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溥烈士 兵变抗日震动华北
来源：红潮网   2016-02-25 14:25:04

　　1938年 震动华北的一次兵变 王溥举兵抗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有一支英雄的部队，原64军190师570团，现吉林省军区某边防团。它的前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这支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功绩。它的第一位领导人是抗日英雄王溥同志。

　　1938年8月23日，在河北省保定发生了一次震动华北的“兵变”。驻守保定满城的“平汉线警防队三纵队第六区队”1800余官兵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发动“兵变”，宣布起义。带上所有武器装备，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平汉线警防队三纵队第六区队”的武装起义，正是日寇十分猖獗，疯狂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时候，此举震动了华北，震惊了日伪政权，对日本侵略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事件改变了平汉线北段敌我力量的对比，壮大了我抗日武装力量。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华北日伪军中第一支整体起义参加八路军的部队。受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的高度赞誉。领导和策划这次“兵变”的是王溥和厉男同志。厉男与王溥共同筹划了该“警防队六区队”的起义，是有大功的。

　　王溥原名王振东（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关敬陶团长的原型），1909年2月生于辽宁省兴城市曹庄镇四城子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在他1岁多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续弦，王溥靠卖豆腐为生的祖父母抚养成人。小学毕业后，王溥在祖父的支持下考入兴城中学学习，后考入东北军步兵教导队，继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和沈阳高等军学研究班深造，他在东北军部队中先后担任少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教官。“九一八事变”后，辗转投奔马占山率领的东北军抗日部队，任马占山将军的少校副官，参加了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1932年2月，马占山因为时局所迫，为保存抗日实力而暂降日军，日伪当局为防止马占山再度举旗抗日，将其亲信军官纷纷调离黑龙江，王溥被调到沈阳任军官学校中校教官，1936年王溥又被调到河北，任河北滦县伪军中校督导长，1937年又出任驻保定伪军三总队六区队上校区队长，相当于团长。王溥虽然职务不断升迁，但爱国心未泯，内心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1938年初，在一次与八路军部队的遭遇战中，王溥良心受到触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下令不许开枪突围，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八路军部队指挥员的注意。

　　战斗结束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与王溥进行了秘密接触，并将王溥的思想动态及时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决定抓住王溥思想发生变化的契机，尽全力争取王溥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聂荣臻司令员派出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厉男（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我党负责人杨晓东的原型），化装去和王溥会面，讲明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使王溥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他联想到白已在东北参加抗日的经历，决心跟着共产党参加抗战，等待时期举行武装起义。厉男多次深入到王溥的部队中，向基层军官和士兵展开工作，联系抗日积极分子。这支部队军官和士兵大多数是东北和冀东人，家乡早已被日军占领，目賭了日军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也都不愿意再为日本人卖命。广大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只要有人领头干，就去打日本。经过厉男和王溥的工作，部队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只等时机的到来 。八路军的接应部队也做好了准备。

　　1938年8月23日，王溥趁日军顾问去北平开会之际，决定立即组织起义。晚上，在第六区队司令部周围加派了岗哨，王溥按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把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集合起来，宣布起义，布置起义计划。参加会议的人员多半来自东北军，对日本侵略军早已恨之入骨，一致拥护起义参加八路军。午夜时分，王溥命令部队集合，带上所有武器弹药，冒着大雨向晋察冀根据地唐县北店头村进发。

　　1938年8月31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北店头村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聂荣臻司令员亲临会场，并讲了话，起义部队正式命名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隶属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三分区领导，司令员李允声、副司令员王溥（不久任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厉男，下设三个支队（营级单位），每个支队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四个班，每班十人，大队还有个炊事班。全大队编制150人。配有重机枪、掷弹筒和日本“三八式”步枪，军直属还有迫击炮大队和一部电台，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在八路军部队中算得上相当精良。

　　欢迎大会期间，晋察冀军区还派沙飞同志拍摄了许多相片，解放后，曾刊登在《人民战争必胜》画册中。从相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起义部队扛着“三八式”步枪坐在会场中间，前面坐着儿童，四周站着欢迎的人群。从此，这支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了抗日战场。

　　游击军成立后，分别驻守在唐县北店头附近的东杨庄、封庄、魏庄，把守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三个隘口。

　　1938年9月，日军集中5万多人对晋察冀根据地实施扫荡，这是我们游击军成立以来首次对日军作战，听说要与日军作战，非常兴奋，从上至下都憋着一股劲，把对日军的仇恨都发泄出来，战前，指战员们纷纷表决心，要打好这一仗，向边区人民献礼。

