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易被忽视的青藏高原抗战记忆
来源：刊于《瞭望》2015年第35期 记者丨庞书纬    2016-09-03 14:41:54

↑1926年，曾国佐（右）和妻子罗慧娥、女儿曾植楠在西宁寓所门前，这是目前保留的曾国佐的唯一一张照片

↑1933年，二十九军曾国佐部正在喜峰口抗击日军

↑在西宁拍摄《民族万岁》期间的郑君里

↑电影《民族万岁》剧照，塔尔寺的“跳神”仪式

↑如今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

↑社会活动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神圣抗战，让青藏高原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捐躯共赴国难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3年3月，喜峰口，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寒光闪闪。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悍然占领我国东北。1933年初，日寇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长城抗战拉开序幕。位于河北、热河两省交界的喜峰口，正是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　　

　　在历时半个多月的喜峰口战役中，二十九军大刀队多次奇袭日军，消灭日军有生力量，激励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受到二十九军事迹的激励，当时年仅23岁的作曲家麦新谱写了《大刀进行曲》，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大刀队的主要将领中，有一位来自西北青藏高原的青年，他就是曾国佐。

　　传记作家、《曾国佐将军》作者王钥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国佐1890年出生于今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自幼牧羊为生，17岁考入甘肃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进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上世纪30年代初，曾国佐投身二十九军任团长。

　　“当时曾国佐是二十九军中有名的‘拼命三郎’，喜峰口战役时，率众宣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3月12日，曾国佐率领大刀队夜袭日寇据点，歼敌数百人，随后乘胜追击，与敌军血战两天。此后几天，又率领大刀队坚守阵地，与敌人短兵相接，打退日军十多次进攻。”王钥邦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曾国佐部镇守宛平，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最先反击日寇的队伍之一。　　

　　“当时日军用机械化部队全面进攻，但曾国佐身先士卒，将士们浴血奋战，日军进攻一度受阻，中将田代皖一郎于15日暴毙。”王钥邦说。　　

　　据王钥邦介绍，此后几年，曾国佐先后在河北、河南、陕西、宁夏等地率部继续抗击日军。1945年初，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曾国佐在宁夏因病去世，遗体由家人护送回家乡安葬。　　

　　曾国佐的事迹并非个案，事实上，尽管距离抗战前线较远，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约有万名热血青年先后奔赴抗日前线，包括汉、回、藏、土、撒拉、蒙古等民族。　　

　　“1937年9月，青海专门派出了一支8000多人的骑兵队伍，被称为‘骑八师’，转战陕西、河南、安徽等地，参与到抗击日寇的斗争中。”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崔永红说。　　

　　崔永红告诉本刊记者，1939年8月，盘踞在河南淮阳的日军向南进犯，面对日军的全机械化部队，“骑八师”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在淮阳城三进三出，歼灭日寇800余人、伪军1000余人。最后在日寇使用毒气的情况下，依旧坚守阵地。　　

　　“这场恶仗，骑兵师损失了2000多将士，旅长马炳忠阵亡。他们大多被埋葬在了抗战前线，直到现在，很多将士的坟冢都没有迁回青海。”崔永红说。　　

　　影像记录历史　　

　　“山在歌唱，水在歌唱，风在歌唱，火在歌唱，歌唱卢沟桥的枪炮响。”　

　　1943年，在重庆，一部名为《民族万岁》的纪实电影首映，片尾曲响起时，全场沸腾。通过影片，大城市中的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了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峻峭的雪山，广袤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茂密的森林，还有神秘庄严的宗教仪式，独具特色的高原风情。　　

　　早在1939年4月，作为中国早期电影重要奠基人的郑君里，从重庆出发，踏上了拍片之路。在日记中，郑君里写道：“民夫筑路，颇引起拍‘大路’之感觉，时至今日，连路基上的顽石也抗起日来了。”

　　1939年10月15日，郑君里一行来到西宁。然而此时，由于胶片供应不足，拍摄被迫停顿下来。　　

　　郑君里助手、著名电影美术师韩尚义在生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郑君里几乎整天伏案，一遍遍修改分镜头剧本。正是在一遍遍的修改中，影片的主题渐渐清晰：挖掘蕴藏在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生生不息的活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认为，在中国接连失去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国民政府退守重庆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等边疆地区，逐渐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其战略地位得到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边疆。　　

