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年,一个叫小寺谦吉的日本人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论》。此论一出,反响不小,和者颇多。与“脱亚论”“大日本膨胀论”等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不同,“大亚细亚主义”竟提出“兴亚”“振亚”,声称“保全支那”,提倡中日“结合”。单看这些口号,小寺谦吉简直就是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朋友。可是,此论提出不久,就引起李大钊的高度警惕,他撰文指出该主义的真实目的是:“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这一针见血之论,撕破了“大亚细亚主义”的美丽外衣,揭露了它的邪恶本质。
“大亚细亚主义”实质上是近代日本诸多对外侵略扩张理论的一种,《大亚细亚主义论》是它的集大成者。从内容上看,《大亚细亚主义论》声称:“和平主义是现代的空想”,战争是实力的较量,要增强实力就必须“依托支那、利用其经济资源”;“日本是亚细亚文明的传承者”,所以“有保护支那的充分理由”;“人种竞争是黄白两种人种之间的对抗战”;中国在政治上疾患重重,在军事上疲弱无力,必须由日本来“指导”才能解决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作为亚细亚的指导者、亚细亚的盟主是当之无愧的”。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就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就是使中国承认日本统治地位,服从日本指导下的“改造”,接受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
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响下,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鼓吹“日本精神”,强调“国家改造”,逐步通过暗杀、军事政变等手段推翻政党政治,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军部为首的法西斯独裁体制。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膨胀、侵略步伐的加快,“大亚细亚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指导理论之一,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被继承、发挥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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