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从求证到求实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张连红   2016-03-01 12:46:17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南京大屠杀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热点之一。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自1988年至2008年，在20年中以南京大屠杀为标题的相关论文有612篇，平均每年超过30篇，其中在最近10年期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更为迅猛，相关论文有402篇，平均每年达到40篇。另外，近10年来学术界也出版了很多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题的研究著作和史料集，仅从2005年开始，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已陆续推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也已相继推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20余册。回顾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程，笔者以为20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有一个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化，这一转化不仅让南京大屠杀研究开始从政治回归学术，而且也推动了整个抗战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　　

　　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点的起因，不是因为历史事件性质的本身，而更多是由学术研究以外的因素促成。在1982年之前，学术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但是，自1982年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掀起否定对华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维护历史事实，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由南京市政府出面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组织南京地区相关学者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编辑出版史料和史稿，针对日本右翼学者的谬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撰写批驳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南京大屠杀论文，主要着重点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特别强调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南京军民的规模和屠杀的残暴性，由于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情绪化，充满对抗性。如在研究遇难人数时表现为追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将30万遇难人数图腾化，在描述日军暴行方面则强调日军有计划性、非人性和残暴性。由于缺乏核心史料的支撑，有些论文主观判断多于史实论证，一些重要观点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一些重要史料的真实性不能客观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早期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具政治性，迎合了民族情感的需要，催化了民族主义情绪。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大屠杀研究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研究范式开始由重视求证开始转向更加重视求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研究范式的变化，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理念的更新。首先学界开始十分重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一些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回忆开始陆续出版，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场日记也在中国翻译出版。特别是最近几年由张宪文教授主编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继出版，为学界的求实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其次学界的研究更具学理性，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心态更加开放，一些学者的研究开始突破中日民族冲突史的框架，走出南京大屠杀传统研究思路的制约，能够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对话、商榷、争论日益学术化。在研究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能够走出“求精、求大、求恒”三大误区，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能够注意到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讨论。二是个案研究的选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从主要集中关注日军暴行到开始研究诸如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安全区、鼓楼医院、江南水泥厂、南京户籍制度、慈善团体、宗教、村庄记忆和难民心理等，这对全面构建一个立体真实丰富的南京大屠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一些非专业民间人士主动参与搜集、研究、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他们中有的积极调查口述史料，有的拆资建立民间陈列馆，有的建立专题网站，这些活动不仅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助于广大民众正确认识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求证研究，是南京学界自然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的局限。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逐渐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开始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学术层面上由被动走向主动。当然，南京大屠杀的求实研究仍需要更多学者持续不懈的努力，而只有通过加强学术研究，才能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只有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反思，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