　　1940年初，郑君里一行前往距西宁市约25公里的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塔尔寺拍摄“跳神”宗教仪式，而“跳神”驱鬼降魔的寓意，与抗战主题不谋而合。

　　伴随画面，影片解说道：“每逢旧历正月、四月、六月、十月，我们都要赶一次庙会，庙里举行跳神，这时候佛祖派了满天的神佛下凡来，把人间的瘟神恶魔一起都赶走。”　　

　　韩尚义回忆，当时“为了把藏民和喇嘛们祈祷抗日胜利的虔诚心情拍下来，他（郑君里）时而上屋顶俯拍全景，时而伏地仰拍八座如意宝塔；一会儿指挥喇嘛跳神，一会儿进庙堂拍瑰丽的酥油花和壁画、堆绣。尽管他身上沾满了泥土，马裤的膝盖也磨破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到草坪上拍藏女们唱歌跳舞。”　　

　　在当天的日记中，郑君里写道：“心绪仍旧松懈不下来，按自己的脉搏，仍旧急激地跳着。”　　

　　随后，郑君里一行在青海湖畔的金银滩拍摄了羊群转场的场景，在曾国佐的故乡记录了互助土族青年参与抗战的热情，加之此前在内蒙古、甘肃、宁夏以及此后在四川、西康等地拍摄的场景，成为一部较为完整地展示中国西北西南边疆民俗风情、展示中华民族空前凝聚力的影片。

　　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喆介绍，抗战时期，由于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的凸显，除电影工作者外，许多原本身居“象牙塔”中的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边疆，使边疆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并呈现出极强的现实导向，青藏高原也自然成为“边疆研究”关注的重点地区。　　

　　“这一时期的学者顺应时代潮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意识，一直成为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强大动力。”孙喆说。　　

　　遗产泽惠后世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1939年，青海湖畔，《民族万岁》剧组中，一位当时在西宁担任音乐教师的青年，邂逅了藏族牧羊少女萨耶卓玛。不久后，这位青年大量吸取青海民歌元素，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

　　随后几年，这首来自青海湖畔的歌曲不胫而走，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那位青年，就是后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　　

　　据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在上世纪30～40年代，为支援抗战，青藏高原地区人员往来空前频繁，特别是青海省省会西宁，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镇。正因为如此，抗战时期成为王洛宾音乐创作、整理的高峰期之一，他在这一时期的《我愿做个牧羊人》《炒面敬朋友》《猎人之歌》《草原舞曲》等作品，都是在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民歌基础上改编而成。　　

　　王海成认为，在抗战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民族文化通过民歌等多种载体，得到了空前广泛、深入的挖掘，从而更好地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之中，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逐渐走向世界。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认为，正是在抗战期间，青藏高原地区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得到空前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意识空前提高。“他们认识到，只有拯救祖国，才能拯救自己。”　　

　　在青藏高原支持抗战的上层人士中，不能不提著名爱国社会活动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学者杨军财的研究，早在1932年，九世班禅不顾个人安危，在热河、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宣化”，号召僧俗群众奋起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当年9月25日，九世班禅捐款3万元（指银元，下文同），同时购买救国公债2万元支持抗战。11月中旬，得知上海失陷的消息，已身染重疾的九世班禅依旧“扶病而起，在床头命秘书长照拟电文，望各王公团结御侮，以求最后胜利。”　　

　　据喜饶尼玛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后，西藏爱国人士策划并开辟了从印度取道西藏、最终到达四川、云南的国际陆路交通线。八年间，这条完全人背马驮的交通线，共运输抗战物资价值达1.5亿美元。　　

　　此外，在当时的青藏高原，普通民众也同仇敌忾，积极支援抗战。以青海为例，据崔永红研究，仅从1938年底到1942年8月，青海全省就认购各种公债超过150万元，捐献羊皮超过10万张；从1942年到1945年，青海各界群众捐献军粮达到60多万石。　　

　　“对青藏高原而言，抗战的最大遗产，是国家意识、国家认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青藏高原渐渐褪去了遥远神秘的面纱，深入地融入到现代国家体制当中，这种融入，为20世纪后半期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心理基础。换句话说，经历抗战的洗礼，青藏高原的人们更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国家，明白了什么叫‘我们的国土到处都是一样’。”崔永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