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也是一种反抗——战时人口迁移状况
来源：搜狐历史   2016-11-17 09:58:07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成为难民，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

内迁难民大多来自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在工业重心迁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也从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转移。据统计，到1939年8月为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在社会升平的日子里，移民通常是属于中下社会阶层的人，他们为了谋生及改善其社会地位而迁出家乡，但在抗战期间，却有多数富有人家，由于战事而被迫离乡背井。这些移民可分为三大类：（甲）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乙）政治方面活动的人士，或同情重庆中央政府的人，或是为日伪政府所仇视的人；（丙）爱国者及不甘受敌伪压迫的人士。社会学家孙本文讲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有些区域里，某一个时期的移民，以年青的男女学生为多。因为他们如果留在故乡的话，他们必被强迫进入敌伪政权所办的学校，学习日本语文及接受日本文化。这种奴化亡国灭种的教育遗害，早已于东北“满洲国”各地实施，因之在沦陷区里的青年学生，早在日军占领之前，即秘密被迫随大批移民逃到西南后方自由区。年龄相若，而非学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身体强壮，适合日军的征兵条件，如果停留于沦陷区，必为日军强迫从军或执行劳役。所以这些青年也迫不得已而随众迁出。也有大部分的移民，不欲离其故乡过远。因之，当敌人侵占其家乡时，则暂时举家逃避，一俟新秩序暂时建立，又再搬回老家去。许多参加这种迁徙运动的人，是为了贫穷及没有长途旅行的计划，不得已如此做的。又有些人，因受不了后来环境的压迫，继续迁徙，最后还是停留于西南或西北区遥远的后方。

战时背井离乡的逃难者不乏富有人家，除了党政界及爱国人士外，生意人、工厂经理、医生、工程师、教育界人士和自由职业者及技术工人等，占了多数，农民是“近躲不远逃”，加上较浓的安土重迁的特性，是其逃难人数最少的原因；而文教界，包括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人数最多，这与文化程度愈高，愈具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然有关，与较具经济地位和生存能力也不无关联。

战前的中国仍然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最高，而农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旦遇到战乱，这些农民极易被抛入庞大的难民群中，成为其主要构成成分之一。然而，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与难民整体的情况并不一样。“从难民的绝对量来看，仍然以农民占绝对多数，但因为条件限制，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中农民并不占多数，而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原因是这些在难民总体当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在经济上极为困窘，而精神上又惯于依着于土地，大多不愿或无力长距离迁徙，一般只往邻近地区作短期奔逃，战事稍靖即又返乡。所以抗战初期在武汉、长沙等城市的难民，“农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不过，这其中又有些地区的差异，如“闻在西安者农民比较为多，其所来地点，多为黄河以北”。

黄泛区难民

难民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包括的范围较广，如各类学校的教授、文教人员、学生、作家、诗人、画家、剧作家、记者、编辑、机关小公务员、医生、各类技术工人等。在逃难的人群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较大，他们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甘接受日伪的统治。知识分子在逃难以前一般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这就为他们的逃难提供了先决条件，至少他们能够自己解决交通和旅费这两个逃难关键的问题。正像《新华日报》所讲的：“一般说来，（这类人）过去都是过着中等水准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是识字能够提笔写信的，他们的职业过去做过小学教师、公务员、办事员、秘书、书记之类。有这类能力的人在收容所里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所见到的难民中，仍以壮丁占最多数，其次为青年，并有不少曾受教育者，其次为学龄儿童。老弱妇孺，并不最多。其原因，一是当时离开乡井者以为老弱妇孺，敌人不致屠杀；二是老弱妇孺不胜远行奔波之苦（据一十龄难女童见告，由常州步行至九江，每日须行五十里至九十里不等），故未偕行。青年学生又以初中程度者为多，入较高之训练班学力不足，当兵又觉屈就，故其出路最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