达2万余字。最终,事实得以澄清,总算可以告慰英魂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党给了我一切,我愿把一切献给党。企盼年轻一代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老八路作风万万不可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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