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外交谋略: 军阀告密让计划开始就面临失败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兰台   2016-05-07 10:33:34

1934年11月，蒋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就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

蒋介石与胡汉民

这让日本一下看穿了蒋介石推行“中日亲善”的底牌。

虽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应了国民政府的“善意”。1935年2月21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表示，对蒋氏转变对日态度不持疑问。3月2日，广田又称：日中关系确已好转，“如果放弃此天佑之赐，而不为中日之亲善，实为后世子孙担忧”。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诚意与努力，与各方面联络提携，以期早日举出亲善之实”。

但实质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对于1934-1935年蒋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们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搞的“亲善”实际是障眼法。

1935年1月8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

1月中旬，萧叔暄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

1月下旬，当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一文，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时。日本有吉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给予特别重视。日本国内的反应也与有吉相似。蒋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给了瞎子看。

3月，关东军不顾正在进行的中日“亲善”，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决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华北，要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渗透；对西南政权，要秘密予以物质援助，以使其能够对抗南京政府。

5月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

6月9日至27日，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

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

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

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面对“亲善”的国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脸人，宣告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张就被胡汉民出卖得濒临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