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持久战的蒋百里：亲历西安事变，斡旋墨索里尼
来源：扬子晚报   2017-01-03 15:24:02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

“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在百里先生的一生中，1936年12月初，他从欧美考察回来，突然应邀到了西安，碰上了“西安事变”，乃是政治生命转折点。百里曾经参加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曾囚居南京20个月。因此，蒋介石对于百里先生，总是“尊而不亲”“敬鬼神而远之”的。直到西安事变以后，一度共过患难，乃转入“亲”而且“信”的阶段，坐上了陆军大学校长的职位。

百里从南京飞到西安那天，正是12月11日。他刚在西安招待所卸了行装，蒋介石已来了电话，邀他到临潼华清池去晤见。他到了温泉，看见张学良也在那儿。晤谈既毕，汉卿邀他一同回西安，因为那晚张杨一同请客，也替百里洗尘。可是，蒋介石留住了汉卿，说是还有话说，要汉卿吃了晚饭再走，百里只得独自先归了。百里回到西安招待所，已是傍晚六时，便匆匆赴绥靖公署的张杨公宴。那晚汉卿回来时，已经八点钟了，他一脸笑容，喝了杯酒对大家表示迟到的歉意，确乎看不出有甚么“箭在弦上”的安排的。

百里先生那晚睡得很迟，12日早晨却很早起床。伏案写了两张西安风景片，寄给德国的两个女儿，便安排着要写欧美考察的报告书。这时，他忽听得窗外枪声，由疏而密，他从零乱枪声直觉地推断：可能是兵变。正在此时，隔窗有一团黑影在爬动着，随着砰然一声，那影子倒下去了。（其人便是邵元冲，西安事变中牺牲的一人。）他明白：一个事变在发生了。

他默然不作声，回到房中去。那天天气特别冷，他穿了羊毛衫，加上厚丝棉袄，卧在床上假睡，一面推寻这事变的缘由。朦胧中，天已大明了，他听得有人在门外找寻从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他正在下床，一位青年军官已经推门而入了。那军官是营长，后面跟着两个持枪的士兵。那军官说：“没甚么大事，不要紧！请先生到客厅坐！”百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跟着他们走。

客厅上可热闹了，济济一堂，有惊疑莫定、睡眼惺忪的军政大员，有那些大员的卫士（卫士们都已缴了械），也有直打抖索穿着睡衣拖鞋的大员夫人们。百里先生说：最后请来的有陈诚、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昨晚席上贵客，照单全收。还有钱大钧，他是侍从室主任，他是从临潼抓来的。一时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作声。他们知道临潼一定出了事，也没人敢问。

直到下午四时左右，张少帅向他们拱手致歉，他们又重新被分配到各个房中去，那房门都有士兵监视着，不许他们关门的。

到了晚上七点钟，张少帅进了百里的房，只见少帅从怀中拿出一份兵谏电报全文请百里看，他说：“百里先生，你是无党无派的人，先君很敬重您；此刻，我有一疑难问题，想请指教。”百里把电文看了一遍，便还给少帅。少帅焦急地说：“先生以为如何？”百里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少帅接着说：“今天惊动了你们，非常对不起。先生莫客气，就正面指示我们一下。”

“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就够应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

“西安以外，我就力不从心了！”

“那么，你自己已经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

“您先生还在生我的气！等会儿，我再来向先生请教。”

西安事变的第三天，周恩来已经从延安到了西安了。这时，强敌在前，中国朝野应该联合一致对外抗战，权衡轻重，得让蒋介石有这样的觉悟。张少帅也就冷静下来，要转变当前的局势，他曾经请邵力子向蒋介石去进言，希望蒋介石以国家为重。蒋介石正在气头上，拒不作答，少帅又想百里先生这位无党无派的谋士来。

少帅找了百里，说：“我想请你做一件事，不知您答应不答应？……您愿见委员长谈一谈吗？”少帅说他自己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必大动肝火，不让他陈述意见。他要请百里劝一劝，因为百里是客卿，说起来比较容易些。

到了16日下午四时，少帅说是已经向蒋介石报告请百里去谒见的事，便邀百里一同前往（那时，蒋介石已经移居高桂滋将军的寓中）。百里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少帅便退出了。蒋向百里谈及张的意思，想派一人先到南京去，其心目中以为百里最适宜。蒋本人并未表示意见。

百里对派人往南京这一点，非常赞成，因为事情弄僵了，于国家无益，一切化大为小的好。不过，他自己和政府没有深切关系，如要派人前往，百里建议最好派张最不喜欢的蒋鼎文去。

在少帅伴送百里回招待所的途中，百里问他：“你是不是有诚意呢？”

“怎么会怀疑我没有诚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您是无党派色彩的人。”

“何以不对我先说明？”

“想您见过委员长后再告诉您。”

“我非党国要人，去了于事无济的。要解决问题，须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人物去。”

“谁好？”

“我看蒋铭三最适宜。”

“好，我不但请他去，还且请委员长写亲笔信让他带去。”第六天，百里再谒见蒋介石时，他的亲笔信是写了，交在百里手中，等到蒋鼎文上飞机时，百里才交给蒋鼎文手中。那便是“停止轰炸三天”的手谕。

到了12月21日，宋子文到了西安，22日，宋美龄也到了，一切都由紧张而缓和下来了。百里便做了这么一回军师。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伴之下飞出西安。百里先生认为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前途很大的。