　　战斗一开始，日寇先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用飞机散发传单，策反游击军，但是游击军抗战决心已定，不受日寇蒙蔽，而是用仇恨的子弹回答了日寇。日寇一看策反计策失败，马上露出了狰狞面目，采用武力进攻。当他们刚踏上杨庄岭边时，就被游击军的猛烈炮火打了回去。随后日军组织多次冲锋，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于是日寇就兵分两路，一路加强正面强攻，直接攻打杨庄岭，另一路则采取迂回战术从魏庄进攻，企图包抄游击军的后路。游击军不畏强敌，沉着迎战，一方面在加强杨庄岭主阵地防守的同时，另一方面对魏庄来敌予以迎头痛击，使日寇迂回包抄的阴谋未能得逞。两处战场打得十分激烈，其中以杨庄岭阻击战打得最为惨烈，游击军英勇顽强，奋勇杀敌，打退日寇十几次进攻。日寇无计可施，竟然违背国际公约施放毒气，致使游击军两个班的战士中毒。但游击军一面用毛巾包住口鼻，一面顽强打击日寇。虽日寇采取多种方式进攻，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鏖战整日，日寇只好焚烧尸体后，狼狈逃窜。

　　战斗中，当地群众积极为游击军运送给养、弹药，护理伤员，使游击军真切地感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关怀和鱼水之情。

　　杨庄岭阻击战，游击军共毙伤敌100多人，取得了自游击军成立以来首次对日作战的胜利。受到军区通令嘉奖，同时也赢得了边区人民的赞誉,游击军的名声在根据地传开。人们纷纷到游击军驻地慰问。

　　1939年1月，游击军到唐县管家左村一带休整，同时担负保卫军区机关、军区医院的任务，军区补充了大批政工干部，在游击军建立了党组织，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开展诉苦活动，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学习游击战理论，使游击军官兵的军政素质大幅提高。而后，部队在唐县曲阳、定县、阜平一带活动，打了许多胜仗。

　　1940年1月，游击军调防到唐县迷城一带，老红军赵国泰（开国少将，原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率三分区游击一支队6个连队800多人分散编入游击军，使游击军补充了大量党员，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合编后，王溥仍为司令员，赵国泰任政委，整编后游击军参加了保卫麦收和历次反扫荡战斗，经过艰苦作战，不但大量消灭了敌人，而且也锻炼了部队，战斗力不断增强，被铸造成了一支敢打硬仗、作风顽强、战斗力十分强悍的武装力量,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

　　同年，王溥由厉男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王溥司令员带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战斗，破坏平汉铁路新乐至望都方顺桥段全长70余公里的铁路线。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他们主动出击，拔掉了定县北杨村敌中心炮楼，全歼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小队，炸毁桥梁4座，收割电线数千斤。

　　1940年11月，在秋季反扫荡中，游击军在曲阳县中佐村驻扎。当时日军一部扫荡了武家湾村，游击军司令部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但是消息被敌人窃听了，鬼子得此消息后连夜调兵遣将，组织了大于我五、六倍的兵力，对游击军形成了一个长达二十余里，宽达十余里的包围圈，并配备了马队、飞机和山炮。

　　11月16日拂晓，游击军派出的侦察员发现敌人已从武家湾方向攻了过来，王溥根据这一情况判断：可能我军的行动计划被敌人获悉，在此危急时刻，王溥决定亲率警卫连掩护赵政委和胡参谋长分率主力和机关突围。组织部队对敌还击，以待援兵的到来。

　　命令下达后，我游击军战士迅速抢占了阵地，用步枪和手榴弹勇猛地向日伪军杀去，但日伪军仗着武器精良，兵力充足，疯狂地向我进行反扑。经两小时激战，警卫连伤亡惨重，只剩下王溥和12名战士。他们被压缩在一块小高地上，敌人一次又一次发动进攻，正当和敌人拼杀的时候，机枪手被敌射中牺牲，敌人见游击军的机枪不响了，便一窝蜂似的涌了上来，抢占了我军的阵地，用重机枪迫使我游击军不得不向后撤退。游击军边打边撤，翻过一道山梁，来到董家沟村北的梨子园沟，王溥便命令部队立即集中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敌人的两架飞机飞来，子弹像雨点般扫射下来，同时敌炮也打响了，我游击军又有一些同志当场倒下。王溥率队伍继续向西撤退，刚爬上西山坡又遭敌机的扫射，几个警卫战士中弹身亡，王溥自己也挂了花。

　　警卫班长郑和荣催促他撤退突围，王溥坚决不撤退，并命令警卫员们突围。他的身先士卒精神，影响着每一位战士。直到此时，王溥仍惦记着赵国泰政委是否率领军部安全突出重围。事后查明，除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等少数官兵在转移途中不幸牺牲外，游击军主力成功突围。

　　然而恼羞成怒的日军不甘失败，他们眼见无法围歼游击军大部队，于是集中兵力向高地排炮轰击，郑和荣牺牲了，王溥的身体也受伤五处，不能行动。他命令警卫战士赶快突围，可是谁也不肯离开他，说：“死就在一起死，决不离开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