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也是一种反抗——艰难的逃难生活
来源：搜狐历史   2016-11-17 10:00:21

难民的逃难生涯极为困苦。社会部部长谷正刚谈到，从1944年11月5日至1945年1月22日，在七十多天的时间里，曾两次到军事前线及黔桂边境一带考察军务和政务。在赴金城江的过程中，途经都匀、独山、南丹等地。“甫离南丹数公里，即与难民先头相遇，目击难民扶老携幼，延续至数十公里不断，及抵河池数公里处，则万头攒动，军民挤杂，形同市集，已成混乱状态”。

英国记者佛瑞达·尤特里访问了武昌的一个难民营：“一群老人和年轻的母亲，带着婴儿和幼童坐在草垫子上，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弱、伤感和绝望，他们中有许多人生病了。”在逃难过程中，孩子与老人被家人遗弃或漠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下面引用目击者佛瑞达·尤特里的话：“许多家庭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星期了，有些走了好几个月。许多出发时还有5—6个孩子的家庭到汉口时只剩下1—2个孩子了。（到达武汉的）小女孩很少。当父母没有更多精力携带孩子，或当小一些的孩子太累而跟不上别人的步伐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被抛弃在路上等死……一些孩子必须遗弃以便剩下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内心是何种的痛苦呀！谁又能想象在因日本人入侵而被迫逃亡的千百万人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小难民？”。

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5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700余人。同年9月8日，日机七八架投炸弹于松江站，炸毁头、二等车厢4节，炸死300人，伤200余人，“此辈多系由沪逃出之难民云”。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英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难民剥树皮充饥的照片

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

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

在抗战时期，西南各省的婚姻也有了新的局面。许多男子到后方各地工作，如重庆、成都、贵阳或昆明等地，而把家中的妻子儿女留在沦陷区里。当夫妻分离三年以上时，彼此可以自由容许重婚，而这种重婚，政府也默认，所以许多人用不着顾虑到重婚罪的事情。这种重婚事件，在公教人员及工商界人士中最多。

战争对难民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在战争的影响下，旧式家庭纽带与地缘联系被撕裂了。这一时期，婚姻解体，妇女卖淫的现象越来越多，一种莫名的绝望情绪在广大民众中弥漫。在这一进程中，孩子与老人被家人遗弃或漠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