12月26日，杨虎城在绥署设宴为百里等饯别，席上众人相顾而笑。百里先生举杯高吟道：“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世事如棋局局新。中国抗战第一声，说是从临潼华清池边发出的，这话也颇有几分道理。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在我们的师友中，能够断然论定中日之间，非战争不可，而且它是长期的战争，战场一定在平汉粤汉以西的，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他和马歇尔一样，也断然论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西安事变结束后，1937年春天，他奉命考察全国的军事防御，对各地防务，有全面的了解。

庐山谈话会，恰碰上卢沟桥的“七七”事变。百里看明白战事的情势，他决心在这次对日战争中奉献他自己的一切。他曾对年轻军官说，“你们年轻人，活着看中国的翻身；我们老年人，该为国家拼一拼命。”

百里从上海到南京，那是8月15日的事。那时，“八·一三”上海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沿公路到了南京，参与最高军事会议，知道当局的抗战决心。接着，百里又奉命出国到德意去作外交活动，争取军事上的援助。他预测沿海地区必被日军攻陷，日军可能进至长江黄河的中流地区。这是他对中日战局第一步预测。

在中国抗战前后，国际间的矛盾情势是十分错综的。意德是日本的轴心国，但有军火运到中国。美国表面上是唱甚么正义的高调，而轰炸中国的飞机、汽油、炸弹，都是美国军火商所供给的。苏联的军事援助，则在抗战军事进展以后，他们的机师，代替了意大利的航空员。百里的赴意大利，当然还对墨索里尼存着希望的。

百里动身前，把那位预定到英国去读书的第二女儿蒋雍，从香港送到衡山去参加军队工作。他要她在大变动时代身受生活上的锻炼。

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到了罗马，墨索里尼却避而不见。和上回大不相同。上回，百里只是到意国考察，墨相和意陆军部那么盛大欢迎，还邀他参观军事演习，看待得有如友好大国的使节。百里明白墨索里尼是决意和日德相勾结，自然对中国十分冷淡。

他枯居细思，要打开那一僵局。10月20日那天，由刘文岛大使出面招待他自己，由史丹法尼开单邀请意大利朝野名流作陪。华堂盛宴，百里起立致词，说到中国与古罗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供（贡）献。开口就说：“条条大路通到罗马，我和世界人士一样，也找到罗马来了。”这一句话引起了全场人士的拍掌。结底说：“世界古文化的国家，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大而强的只有中意两个古国。这两国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斗争，直到今天，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并没有甚冲突。”这番话倒把墨索里尼吸引过来了。宴会既终，中国大使馆便接到意大利外交部的通知说：“杜谦约蒋百里将军于25日相见。”（杜谦即“领袖”之意）

25日下午六时，墨索里尼在威尼西亚宫和百里相见，这一幕颇富戏剧性的。一进宫门，身上一切金属品，都得卸下来，手表也不在例外。宫中那架电梯有特殊设备，客人身上带了金属品，便铿锵作响，电梯就停住了。黑衣首相的戒备很严密的。百里当时和墨索里尼谈得很多，不过，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不必引述了。

在欧洲，百里已经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难于避免。中日战争将与世界战争合流，这是百里逝世前一年所看到的，所以他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名句。

抗战也是“给予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抗战初期，一般人所熟知的军事术语中，有“机械化”、“游击战”二语。有人夸张日军是机械化的，其实日军并未机械化；“机械化”了的那几个师团，都不曾在中国战场使用过。我们也有机械化师，即二○○师，但指挥二○○师在兰封作战的薛伯陵将军，他就不明白摩托化骑兵乃是机械化部队的触须；他把摩托化骑兵挖出来独立使用，便把二○○师的运动作战力减低了。因此，在武汉会战初期，二○○师移去江西樟树、高安线上，和十三军相配合，为总后备队。那时，百里先生任陆军大学校长，开始调训机械化部队下级干部。一方面，军事当局就在湘西着手游击队的干部训练，又把新四军指挥部，从南昌移往皖南南陵，担负苏南地区的游击任务。

在研讨游击战术中，百里也有过他的贡献。

百里所介绍的，乃是德国亨斯少校的游击新战术。亨斯少校所谓“新游击战法”，不在于用武器，使敌方无法检查，不需多数人，我方给养可减少而效力则甚大。利用科学作战，使敌之作战器材日渐减少，终于溃灭是也。他说：“游击战原为整个战斗指挥中一种有价值的辅助作战方法，其所注重的并非完全对于敌人之主力，而在对于敌人后方联络之作战。游击战不在乎人数之众，及队伍之密集，但应以使用专门人员及突击为标准。”在武汉战争的重要阶段，百里曾对我们说：“军事上守据点，我们只能以‘时间’与‘数量’来推测断定如何如何，就不合军事学校的原则。敌人以最大力量来攻，我们也以最大力量来守；其次是时间问题，谁能支持到最后的时间，即谁胜利。”

百里先生不是幻想的乐观派，也不是虚妄的悲观派。他是从抗战过程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他是要年轻一代在战争中锻炼自己。

德国顾问团走了，有的着急地问他：我国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无大用处，走了也罢。他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原来聘用德国顾问这一件事，是想在国际地位中建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百里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单是德国专有，英美苏法，俯拾即是，倒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军事基础的观念可宝贵，我们应当体会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有能力，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力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的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建设停滞下去。”

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地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的，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地向他们儿孙演讲着。”

他又说过，这次抗战中间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

百里又说：“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蒋百里（1882-1938），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先后辅佐过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1936年，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过重要作用。1937年日军侵华，蒋百里积极投身抗战。蒋百里是抗日战争的预言家，准确预断日军侵华日期和路线；是抗日持久战的首倡者——“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是抗日的死硬派——“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曹聚仁著新星出版社）