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笔下的抗战女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2-15 14:35:38

　　林语堂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对女性的思想、性格、情感等方面有细致表现。林语堂赋予女性充分的话语权,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其笔下的抗战女性则更加体现出别具特色的文化思想内涵,值得给予更多关注。本文试以林语堂代表作《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中的主人公姚木兰、崔梅玲、杜柔安三位女性为例,力求勾勒出林语堂笔下抗战女性的基本轮廓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倾向和抗战思想。

　　自发的抗战意识

　　姚木兰等人抗战意识的萌发、抗战思想的成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抗战爆发后,她们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灵魂升华的过程。木兰本为超脱飘逸之人,面对命运的安排,她能够做到超然其上不为其所累,淡定从容,与世无争。但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她先是失去了女儿,随后收养的儿子阿通也不告而别离家参军。此时的木兰,一方面活在望子归来的期待中,另一方面则毅然放弃了只想过平安日子的念头,开始直面战争,并以自己的力量支持抗战。崔梅玲最初是一个个性飞扬的人,敢爱敢恨,独立率真。她虽一再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想卷入其中,但在得知枕边人是汉奸后,从打算独自离开、保持缄默,到忍无可忍、为锄奸组织提供关键情报,表现出一种发自本能的抗战意识。后来在逃亡途中,她跟随老彭一起救助难民,主动参与照顾伤兵的工作,抗战状态由最初的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并跟老彭“在共同的奉献中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幸福”。杜柔安以参加抗日示威游行的方式出场,虽然具有强烈的抗战意识,但此时的她谨小慎微,生怕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而引起叔叔不满。随着局势的发展,以及她与李飞的相爱,柔安勇敢地与以叔叔为代表的旧家庭决裂,宁愿被逐出家门、失去财产,也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并在战争的洪流中获得了新生。

　　在上述转变的促成因素中,除了日军暴行所激发的爱国情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儿子或爱人的感召,如阿通之于木兰、老彭之于梅玲、李飞之于柔安。林语堂笔下几位抗战女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她们能够被男性所控制,恰恰相反,被男权社会牢牢控制的女性(如曼娘)反而以悲剧收场,木兰等抗战女性并没有迷失在男权社会中,而是在父权、夫权、子权的笼罩下努力寻找平衡,她们具有自由人格、现代精神,最终实现了幸福的人生。

　　民众觉醒的力量

　　同时,木兰等抗战女性的奋起抗争,也反映了中国的抗战大潮已然汹涌澎湃。作家在此要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决不会退缩和让步,并且,侵略行为所激发的愤怒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众觉醒的无形力量必将带来最后的胜利。正如林语堂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所说:“当我看到中国因此团结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当抗战成为民众的一致选择,这些转变后的抗战女性也常常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智慧和勇气。面对日军暴行,木兰不仅在女儿遭受日本兵纠缠时奋不顾身反抗解救女儿,并当面向日本军官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而且在逃难途中,她一路收养孤儿和难民——虽然此时的木兰已沦为逃亡者,一路困难重重,大有自身难保之忧,但她内心坚定,坚决不做亡国奴,有不赶走日本人“誓不停战”的决心。梅玲在良知与名利诱惑之间,果断选择了前者,即便被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时通缉、追捕也无怨无悔。怀有身孕的柔安,为了寻找战乱中失去联系的李飞四处奔波,冒着极大风险以实际行动支持着爱人的正义之举。林语堂曾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指出,中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当女性和她们的孩子们也加入到抗战队伍中之后,说明人民抗战已全面展开,对日本侵略者的敌视和仇恨也已蔓延在中华大地。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决定了这是一场中国必胜的战争。

　　母性关怀下的家园守卫

　　伴随着三位女性抗战意识的日益坚定和高涨,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她们的母亲身份。木兰以母亲的形象出现在逃难途中,梅玲和柔安在战争的洗礼中完成了从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转变,抗战意识的发展与生育子嗣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选择。

　　这同样反映了林语堂对战争结果的预见。战争的结果无非胜负,没有第三种可能。在林语堂看来,抗日战争的结局只有一个,即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假如中国暂时战败,林语堂也坚持认为,最后的胜利仍属于中国。如他所言:“她(注:指中国)会备受战争创伤的折磨,但不会被打败。”(《中日战争之我见》)因为即便日本占领了全中国,也无力维持这种占领,中国的持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注定了日本的胜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于会“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中日战争之我见》)。“现代化的野蛮人”(注:指日本侵略者)注定是在进行一场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并在执行的过程中毁灭自己。可以说,孩子是中国的未来,是家庭、民族、国家得以延续的希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林语堂愿意让抗战女性成为母亲并充满母性关怀,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将担负起高扬民族精神、抵抗侵略及重建家园的重任。

　　林语堂是一个爱国作家。这种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他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的社会现实,深深的时代烙印、关注民族命运的焦灼感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中。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