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局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象是谁
来源：节选自《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政局》 作者：荣维木   2016-08-16 10:08:20

　　虽然经历了中原大战等各派系纷争之后，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集权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但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地位不仅缺乏基本的中央向心力，而且仍然是极不稳固的，国民党内部的倒蒋风波屡有发生。于是便前所不同的情况是，这时的内争掺杂了新的名目，即抗日成为反蒋的一面旗号。

　　以宁粤对立为例，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的反蒋口号，在事变前是"剿共必倒蒋，倒蒋必剿共"；在事变后改为"以推翻独裁与地址帝国主义之侵略，为对内对外之根本方针"。反蒋目的迥异，可见是以反蒋为主而以其他为副。后再"一致对外"口号下，粤方以蒋介石"息兵下野"为条件，撤消了广东国民政府。蒋亦被迫释放粤方首脑胡汉民和李济深，并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但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合作，1931年3月蒋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掌握政府中枢，由此孕育了宁粤及其他派系新的权力纷争。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胡汉民反对蒋汪的对日妥协政策，以抗日为号召，重组反蒋阵线。同年，胡先后与蒋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实力派积极联系。据史料记载，胡的联系对象包括湖南的何健，四川的刘文辉、刘湘、邓锡侯，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华北方面的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人。同时，他还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吸收"反蒋最坚决的人"。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有次形成的华北危机引发了反蒋的又一波高潮。胡汉民发出"讨蒋以抗日"的口号，得到粤、桂、闽实力派多数首脑的积极响应。但因陈济棠以经费问题为由不肯一致，以及不久之后北方冯玉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军的失利，南方三省联合及南北呼应的反蒋军事局面最终没有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以"树立党政中枢"、"推倒国贼"为号召的反蒋军事计划，还有另外的一个北京，这就是由蒋介石坐镇南昌、陈诚任总指挥、动用了40万兵力的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刚刚遭到惨败。这又不能不引起反蒋派把反蒋与"剿共"乃至抗日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湖南实力派程潜在致胡汉民的信中提出："自陈诚失败后，庆父（指蒋介石）大露恐怖之象，为西南出兵最好时机。"这是趁火打劫的一种思考。另外还有一种思考如福建首脑陈铭枢所说："抗日、剿共必要倒门神（指蒋）。"但是不久之后，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城里"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又欲实行联共反蒋政策，则证实了他倒蒋为主而抗日与"剿共"为副的本意。他的做法受到胡汉民和粤桂的反对。11月21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名通电告诫陈铭枢、李济深等人，称闽变"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且使兄弟等抗日救国之历史亦当然无存"，力劝陈等"翻然改图""以免尽入歧途"，"否则授人以隙，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陈等陷于孤立，甚至没有得到中共的支持与回应，反蒋很快失败。

　　1936年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是颇具声势的又一次反蒋运动。陈济棠、李宗仁于6月4日通电全国称："自九·一八以来，我征服隐忍委屈，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国民党西南执行部）、钧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通电发表后，两广部队统一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司令。由此可见，这次反蒋运动仍然抓住了抗日这个题材。但实际上，促成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陈、李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不满，而在于他们对蒋削藩政策的疑虑。蒋显示挑动陈济棠用兵广西，陈以粤桂唇齿相依而不愿听命，蒋即宣布改组广东政府相逼。陈、李力求自保，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这才有了两广事变。事变最终以陈氏倒台、李蒋和解告终。事变的全部过程斗鱼抗日没有实际联系。而事变终以蒋桂和结为结局，主要是与另外一场内战相关，即国民党与中共的战争，两广事变的解决，标志国民党内部的混战结束，此后，蒋介石"安内"的对象完全转到了中共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